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认识论有兴趣的人可能发现，探索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借以成功地从科学中得出上述结论的途径——即诡辩论（sophistry）——是富有诱惑力的。无疑我们将会遇到类似于那些来自众所周知的科里特人（Cretan）的悖论（paradox）中的情况，科里特人说所有的科里特人都是撒谎者。但我既不希望也没有能力对这个问题做深入的探讨。我所能说的一切就是，只要这种无政府主义理论涉及关于抽象事物的看法，它听起来就具有神奇的优越性，但它向现实生活迈出的第一步就是不成功的。现在，人们的行动是由他们的观点和知识所支配的；正是这个同样的科学精神推测出原子的结构或人类的起源；设计了一座能够承受重物的桥梁结构。假如我们信仰的一切均无足轻重；假如根本不存在知识因与现实相符而相悖于我们的观念的情形，那么，我们就可以用硬纸片而不是用石头来造桥，就可以把催泪瓦斯而不是乙醚当作麻醉剂。但即使是这些理智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将强烈地否认他们的理论在实践上的这种应用。
另一个反对意见更要严肃对待，在此，我对自己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而深感遗憾。我想，关于这件事，你们比我了解得更多，你们大概早就立场分明，赞成或反对马克思主义了。马克思社会的经济结构的研究，关于经济体系对人类生活的每个方面的影响的研究，在我们的时代已经取得了无可否认的权威性。我当然无法说清楚，他的观点具体有多少正确性或错误性。我明白，甚至是那些比我受到更好教育的人也不易说清。马克思的理论中包含着令我奇怪的主张，诸如，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社会阶层的变化按一种辩证的过程相继产生。我想我还远不能认为这些主张是正确的；对我而言，它们听起来也不是什么“唯物主义”，相反，倒像是晦涩的黑格尔哲学的积淀物，毕竟马克思曾有一个时期受过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抛弃自己的外行看法，即社会的阶级结构起源于那些早在历史发端之际差异微小的部落间所发生的斗争。我是这么想的，社会差别最初是氏族或种族间的差别。胜利不仅取决于体质上攻击性的程度等心理因素，同时也取决于部落内部组织的牢固性以及诸如拥有优越武器等物质因素。生活在同一领土上，胜利者就变成了主人，而被征服者就成了奴隶。在这种情况中，找不到任何自然法则或概念化的（辩证的）进化迹象。另外，由于对自然力量的日益控制，人们对人类社会关系的影响也更有成效，因为人们总是让他们新近获得的有威力的工具，为其攻击行为效力，并且用以彼此斗争。金属——青铜和铁——的采用结束了那一整个年代的文化及其社会制度。我的确相信，正是火药和火器废除了武士制度和贵族统治；而且俄国的专制统治也早就注定要败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不管欧洲的皇室如何盛行近亲繁殖，也生育不出在火器的爆炸威力前能够刀枪不入的沙皇来。
由于大战之后爆发的经济危机，我们的确可能正为此付出我们最近才获得的对大自然的胜利即对天空征服的代价。这说起来不太好懂，但至少是可清晰地辨认出这根链条的第一个环节。英国政治所据的安全，从海洋所冲刷出的海岸中获得了保证。但是在布莱里奥（Bleriot）乘坐自己的飞机飞越海峡的时候，这种保护性的隔离状态就被打破了；而在德国人齐柏林（在和平时期的一次演习中）巡航于伦敦上空的那个夜晚，反德战争无疑已提前定局了。在这方面还不应忘记德国潜水艇的威胁。
我用上述极少的不充分的言论向你们谈及这个非常重要而且复杂的问题，这使我一直感到惭愧。我也知道，我并没有涉及任何对你们而言是新的东西。不过，我只想使你们注意到下述事实：人类与其对大自然的控制——他们从这种控制获得了打自己同胞的武器——的关系，也必然会影响到人类的经济活动。我们似乎远离了宇宙观问题，但我们不久就会言归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力量显然不在于它的历史观或以历史观为基础的对未来所作的预言，而在于它英明地指出了人类经济条件对其理性的、道德的和艺术的看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样就揭示了许多从前几乎完全被忽视的因果关系及其内涵。但不能假定，经济动机是社会中唯一决定人类行为的动机。不同的个体、种族和民族在相同的经济条件下表现各异，仅这个不容怀疑的事实就足以证明，经济动机（economic motives）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当谈论到活着的人的种种反应时，实在难以理解人们怎么能够忽视心理因素；因为这些反应不仅与经济条件的建立有关，而且，只有处于这些条件的控制之下，人们才能利用他们最初的本能冲动——如自我生存本能、攻击性、对爱的欲求和趋乐避苦的倾向。在较早的研究中，我还指出了超我提出的重要要求——这个“超我”（super—ego）代表着传统和过去的理念，而且将在一段时间里抵抗新的经济状况的刺激。最后，我们应该记住，大多数受到经济必然性制约的人也经历了这个文化发展——另一些人可能称为文明——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无疑受到所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但与有机物过程相比，它在起源上自然是独立于那些因素的，而且表现出完全有能力对其他因素施加影响。它转移了本能的目标，并促使人们开始反抗他们从前加以忍受的一切。而且，科学精神的日益强大似乎构成了它的一个基本部分。如果有谁能够详细地阐明这些不同的因素——如人类一般的遗传素质，人类的种族变异和文化变迁——在社会等级、职业和谋生能力的条件下彼此抑制和促进的情况，谁就能补充马克思主义，从而使它成为一门真正的社会科学。因为社会学所探讨的是人类的社会行为，故而它也只能是应用心理学。严格地讲，只有两种科学：一是心理学包括纯理论的和应用的，一是自然科学。
经济关系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一新近的发现使得人们跃跃欲试，要亲自运用革命的手段来引起经济关系的变革，而不是听任历史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既在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得到实现，便获得了一个宇宙观所具有的力量、自足性和非他性；但同时也获得了与其反对之物的不可思议的相似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最初是科学的一部分，也是建立在科学和技术之上的，但它却制造了一种对思想的限制，这种限制一如宗教昔日的冷酷。任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考察都被禁止，对其正确性的质疑遭到了惩罚，其方式与天主教会对异端邪说的惩罚如出一辙。马克思的著作作为一种启示的源泉，取代了《圣经》和《古兰经》，尽管它们与那些古老的经书一样，不乏矛盾和晦涩之处。
虽然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无情地抛弃了所有的唯心主义体系和幻想错觉（illusions），但它自身又产生了种种幻想，而这些幻想与前者相比，并没有减少其可疑性和不可证实性。它希望经过几代人的时间来改变人性（human nature），从而使人们在新的社会秩序中几乎亲密无间地生活在一起，而且将自觉地承担起劳动的责任。同时，它把种种社会必需的对本能的限制转移到别处去；把威胁所有人类组织的攻击性倾向移向外面；并从穷人对富人和如今的无权者对过去的当权者的仇视中寻找支持。但是，像这样的人性改造是根本不可能的。由于新秩序尚不完善并遭受外部的威胁，布尔什维克党人目前所煽起的群众的这股热情使人们无法肯定，在将来这种秩序就能建立并不再处于危险之中。就像宗教一样，布尔什维克主义不得不弥补其信仰者现在所蒙受的痛苦和生活的穷困，于是，它向人们承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那时，一切需要都将得到满足。这样的天堂无论如何将在今生，在地球上建立起来，并在可预见的时间里展示出来。但我们应该记得，犹太人——他们的宗教无视来生——也期望救世主降临人世；中世纪基督教徒曾很多次相信，上帝的王国近在眼前。
毫无疑问，布尔什维克主义必将对这些反对意见做出答复。它会说，只要人性尚未被改造，就有必要利用如今这些对他们有影响的方法。没有对教育的强制，没有对思想的限制，没有对武力的运用，直至流血，是不可能办得到的。如果我们不给人以你所称的“错觉”，将无法使他们默认这种强制。有人会有礼貌地问我们，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一切呢？这就把我们问住了。我想不出有什么妙计。我应当承认，这种实验的种种情境足以吓倒我和像我一样的人，从而不敢一试；但是，在这一方面，我们不是绝无仅有的人。有些活动家，一旦着手于他们的雄图大略时，就信仰坚定，绝无疑虑，更无凡人所具有的痛苦感。我们应该感谢这类人。因为他们，使创建一个新秩序的惊人实验目前正在俄国实际地进行着。当很多国家宣称他们只是在保持基督教的虔诚中期待被拯救时，发生在俄国的革命——尽管尚有许多令人不快的细节——却似乎不失为一种传递更美好的未来的信息。不幸的是，无论是我们的怀疑，还是另一方的狂热信仰，对如何揣测这个实验的结果，都未提供暗示。这个实验的未来会回答我们；它可能会表明：这个实验进行得太早了；要对社会秩序进行彻底改变，成功的希望渺小，除非新的发现增强了我们对自然力量的控制，从而使我们的需要更易得到满足。可能只有到了那时，新的社会秩序才可能既消除群众的卑俗需要，仅把注意力倾向于个体的文化需要。当然，即使到那时，我们仍然不得不与种种困难做斗争；人性的不驯服的特征，向所有的社会都会显示出这些困难。
女士们，先生们：
请允许我在结尾处，就上述有关精神分析与宇宙观问题的关系，做一个总结。我认为，精神分析没有能力创建自己的宇宙观。它并不需要自己的宇宙观；它是科学的一部分，故而能够遵循科学的宇宙观。但是，论述这种关系几乎不值得用如此宏大的标题，因为科学宇宙观并非包罗万象，它极不完善，也不认为是自足的，能建构种种体系。人类的科学思想仍然很幼稚；还有太多的重要问题尚无法解决。建立于科学之上的宇宙观，除了对外部真实世界的强调之外，其性质主要是消极的（例如，服从真理，拒绝幻想）。我们的同胞中，若有人不满于现状，要求获得比现在更多的暂时安慰的地方，他们尽可以到他们所能得到这种安慰之处去寻找。对此，我们无可指责，也帮不上忙；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他们而改变我们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