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让我们回到儿童“性发展”的问题上来。因为我们一直给予性生活的肉体方面比精神方面更多的关注，所以就这个问题需要做一些补充说明。儿童最初的对象选择是源于对援助的需求，这种对象选择行为需要我们做更深入的研究。他最初的选择是直接指向照顾他的那些人，但很快就集中指向他的父母。正如我们对儿童的直接观察和后来对成人的分析考察中所了解到的那样，儿童与他们父母之间的关系并非丝毫不伴有性兴奋因素的。儿童把父母双方，尤其是其中一方，当成是自己性爱欲望（erotic wishes）的对象。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通常遵从来自父母的暗示，而父母的柔情常常带有明显的性活动特征，尽管这种性活动的目标受到了禁制。通常是父亲偏爱女儿，母亲偏爱儿子；而孩子对此做出的反映是：如果他是个儿子，就希望能取代父亲；如果她是个女儿，就希望能取代母亲。在这种亲子关系中，以及由此引发的兄妹关系中所激起的情感不仅是积极的和充满爱慕的，也有可能是消极的和充满敌意的。由此而形成的情结注定在很早就受到了压抑，但它仍会在潜意识中继续产生很大而持久的影响。由此可以推断，这一情结及其衍生物构成了每一种神经症的“核心情结”（nuclear complex），估计它在心理生活中的其他领域也是相当活跃的。关于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王的神话几乎完完全全地表达了幼儿的愿望，这种愿望后来遭到“乱伦阻障”（barrier against incest）的反抗和排斥。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也同样植根于乱伦情结的土壤，只是披上了更巧妙的伪装而已。
当儿童仍然受到未被压抑的核心情结支配时，他的那种大有性意味的精神活动便开始了。他询问婴儿来自何处，根据他所看到的迹象，猜测到比成人想象的真实情况还要多。他的这种探究的兴趣通常是由一个新生儿的降临给他带来的真正威胁而引发的，这个新生儿被他看成一个竞争对手。在受到其自身起作用的那部分本能的影响，他得出了一系列幼稚的性理论——如认为两性都有男性生殖器，或者认为婴儿是母亲吃饭时怀到腹中，在排便时生出来的；或者把性交看成是敌对的行为，看成一种暴力的征服。但是，由于他的性器官构造的不完善，以及他对女性性通道的隐秘性特征的知识匮乏，这位幼小的探索者一定会以失败而告终。这种幼稚的探究本身，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的幼稚性理论，在决定儿童性格的形成和其后的任何神经症的内容方面都具有极重要的作用。
儿童把他的父母当作自己第一个爱的对象，这是不可避免的和完全正常的。但是，他的力比多不会始终固着在这最初的对象上；以后，他只是把父母作为一个原型，并且当他们最后选择对象时机到来时，他会逐渐从父母身上转向旁人。因而，如果一个儿童的社会适应不会面临危险，那么儿童与其父母的这种分离就是一项不可避免的事。当压抑在各种本能成分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或者后来当父母的影响有所松懈时——这些影响是压抑中能量消耗的根本原因——教育的任务就会遇到极大的难题，而在当前，这种难题总是不能以一种理解和不会引起反对的方式来加以解决。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不要认为，这些关于儿童性生活和性心理发展的讨论使我们偏离了精神分析和治疗神经性疾病的主题。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把精神分析治疗看成是旨在消除这些童年残迹的教育工作的序幕。
第5讲
女士们，先生们：
随着对幼儿性欲的发现以及把神经症症状追溯到性本能的成分，我们就神经症的性质和目的方面得出了一些出乎意料的结论。我们发现，由于外部的障碍和内部的不适应，人们的性需要的满足在现实中受挫，因此就患病了。我们还发现人们继而遁入疾病，以便在疾病的帮助下得到一种满足，以取代那种受挫的满足。我们认识到，病理症状构成了患者性活动甚至整个性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我们发现从现实中退缩（withdrawal）回来既是患病的主要目的，也是疾病所造成的主要危害。我们推测患者对康复的抵抗绝不是一件单纯的事情，而是包含着好几种动机。不但患者的自我反对放弃压抑，因为自我是利用压抑才从其最初的心理倾向中提升出来，而且性本能也不愿放弃这种替代性的满足，因为不知道现实能否为它们提供更好的满足方式。
从不满意的现实逃向伴有生物性损伤的、我们所说的疾病状态（虽然疾病从来不会给患者带来即时的快感），这种逃遁发生于退化、退缩和返回性满足不受阻碍的初始阶段这一条道路。这种退缩表现出一种双重性：一是时序性退缩，即力比多或性需要返回到时间上更早的发展阶段；二是形式性退缩，即在表现这些需要时运用原始的、最初的心理表达方式。但这两类退缩都是指向竞争的，而且在带来性生活的幼稚状态方面是统一的。
你对神经性疾患的病因挖掘得越深，你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揭示了神经症与人类心灵中的其他产物，包括与那些最有价值的产物之间的关系。你可能会领悟到，我们人类有着高标准的文明，却又承担着内心压抑所造成的巨大压力。我们普遍地发现现实并不令人满意，出于这个原因便热衷于一种幻想的生活，从中我们编织出种种愿望满足的情景来弥补现实中的缺憾。这些幻想中包含大量的构成一个人人格的真正要素和那些涉及现实而被压抑的冲动。有能力和有成就的人是那些能够凭自己的努力把愿望的幻想转变成现实的人。如果由于外部世界的抵抗和个人自身的弱点而使这种努力遭到失败，他就开始逃离现实而退缩到那个更令其满意的幻想世界中，而幻想世界中的内容就会转化成其患病时的症状。如果在有利的条件下，他仍然可以找到一条从幻想返回现实的道路，而不是以倒退回幼儿期来永远与现实隔绝。假如一个与现实冲突的人拥有艺术天赋（对我们来说，这仍是个心理学的难解之谜）他就可以把他的幻想转化为艺术创造，而不是转化成症状。以这种方式，他就能逃脱神经症的厄运，而且通过这种迂回的道路重新获得了与现实的联系（兰克，1907）。如果对现实世界的抗争不断，而又在可贵的艺术天赋方面匮乏或有缺陷，那么不可避免地，作为幻想源泉的力比多就会走上倒退的道路，重演幼儿时的愿望，并以神经症告终。寺院曾经是那些对生活感到失望、或觉得无力面对生活的人的避难所，而如今神经症已取代了寺院的位置。
现在让我讲一讲对神经症的精神分析探索所获得的主要发现。神经症患者并没什么与健康人不同的、独特的心理内容。或者，正如荣格所说的那样，导致神经症的那些情结也就是我们健康人与之斗争的那些情结。至于这场斗争是以健康告终，或以或神经症告终，还是以一种补偿性的成就优势告终，那就取决于定量（quantitative）的考虑，取决于相互冲突的力量的对比。
女士们，先生们，我还未来得及告诉你们证实我们关于神经症中性本能力量运作这一假说的最重要的观察。在对神经症患者的每一次精神分析治疗中，都会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我们称之为移情。也就是说，患者会直接对医生产生一定程度的柔情（不时混杂着敌意），这种情感并非建立在他们真实关系的基础上，正如它出现时的每个细节所表明的那样，它只能追溯到已成为潜意识的病人的那些过去幻想中的愿望。患者所无法回忆的一部分情感生活又在他与医生的关系中重新体验到了，而且也只有在移情中的这种重新体验才能使他相信潜意识性冲动的存在及其力量。借用化学上的比喻来说，他的症状就是在爱（用这个词最广义的含义）的领域中早期经验的沉淀物，只有在移情体验的加温过程中，这种沉淀才会溶解并产生出其他的精神产品。在这类反应中，我可以从费伦茨（1909）那里借用一个恰当的词，那就是医生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他把这一过程中释放出来的情感暂时吸引到自己身上。对移情的研究也能为你提供理解催眠暗示的钥匙，我们最初曾把催眠暗示（hypnotic suggestion）作为一种技术手段来考察患者的潜意识。那时我们发现催眠术有辅助治疗的作用，却妨碍科学地理解这些事实；因为它清除了某些领域的心理抵抗，并在这一领域的边缘上筑起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墙。另外，你们不要认为移情现象（遗憾的是，关于这一现象，我今天能告诉你们的实在太少了）是在精神分析的影响下才制造出来的。如同患者和医生的关系一样，移情是在人际关系中自发产生的。无论在哪里，移情都是传递治疗影响的真正媒介；而且你对它的存在了解得越少，它的作用就越大。因此，精神分析并没有创造移情，而只是使它呈现于意识之中，并获得对它的控制，以引导心理过程达到理想的目标。然而，在结束移情这一主题之前，我必须强调这样一个事实，移情现象在不仅为患者而且为医生提出一种信念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我知道，我的所有追随者的确是根据他们在移情方面的经验才相信我关于神经症病因的主张的。而且我很容易理解，在一个人实施精神分析并亲自观察到移情的作用之前，谁也不会做出如此肯定性的判断。
女士们，先生们，我认为，从理智上讲我们必须考虑到有两个特殊的障碍，使人们不易承认精神分析观点的价值。首先，人们不习惯把决定论严格而普遍地应用到心理生活中。其次，他们对区分潜意识心理过程和我们所熟悉的意识过程的特殊性一无所知。对精神分析工作最普遍的抵抗之一都能追溯到第二种因素（即潜意识），这对病人和健康人都是一样的。人们害怕受精神分析的伤害，害怕把被压抑的性本能召回到患者的意识中，好像含有一种危险，会压服其高尚的道德倾向和剥夺其彬彬有礼的习尚。人们注意到患者的心灵中有一些痛疤，但是不敢触及它们，怕加剧他的痛苦。我们可以接受这种比喻。如果这样做只能引起疼痛，那么无疑不去触碰这些伤疤更为仁慈。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如果一个外科医生想要采取一些积极措施，他认为这样做会产生永久的疗效，那么他肯定会检查和对付疾病的病灶。只要达到了最终的疗效，只要患者暂时的痛苦会换来长久的康复，那么没人会因为检查时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痛苦或手术所造成的各种反应而责怪医生。精神分析的情况与此相似。如同外科一样，它也可以做出声明：患者在治疗中痛苦加剧的情况要比外科医生所造成的痛苦轻得多，而且相对于隐藏的疾病的严重程度而言根本算不了什么。另一方面，人们如此害怕的最终后果——从压抑中释放出来的本能会导致患者文化性格的崩溃——是完全不会发生的。因为这种惊恐与我们从经验中所获得的确凿无疑的知识完全不符——即愿望冲动的精神力量和肉体力量，一旦对它们的压抑失败，那么它们在潜意识中要比它们在意识中强大得多。所以使这些力量进入意识只能削弱它们，潜意识的愿望不受任何影响，也不受任何相反倾向的奋力驱使，而有意识的愿望则受一切意识到的愿望和反对它的愿望的掣制。因此，精神分析的工作本身就是一些最高尚、最有价值的文化倾向，本身就能更好地替代不成功的压抑。
那么，由精神分析所释放的潜意识愿望又会成为什么呢？通过什么途径我们才能成功地使它们不对患者的生活造成伤害呢？这样的途径有几条。最常见的结果是，当精神分析工作正在进行时，这些愿望被反对它们那些更好的倾向的理性心理活动所驱逐。可用这些最佳的方法以谴责判断（condemning judgement）来取代压抑。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们必须放弃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起源于自我发展早期阶段的那些影响。因为个体在那时尚未完全发育成熟，还十分软弱。因此他过去只能成功地压抑那些无用的冲动。现在他已成熟和强壮，他可能会完全成功，他征服那些敌对的冲动而无伤于自己了。
精神分析工作的第二个结果是，分析所揭示出来的潜意识本能有可能被用于更有用的目的。如果发展不被阻断的话，这种目的很早就能被发现。因为消除竞争的愿望冲动绝不是发展的理想目标。由于压抑，神经症患者已牺牲了许多心理能量的资源，而这些能量的贡献本来对他们性格的形成和生活行为具有重大价值。我们还了解到一个目的更加明确的发展过程，叫做“升华”。在升华过程中，幼儿愿望冲动的能量不会消退而会得到应用——各种冲动的无用目的被一种更高尚的、也许不再是性欲的冲动所替代。碰巧的是，性本能的这些成分才特别显著地能进行这种升华，可以把它们的性目标转化成一个更远大的更具有社会价值的目标。也许我们把最高的文化成就归功于以这种升华作用的方式释放的能量。早期未成熟的压抑使被压抑的本能不可能升华；祛除了这种压抑，通往升华之路才重新畅通。
我们一定不要忽视精神分析工作的第三个可能的结果。被压抑的力比多冲动的某一部分要求获得直接的满足，而且也应该在生活中找到这种满足。我们文明的标准使生活对于人类的多数群体都显得过于艰难。这些标准随后会加剧脱离现实并导致神经症。过分的性压抑，不会使人类获得太多的文化成果。我们不应把自己抬得太高，以致完全无视我们身上原始的动物性。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个人幸福的满足也是我们文明所必须具有的目标之一。性成分的可塑性通过它们的升华能力表现出来，这可能确实提供了一个很大的诱惑，即通过更彻底的升华而寻求获得更高的文化成就。但是，正如我们不能指望我们的机器把全部热量都转化成有用的机械能一样，我们也只能利用性本能的一部分能量以达到较高的目的。如过多的利用，其实是不可能成功的。对性欲施加过多的限制，非但无益，反而会带来各种祸端。
在结束讲演的时候，我要向大家提出一个警告，在你们看来这恐怕是有些夸张。我只是想通过讲给你们一个古老的故事，来间接地描述一下我的信念，我就不管你们怎样来看待它了。德语文学中经常提到一个叫做希尔达的小镇，镇上的居民会施展各种聪明巧计。据说，希尔达的居民拥有一匹骏马，它的健壮令居民们引以为自豪，只有一个美中不足的缺点——它每天要吃掉大量贵重的燕麦。居民们决定每天减少一点它的食量，直到使它习惯于完全节食为止，这样就可以慢慢地改掉它的坏毛病。有一段时间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马最后的食量达到了每天只吃一根燕麦，甚至接下来就可以什么也不吃了。第二天早晨，希尔达的居民发现这可恨的牲畜死掉了，但人们不知道它是为什么死的。
我们可以认定这匹马是饿死的，而且不可能期望一匹一点燕麦不吃的马去干什么活。
我应该感激你们的邀请，感谢你们专心致志地听我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