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为了把保留宗教教义的体系作为教育的基础和人类共同生活的基础而进行辩护的话，你现在就一定不会感到惊异了。这是一个实际问题，而不是一个现实价值的问题。既然为了保护我们的文明社会，我们不能把文明对每一个的影响推迟到每一个人都为接受文明做好准备的时候（但不管怎么说，许多人绝不会做好这种准备的），既然我们有责任把某种教义体系施加到正在成长的儿童身上，使这种体系将作为一种不容许批评的规律而在儿童身上发挥作用，因此在我看来，迄今为止宗教体系是最适合于这一目的的。当然，这恰恰是因为它的愿望满足（wish—fulfilling）和安慰作用，据此你才把它当作一种‘幻觉’来看待。鉴于发现任何与现实有关的东西十分困难——确实，鉴于怀疑我们是否能这样做——我们切记不要忽略这个事实，即人类的需要也是一种现实，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一个和我们有特别密切联系的事实。”
“宗教教义的另一个好处，在我看来，是它有一个特点，你似乎对这个特点特别持有异议。由于宗教教义容许对观念进行精炼和使之得到升华，这就使宗教教义能够消除它所载有的原始思维和童年思维的大多数痕迹。因而保留下来的是一种科学所无法反驳和无法予以反证的观念体系。你曾斥之为折中和妥协的宗教教义的这些改变使它能避免在未受过教育的群众和哲学思想家之间产生裂痕，并保持他们之间的这种共同联系，而这种联系对保护文明社会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有此作担保，就大可不必担心：人们会发现上层社会‘不再相信上帝’了。我自忖现在已经揭示，你的努力无非是想用另一种未经证明的、无情感价值的幻觉来取代一种业已得到证明的、有情感价值的幻觉。”
你不会发现我不接受你的批评。我知道想要避免幻觉有多么困难；或许我所承认的那些愿望也具有幻觉的性质。但是，我坚持认为，两者之间有一种区别。即使对没有幻觉的人，也不会施加任何惩罚，除了这个事实之外，我的幻觉并非和宗教幻觉一样，不能改正错误。我的幻觉并不具有妄想的特点。如果经验果真表明——不是向我表明，而是向那些追随着我而且和我想的一样的人表明——我们确实错了，那么，我们一定会放弃我们的期待。随便你们把我的意图当作什么。要想发现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是很困难的，对于这种困难绝不讳言的心理学家，往往借助于他在研究个体从童年向成年发展期间的心理过程时所获得的那一小部分知识，来努力评价人的发展。这样一来，心理学家就必然会有这种观点，即宗教可以和童年期神经症相提并论，他可以相当乐观地假设，正如这么多儿童从类似的神经症中摆脱出来一样，人类也一定能越过这个神经症阶段。这些来自个体心理学的发现可能还不完善，把这些发现应用于人类种族还不太合理，而且人类的乐观主义尚未形成，我承认你对这一切也无法确定。但是，一个人常常情不自禁地说出他想到的话，并且常常以此为根据地为自己辩解，即一个人不仅仅是因为这种观点的价值才不放弃它的。
有两个要点我必须再稍加详细地阐述一下。首先，我的论点的虚弱无力并不证明你的论点的强大有力。我认为，你是在维护一个已经一去不复返的事业。我们可以一如既往地坚持认为，人的智能和他的本能生活相比是虚弱无力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能是正确的。不过，关于这种虚弱无力还有一些独到之处。智能发出的声音是温柔轻细的，但是，直到人们听到了它的声音，它才会善罢甘休。经过无数次接连不断的挫折和失败，智能终将获得成功。这是使人对人类的未来抱乐观态度的少数论点之一，但它本身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论点。人们还可以由此而获得其他希望。千真万确，理智的至高无上在于，它有一个非常、非常遥远的未来，但却不可能是一个无限遥远的未来。你期望从你的上帝那里得到实现，它大概也会为自己提出诸如此类的同样目的（当然是在人类的有限范围之内——只要外部现实的必然性［Avaγхη］允许），这就是：人类的爱以及痛苦的减少。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宣称，我们的对抗只是暂时的，并非不可调和的。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些同样的东西，而你却比我和我这一边的人更不耐心，更不严密——我为什么不应该这样说呢？——更追求私利。你甚至想使天堂的极乐生活在你死后立即开始；你期待着这种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你不会放弃个体的要求。我们的上帝，理性的逻各斯（Λoγos） 将实现我们之外的自然所允许的这些愿望中的无论哪一个愿望，但是，他将非常缓慢地在无法预见的未来，为人类的新一代而实现这些愿望。他并不允诺为我们深受的生活之苦予以补偿，不论第一次尝试是否失败，也不管第一次替代能否证明站得住脚，在通往这个遥远目标的征途上，你的宗教教义就不得不放弃。你知道为什么：归根结底什么东西也阻挡不住理性和经验，而宗教向理性和经验提供的反驳则是相当明显的。只要宗教观念试图保留宗教的安慰作用，那么，即使一尘不染的宗教观念也无法逃脱这一命运。毫无疑问，如果宗教观念强迫自己相信有一个更高的精神存在，这个精神存在的性质是无法确定的，它的目的也是无法辨别的，那么，这些宗教观念就必将成为科学挑战的反证；但这样一来，它们也将丧失人们对它的兴趣。
第二，请你观察一下你对幻觉的态度和我对幻觉的态度之间的差异。你必须竭尽全力捍卫这个宗教幻觉。如果宗教幻觉受到怀疑——的确，对宗教幻觉的这种威胁是很大的——那么，你的精神世界就将全线崩溃。除了对一切都感到失望，对文明感到失望，对人类的未来感到心灰意冷之外，你终将一无所得。我，以及我们大家却从宗教幻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了。既然我们打算放弃相当一部分童年的愿望，因此，只要我们的一小部分愿望能变成幻觉，那我们就能忍受。
从宗教教义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的教育可能不会使人的心理实质发生太大的变化。我们的神，理性的逻各斯或许还不是全知全能之神，它或许只能完成他的祖先允诺的那一小部分愿望。假如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也只好无可奈何地接受。我们将绝不为此而丧失对世界的兴趣和对生活的兴趣，因为我们拥有一个你所缺乏的可靠支柱。我们相信，科学研究能使人类对现实世界有一定的了解，借助于这种了解，我们就能力量大增，而且根据这种了解，我们还可以安排我们的生活。如果这种信念是一个幻觉，那么，我们便处于和你一样的境地。可是，科学已经用她那丰富多彩的巨大成功向我们证明，科学并不是幻觉。科学有许多公开的敌人，更有许多暗藏的敌人，由于科学削弱了人们对宗教的信仰，并且威胁要推翻宗教信仰，因此，这些公开的和暗藏的敌人绝不会宽恕她。科学会因她授知我们甚少而受到谴责，会因她留下的无比巨大的研究领域尚未得到解决而受到谴责。但是，在这一点上人们往往忘记科学是何等的年轻，忘记科学之初曾经多么困难，忘记自从人类的智力强大到足以完成她所设置的各项任务的时间是何等短暂。在把我们的判断建立在如此短暂的时间方面，我们不会全都错了吧？我们应该把地质学家培养成我们这个样。人们常常抱怨科学的不可靠性——今天科学所宣布的一个规律常常被下一代当作错误的规律，并被一个新的规律所代替，而这个新的规律的公认的合法性也不会维持太久。但是，这种说法是不公平的，其中有一部分也是不正确的。科学观念的转变是发展，是渐进，而不是革命。一个最初被视为普遍有效的规律，却被证明是更全面一致性的一个特例，或者受到另一个直到后来才发现的规律的限制；一个与事实真相大体相似的事实为一个经过更细致地改头换面的事实所取代，反过来，这个新的事实又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有许多研究领域迄今尚未越过用假设进行尝试的研究阶段，而这些假设很快又由于不适当而不得不忍痛抛弃；但是，在其他领域中我们已经具备了确信无疑的和几乎无法改变的核心知识。最后，有人试图以某种激进的方式对科学所做出的努力表示怀疑。其根据是，受我们自身的组织机构的条件所限，科学研究除了导致主观结果之外，必将一无所获，而我们自身之外的大干世界的真正性质却仍然是难以发现的。但是，这显然是由于忽视了下述诸因素的结果，这些因素对于了解科学研究来说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首先，我们的组织机构——也就是，我们的心理结构（mental apparatus）——恰恰是在试图揭示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它一定在其结构方面认识到了某种程度的得计之处。其次，我们的心理结构本身就是我们意欲研究的这个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它也欣然准许从事这种研究。第三，如果我们把科学研究的任务局限于表明，由于我们的组织机构的某种特性的存在而使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是怎样的，那么，科学研究的任务就被完全抹杀了。第四，恰恰是因为获得这些发现的方式，科学的最终发现，不仅取决于我们的组织机构，而且取决于影响该组织机构的那些因素；最后，如果不考虑我们的感知觉心理结构，那么，关于世界的性质问题就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而毫无实际意义。
不，我们的科学绝不是幻觉。如果科学是幻觉，那么，人们就会认为，科学不能赋予的东西，我们可以从别的地方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