不管是温情的还是敌意的，在每次神经症的治疗中都会以粗略的性的形式出现移情，尽管这既非医生或病人所渴望的，亦非他们所诱发的，但在我看来，这个事实往往是最不可或缺的证据，即神经症的驱动力量的根源就在于性生活。这个论点从未受到过任何应有的注意，因为假如它受到了人们注意的话，那么，在这个领域中的研究就不会留下任何其他公开的结论。就我而言，这个论点一直是一个决定性的论点，而且是精神分析研究的更具有特殊意义的发现。
对于我关于神经症性病源学的论点，甚至我的较亲密的朋友们也不欢迎，这样一来倒有些安慰作用——因为在我这个人的周围迅速地形成了一个真空——人们都认为我正在为一个新的和原创的观点而进行战斗。但是，有一天，某些记忆涌上了我的心头，这些记忆扰乱了这种令人高兴的念头。但是，作为一种交换，这种记忆却使我真正领悟到人类创造活动的过程和人类知识的本性。过去一直由我来承担责任的这个观点绝不是起源于我的。那是由三个人传授给我的，他们的意见受到我最深切的尊重——他们是布洛伊尔本人、沙可和克罗巴克（Chrobak）。后者是大学的妇科医学家，也许是我们所有的维也纳医生中最优秀的。这三个人都传授给我一些知识，严格地说，他们自己并不具备这些知识。当我后来向他们提起这个事实时，其中两人否认这样做过；而第三位（伟大的沙可），如果我能再见到他的话，或许同样会予以否认。但是，这三种相同的意见我虽然听到了，却没有弄明白，多年来在我心中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直到有一天，这三种意见才以一种明显的原创发现的形式苏醒过来。
当我还是一名年轻的家庭医生时，有一天，我和布洛伊尔一起在城镇里走着。这时，有一个人突然走上前来，他显然有急事要和布洛伊尔说话，我落在后面。那人一离开，布洛伊尔就以他那友好的、讲授的方式告诉我，这人是他的一位病人的丈夫，向布洛伊尔提供了关于她的某些消息。布洛伊尔补充说，这位妻子在社会上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行动，以致她被送到布洛伊尔这里作为一种神经症病例来治疗。他得出结论认为：“这些事情往往是幽会的秘密（secrets d’alc ve）！”我惊奇地问他是什么意思，而他则通过向我解释幽会场所（alc ve，即婚床）这个词作为回答，因为他并没有认识到，他所陈述的这件事对我来说有多么不同寻常。
几年之后，在沙可举行的一次晚会上，我碰巧在这位伟大的老师身边站了一会儿，当时他好像正向布罗阿代尔讲述一件非常有趣的、在他白天工作时发生的事。我没有听到故事的开始，但是我的注意力逐渐被他所谈的吸引住了：一对来自东方远土的年轻夫妇——女的患有严重的疾病，而男人则在性方面要么无能，要么极端笨拙。我听到沙可反复地说：“继续努力，我相信你，你会成功的。”说话声音较低的布罗阿代尔一定是表示了他的惊异，像这位妻子这样的症状居然可能是由这样的情境引起的。因为沙可突然很激动地喊叫起来：“但是，在这种病例中往往总是生殖器的问题——总是，总是，总是。”当时他两臂交叉在胸前，用他自己特有的生动方式，踮起脚尖上下跳跃了好几次。我感到在那片刻我被惊异得几乎麻痹了，我自言自语地说：“噢，但是如果他知道了这种事，他为什么从未这样说过呢？”不过这种印象不久便被遗忘了；对癔症瘫痪的脑解剖和实验归纳吸引了我的全部兴趣。
一年以后，我作为神经性疾病的讲师在维也纳大学开始了我的医学生涯，并且在所有和神经症的病因学有关的事情上，我仍然像人们所预料的一个受过大学训练的有前途的大学生那样无知无识和天真无邪。一天，我从克罗巴克那里获得一条友好的消息，要我为他接待一位女病人，因为他新任一所大学的教师，不能抽出足够的时间。我在他之前到达病人家中，发现她遭受着无可名状的焦虑困扰，只有当她每日每时最精确地得知她的医生的消息时，才能使她减轻痛苦。当克罗巴克到达后，他把我拉到一边说，这位病人的焦虑是由于这个事实，虽然她已结婚18年了，她却仍旧是个完全的处女（virgo intacta），丈夫是绝对的性无能。他说，在这类病例中，医生是无能为力的，除非用他自己的声誉保护住这个家庭的灾难，并且忍耐下去，如果人们耸耸肩对他说：“要是这么多年后他仍然治不好她，那是他的不中用。”他补充说，对于这样的疾病的唯一处方我们都很熟悉，但却无法开出来。上面写着：
R Penis normalis（使阴茎障碍恢复正常）
dosim（的药剂）
repetatur！（反复练习）
我从未听到过这样的处方，而且总想对我这位善良的朋友的讥诮而摇头。
当然，我没有泄露这种可耻的观念来自名门显贵以使其他人为此负责。我非常清楚地知道，仅用匆匆一瞥就表达出一种观念是一回事，而认真看待它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也就是说，从字面上看待它，在面临每一矛盾的细节时探究这种观念，并且使它在被人们接受的真理之中占有一席之地，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就是偶然调戏和负有其全部责任和困难的合法婚姻之间的不同之处。“和一个观念结婚”（Epouser les ideoes de...），不管怎么说，在法语中都是并非不同寻常的修辞手法。
在由于我的研究而添加到宣泄法当中去，并且把它迁移到精神分析中去的其他新因素中，我可以特别提到压抑和抵抗（resistance）的理论，对幼儿期性欲的承认以及作为潜意识知识的一个来源的梦的解释和开拓。
压抑理论当然是我不依赖于任何其他来源而得出的。我并不知道任何可能会向我提到这个理论的外部印象，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这一理论完全是首创性的，直到奥托·兰克（1911a）给我们看了在叔本华（Schopenhauer）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的一段话，在这本书中，这位哲学家寻求对精神错乱做出解释。他在书中所说的关于反对接受一种痛苦现实所做的斗争，竟然和我的压抑概念如此完全一致，以至于我把这次做出发现的机会归于我的知识不渊博。但是，其他人读过了这篇文章就过去了，并没有做出这种发现，要是我在年轻时更喜欢阅读哲学著作的话，或许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我身上。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便放弃了阅读尼采著作的嗜好，存心想在精神分析中获得的印象方面不受任何预期观念的妨碍。因此，我曾做好准备——并且对这样做感到很高兴——要放弃在许多情况下对一切优先权的要求，在这些情况下，艰苦的精神分析研究只能确证这位哲学家通过直觉所认识到的那些真理。
压抑理论是精神分析的整个结构建立其上的基石，它是精神分析最重要的一部分；不过，压抑理论不是别的，而是对一种现象的理论阐述，如果我们没有诉诸催眠就对一个神经症患者进行分析，那么，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经常观察到这种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会发现对分析工作的一种抵抗，并且为了阻挠分析工作而求助于一种记忆的丧失。若使用催眠就一定会把这种抵抗隐藏起来；因此，精神分析本身的历史只是从不使用催眠这项新技术才开始的。这种抵抗与某种健忘症相一致，对于这个事实进行理论上的考虑，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我们得出潜意识心理活动的观点，这是精神分析所特有的，也使它和关于潜意识的哲学思辨十分明显地区别开来。因此可以认为，精神分析的理论是试图说明两个惊人而又出人意料的观察事实，只要试图把一个神经症患者的症状追溯到他的过去生活中的起源，那么，两个事实就会出现：这就是移情和抵抗这两个事实。承认这两个事实和把它们当作研究的出发点的任何研究路线都有权自称是精神分析，即使它所得到的结果和我自己的并不一样。但是，任何一个人如果坚持自称是精神分析学家，却对这个问题采纳其他观点，而躲开这两种假设，那么，他也难以逃避通过尝试性的表现而滥用所有权的谴责。
如果任何人想把压抑和抵抗理论放在这些前提中，而不是放在精神分析的发现中，那么，我就会最强烈地反对他。这样一些具有心理学和生物学普遍性质的前提确实存在，而且在某个其他场合考虑到这些前提将会是有用的；但是，压抑理论却是精神分析研究的产物，是从无数的观察中合理地抽象出来的理论推断。
这种理论的另一产物是关于幼儿性欲的假说。然而，这是较晚时期才提出来的。精神分析在尝试性研究的早期并没有考虑到这样的事情。最初观察到的仅仅是，当前经验的作用必须追溯到过去的某件事。但研究者们往往发现一些他们所预料不到的东西。人们愈来愈被拖回到过去；最终人们希望能在青春期停止，人们通常认为性冲动在这个时期才会唤醒。然而，这全都是徒劳；这些痕迹一直追溯到童年，乃至它的更早期。在这条道路上必须克服对这门年轻的科学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种错误思想。由于受沙可关于癔症的创伤起源观点的影响，我们很容易倾向于把病人的陈述作为真实的和在病因学上有意义的来接受。在病人的陈述中，他们把症状归之于童年的最初几年中那些消极的性经验——直截了当地说，归之于“诱奸”（seduction）。当这种病因学在确实可以肯定的情况中受其自身的不可能性和矛盾性之压而破灭时，最初的结果便是无能为力的迷惑不解。精神分析通过正确的通路追溯到这些幼儿的性创伤，但这些创伤却是不真实的。现实的坚实基础已经消逝了。到那时我会乐于放弃全部的研究。正像我所尊敬的前辈布洛伊尔，在做出他那个不受欢迎的发现时已经做过的那样。或许我之所以坚持，只是因为我不再有任何选择，因此也不能重新开始任何其他事情。最后得出的想法是，一个人毕竟没有权力绝望，因为他已经在自己的期待中受过骗；他必须修正那些期待。如果癔症患者把他们的症状追溯到虚构的创伤，那么，出现的这个新的事实简直可以说，他们是在幻想（phantasy）中创造出这些情景的，而且这种心理现实需要连同实际现实一起加以考虑。在这种想法产生之后不久我们便发现，这些幻想打算隐匿儿童期头几年的自体性欲活动（autoerotic activity），对这种活动加以修饰并把它提到一种较高的水平。现在，儿童的全部性生活才开始从这些幻想的背后出现。
伴随着儿童期初年的这种性活动，个体的遗传结构也开始它自身的活动。在这里，素质和经验是以一种不可分解的病因学统一体而联结起来的。因为素质对印象起夸张作用，要不然这些印象就会完全是司空见惯的，而且丝毫不起作用，由于这种夸张，这些印象便成为引起刺激和固着的创伤；而经验则唤醒了素质中的诸因素，要是没有这些因素，素质就可能会长期潜伏着，或许永远也不会发展起来。对创伤的病因学这一主题的最后说明，是后来由阿伯拉罕（1907）做出的，当时他指出，儿童所特有的性结构，确实被认为是会引起一种特殊的性的经验——这就是“创伤”。
开始时，我对幼儿性欲的陈述，几乎完全是以对追溯到过去的成人的分析发现为基础的。我没有直接观察儿童的机会。因此，几年以后，当我通过对非常幼小的儿童进行直接观察和分析，几乎能够证实我的全部推论时，这可以说是一次非常大的胜利——当一个人逐渐认识到，这种发现的实质竟然是，他确实应该为他已经做出的这个发现而羞愧时，这个胜利才失去了它的一定量值。一个人越是对儿童进行这些观察，事实就越会不证自明；但是，对于人们费了这么大劲竟没有看出这些事实，人们也会感到愈加惊异。
然而，对于幼儿性欲的存在及其重要性的如此确信，只能通过分析的方法，通过把神经症患者的症状和特殊性追溯到它们的最终来源才能获得，因此，对它们的发现会解释其中能够解释的一切，并且使可以改变的一切都得到改变。我能够理解，就像荣格最近所做的那样，如果首先形成关于性本能实质的一个理论概念，然后在此基础上寻求解释儿童的生活，那么，我们就会得出不同的结果。这种概念一定会任意地或者根据一些不相关的考虑而被选择出来，并且对于人们寻求加以应用的这个领域，会冒着证明它是不恰当的危险。确实，分析的方法也往往会引起关于性欲及其与个体全部生活的关系的某些极端困难和晦涩难解之处。但是，这些问题并不能通过思辨而得到解决；而必须等待通过其他观察，或者通过在其他领域的观察来解决。
我需要对梦的解释做一点说明。释梦是作为我所采用的技术革新的一些最初成果而出现的。当时，我追随着一种模糊的预感，我决心用自由联想代替催眠术。我对知识的渴望在开始时并没有指向理解梦。对于把我的兴趣吸引过去，或者用任何有帮助作用的期待鼓舞我的任何外界影响，我一无所知。在布洛伊尔和我中断会面之前，我刚好有时间告诉他一句话，我现在懂得如何解释梦了。既然这就是该发现产生的原因，那么，随后在梦的语言中的象征主义（symbolism）就几乎成为我所获得的最后一项成果，因为梦者的联想对于理解象征几乎没有什么帮助。在从书中寻找关于这些象征的信息之前，我已经养成了总是研究事物本身的习惯，因此，在我受施尔纳（Scherner）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影响之前（1861），我已能够自己确定梦的象征作用。只是后来，我才开始对梦的这种表现方式大加赞赏。这部分是通过斯泰克尔的著作的影响，他最初做了这样一些令人赞誉的工作，但以后则完全走向迷途。在精神分析的释梦和在古代就实践过和受到过如此高度尊敬的释梦的艺术之间的密切联系，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后来，我发现了我的梦理论的主要特征和最重要的部分——是一种内部冲突，一种内在不真实的梦的歪曲的衍生物——说真的，这是在一个对医学一无所知，虽然不是对哲学一无所知的作者中发现的，他就是著名的大师波普（J. Popper），他曾以林库斯的名字发表了《一个实在论者的幻想》（18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