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笑了笑说：“今儿没口福，改天登门蹭顿饭，到时候婶子你可别小气哦！”
田玉凤是个话多直爽的西北妇女，她还想说什么，谢恒远却用严厉的目光将田玉凤制止了，随之将手中的饭盒塞给田玉凤，又抬起手向门外指了指，示意妻子出去。
我知道，谢恒远想必知道我来是和他谈工作的，不愿田玉凤在一旁听。
他不愧是老地下，养成了保守党的秘密的习惯。康城县公安局有条不成文的规定：谈工作时，家属亲人一律回避。
果然，田玉凤一走，谢恒远便开口了：“雪峰，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儿？”
我苦笑了一下，向他提出想见一见刘正。
谢恒远说：“见一见也行，你是一个政治上可靠的同志，给刘正讲讲党和政府的政策，让他早交代，争取宽大处理。记得上次陈子白露出马脚，就是靠你一句英语口令嘛，这次你也争取让刘正这个‘风神’原形毕露，想好对策没？”
“让陈子白原形毕露是老刘的主意，我顶多是执行罢了。”
“哦！看来敌人还是隐藏得很深嘛。”谢恒远尴尬地笑了笑，他点燃香烟，说，“从这一点，也充分说明刘正是潜伏在我们内部的特务。”
“为什么呢？”
“很简单嘛！刘正对陈子白十分了解，一个口令就让他漏了馅，这说明什么？刘正认识陈子白，知道他的习惯，这不是敌人是什么？再有就是朱武的死，大家都认为是一场意外事故，就他刘正觉得是他杀，这说明什么？能耐大还是别有用心？最后高伟强出现在我们视线里，王茂林和王晓兰父女露出了馅儿，刘正觉得事态严重了，他就抢在我们前面杀了他们灭口，以免自己身份暴露。这一切的一切都说明刘正是潜伏在咱们内部的敌人。雪峰啊，你还年轻，敌人很狡猾，切记不要被他们的假象所蒙蔽了。这样，我和你一起去。”
“谢局长，如果组织上信得过我的话，我想单独和老刘谈谈。”我试探性地问谢恒远。
“雪峰啊，不是组织上信不过你，现在形势严峻啊！我怕有些人利用你。
这不同于大学校园，也不同于省厅办公室，这可是一线战场，真刀真枪地同敌人干哦！我的大学生！”
“好吧，咱一起见。”
“先不急！”谢恒远拉着我坐了下来，替我倒了杯茶，和蔼地问：“有同志向我反映，说你在和刘惠英谈恋爱？”
我惊讶地说：“没有的事儿！顶多就是认识，普通朋友而已。”
谢恒远笑了笑，脸上露出满意的神情：“那就好，那就好！雪峰啊，你是省厅派下来锻炼的干部，是首长们重点培养的对象，前途无量啊！所以，你一定要在政治上站稳脚跟，千万不能因为个人感情耽误了大好前程哦。”
“局长说得对，我以后一定加强政治学习！”
“嗯，不愧是大学生，一点就通。对了，雪峰啊，你是苏北人？”
“对！苏北盐城人。”
“家里几口人？父母还好吗？听说你父亲是个老师。”
“我父亲在中学当历史老师，家里有母亲、祖母和两个弟弟。”
“嗯！书香门第出才子！难怪古处长那么器重你……有对象了吗？”谢恒远突然问道。
“我……还没呢，工作那么忙，那里顾得上谈这个事儿。”
“哈哈……你呀，你呀！我看是眼光高，看不上一般的女娃娃吧？也难怪，咱们康城县庙子小，容不下你们这些省城来的娃娃哦。”
“哪里的话，我还小，这婚姻……”
“你是省里来的同志，比地方的侦查员条件要好，所以嘛，找对象这个条件是要讲的，但最重要是政治过硬！”
“谢局长，我没想这么多，那么远。”
“好了，好了。”谢恒远一摆手，“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就喜欢讲点情调，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了，改天让你家婶子给你介绍一个。这里好姑娘一大把，都是政治过硬的好同志。侦查员的工作是苦，但总要成家立业嘛，这件事儿组织上替你把关了。”
我早听人说，谢恒远有王熙凤的风范，擅长人际关系，作风霸道，爱管闲事，常常给局里的侦查员“做媒”。谢恒远做媒的标准是政治第一，相貌第二，很少考虑两人的感情是否合适，用他的话来讲：感情要服从政治，结婚就是找个老婆过日子。
我轻声说：“谢谢局长，这事儿以后再说，咱们先工作吧。”
谢恒远大笑：“好！好！以后再说，你这娃娃！”
刘正被审查的房间没有窗户，只有一张木桌，一张木床。刘正端坐在床上，满地都是揉碎的废纸和烟头，在暗淡灯光的照射下，他显得那么苍老。
谢恒远走到刘正身边，语气平和地说：“老刘，你应该知道，组织上不会无缘无故地这样对你，我们现在还是想挽救你呀。所以，你要如实地向组织讲清楚自己的问题，争取一个宽大处理。何本贵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
刘正没有说话，睁着两眼盯着天花板想心事。
谢恒远自嘲地笑了笑，冷冰冰地说：“刘正，你不要抱着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你不开口，别人会开口，韩建兴会交代，韩福祥会交代，他们都主动交代了，你刘正就被动了。你毕竟在我们内部工作过，工作程序和政策是清楚的，自己好好想想吧！”
说完，谢恒远就走出了房间，他关上门，找了根凳子，坐在门口。
过了一会儿，刘正开口招呼我坐了下来：“是雪峰啊，坐！”话到此时，我们便不再言语了，长久地陷入一种沉默和沉思之中。桌上老刘那只旧马蹄表和我手腕上的英纳格，有声有响地走着，屋内弥漫着烟雾。
隔了许久，我鼓起勇气问：“老刘，您还好吗？”
“嗯！还好。”刘正的语气依旧平稳。
我发现刘正竟然老了许多，鬓边增添了几根白发。刘正苦笑了一下，这是一种侦查员特有的职业性微笑，任何人都休想从这位侦查英雄的神情中发现一丝一毫的沮丧和失落。刘正从桌上拿起烟斗，填上烟丝。我急忙凑上去替他点烟，不知是烟草受湿的缘故，还是我过于紧张，花了一段时间才点燃。
想着刘正家埋着电台和手枪，我的眼前浮现出邓招娣那双美丽的大眼睛，瞬间，我对老刘的信任被党性和理智代替。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冷冷地问：“老刘，我问您几个问题，您能回答吗？”
“说吧，有问必答。”刘正像福尔摩斯一样吸了几口烟斗，他的语气依旧严谨和成熟。
“你家里怎么会埋着电台和手枪？”
“你觉得我是隐藏在内部的特务？”
“不是我觉得，一切都靠事实和证据说话，这是你以前教我的。”看到刘正不能自圆其说，我的疑心更重了，目光中带着敌意，审视着他。
“这……嗯，我无法解释。”刘正无奈地回答。
“那韩建兴出现在凶案现场呢？”
“假如建兴是凶手，他会吓成这样？他不知道逃跑？傻等着你们抓他？”
“陈子白当时不也没有逃跑，还和我们套着近乎呢。搞不好，他和陈子白一样，装模作样做给咱们看的。”
“你！他连鸡都不敢杀，会杀人？谭雪峰，你能不能动动脑子想问题啊？
亏你还是个大学生！”
“不会杀鸡，会杀人。他手中可握着把勃朗宁手枪，子弹是打光了，全在高伟强和王晓兰身上。”
“这……我无法回答你，但我坚信韩建兴不会杀人。”
“你知不知道，我们在高伟强和王晓兰身上发现了‘飓风’小组的梅花文身，韩建兴也有。”
听了这话，刘正惊讶得目瞪口呆，半天才回过神来，说：“要说高伟强和王晓兰身上有文身，我相信。但建兴身上有，打死我也不信。他是我看着长大的孩子，和我生活了那么久，我从来没有在他身上发现什么特殊标记，这绝对不可能！”
“那你如何解释？”
“这！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你们要怎么想，那是你们的事儿！”
说着，刘正脸涨得通红，沉默不语了。
过了一会儿，我轻声说：“老刘，您……好好地配合组织的调查，早点交代问题，我……你……保重身体……走了。”
“雪峰。”刘正突然叫住我，“我只想对你说一句话，你侦破案件的时候，在没有事实作为依据以前，而妄下结论，将是一个很可怕的错误。感觉不正确的人，总是喜欢用事实去套自己固有的猜测，而不是按正确的方法得到事实来推导结论，看它能否吻合已得到的事实。”
“这是福尔摩斯说的话吧？”
“对！一切都让证据说话，让事实证明你的论点！”刘正显得那样地乐观和自信，“我想求你一件事儿。”
“有事您就说，别这么客气。”
“替我到看守所去看看韩建兴，这孩子被吓坏了，帮我照顾惠英，她脾气不好，容易犯浑！”
“放心！我一定照顾好他们！”
当我离开房间时，回头看见刘正在屋内来回不停地走动，就像福尔摩斯一样思考着问题。他垂着头，皱着眉，叼着烟斗，这是他的习惯，每当他陷入深思时总是这样。虽然他被隔离审查了，但我仍然感到，老刘依旧站在自己身边，甚至我的耳边时常听到他那低沉而有磁性的声音，我明白，他还在工作，在反复思考整个案件的前因后果，力图找出蛛丝马迹，解开这个不可思议的谜团。
“刘正说了什么没有啊？”谢恒远问我。
“没有，什么都没有。”我长叹一声，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办公楼。
夜深了，天空下着细雨。
我从看守所看望完韩建兴后，在大门口遇见了王雪琴。她心疼自家的男人，手里拎着韩建兴喜欢吃的饺子，在雨中整整站了三个小时。
王雪琴问：“谭同志，我家建兴还好吗？”
我叹了口气：“还是老样子，不过嫂子您放心，有医生照顾他，每天定时服药、输液，听肖克说，这种病有恢复的可能，主要是受惊过度。”
王雪琴哭泣道：“这是咋搞的？韩建兴连鸡都不敢杀，哪能杀人？何况王晓兰还是我表妹，高助理我们也认识，无冤无仇的……呜呜……也不知谁捣乱，在我家厨房埋了电台和手枪，简直和演戏一样啊！呜呜……八成是我舅舅……”
“什么？你舅舅？王茂林？”我惊讶地问。
“我……”王雪琴是一个憨实的农村妇女，她被我的问话吓得舌头仿佛被卡住一样，半天说不出话来，生怕因为自己嚼舌根，又给家里增添麻烦。
“雪琴嫂子，你不要有什么顾忌，有什么就说，保不定这会帮助建兴大哥洗清冤情。”我宽慰道。
王雪琴想了想，一咬牙说：“行！其实这都怪我贪财。王茂林是我远房表舅，平日我们两家没什么来往，顶多逢年过节串串门。前些日子，王茂林突然找到我，说他有点东西想存在我这里。我当时就问，什么东西啊？您不放在自己家里，反倒放在我这里。王茂林难堪地对我说，雪琴啊，舅舅也不瞒你了，你知道舅舅是单身，王晓兰是我抱养的闺女，现在她长大了，又同公安局的高助理谈婚论嫁，眼看舅舅又要一个人单过了。现在我想托付你办件事儿。我问，啥事啊？您尽管说。王茂林说，舅舅存了点私房钱，想等晓兰出嫁后找个老伴，我寻思着把这笔钱放在你这儿，你人老实，又是自己人，舅舅信得过。说完，王茂林就把一个银镯子和几块大洋送到我手中，说是给我出嫁的随礼。我瞧着王茂林怪可怜的，也贪恋这点财礼，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王茂林。第二天，趁家里没人，我让王茂林把东西埋在了我家厨房里，临走时，王茂林还叮嘱我，别给家人说，连建兴也要保密，说传出去怕人笑话。没想到，他埋的竟是电台和手枪，早知道这样，我就……呜呜……”
我问：“当时你为什么不向组织上反映这个情况呢？”
“我怕！连老爷子和福祥都被隔离审查了，谁还信这话啊？”
夜深了，在李闵强的办公室里，王雪琴正向古处长他们讲述王茂林的事儿。我没有担任记录员，自动回避了。
我坐在办公室里，望着窗外的细雨，不禁叹了一声：哎！这个无知的女人，根本不能判断事情的深浅，更无法知道自己的愚昧和贪婪，会带给家人这样的伤害。我细细地回想了整个过程，发现谢恒远的推论漏洞百出，结论确实不合理。刘正那句福尔摩斯的话，让我明白了一些事儿，对！重新梳理案情，不放过每一个细节。
23一切让证据说话
陈大妈告诉我，前不久，“茂记”相馆来了个带外地口音的男人。肖克说：“他们身上的图案不是文身……”砰的一声，油灯的灯芯被打灭了。张福生笑了笑：“……做了一条编号‘三一九’的狗，丢人哦！”
在我读书的时候，就很厌烦重复地做某一件事，在我看来，毫无意义。
没想到成为侦查员后，我会习惯于每天重复地干一件事儿，重复地出入案发现场，从中获得有用的线索。重复地对死者进行尸检，以便证明自己的观点，防止有用的东西漏掉；重复地与同一个人交谈，他可能是犯罪嫌疑人，可能是目击证人，也可能是一个与案件毫无关联的人；重复地与同事讨论案情，以便从中找到漏洞，或是巩固自己的观点，为下一步推理奠定坚实的逻辑基础等等。我对这种重复工作从厌烦到喜欢，最后成为自己工作甚至生活的一部分。
清晨，李东海去了县邮政局，向韩建兴的同事询问他的情况，这是一项重复的工作。胡铁柱在杜达山的陪同下，又一次到了驿站街，向四周的居民询问案发当日的情况，这也是一项重复的工作。肖克又一次走进了验尸间，再一次与王晓兰和高伟强进行“无声的对话”，这仍旧是一项重复的工作。
我和凌舒雅则回到“茂记”相馆，搜寻屋内每一个角落，它也同样是一项重复的工作。
傍晚，在专案组办公室里召开了案情讨论会，古处长和李闵强出席了会议。
急于替刘正父子洗清冤情的李东海，首先发了言：
“据邮政局的同志说，事发当天的清晨，韩建兴像往常一样，第一个到了邮政局，打扫完清洁，接完开水，就开始帮着同事分拣邮件。大约九点钟，韩建兴就骑着自行车去发送邮件了。在十点钟左右，邮政局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人说，驿站街‘茂记’相馆的王茂林有个包裹要寄出去，挺重的，让韩建兴赶紧去一趟。到十一点时，韩建兴回到邮政局，同事将这事儿告诉了他，大伙儿都劝他歇息一会儿，吃了午饭再去驿站街，可韩建兴是一个对工作热情负责的人，二话不说，骑着自行车就走了。”
李闵强问：“这事儿能确定吗？”
李东海说：“能！邮政局很多人都能证明。”
古处长说：“看来王茂林从一开始就和凶案有联系。铁柱，你呢？”
胡铁柱说：“陈大妈是王茂林的邻居，她在‘茂记’相馆对面摆了一个小烟摊。她告诉我，前些日子，‘茂记’相馆来了个带外地口音的中年男子，看上去和王茂林很熟，听说是王茂林的朋友。案发当天，这个中年男子来过相馆，还在陈大妈那儿买了包香烟。”
古处长问：“这个男子到相馆是在韩建兴之前，还是之后？”
胡铁柱说：“是在韩建兴来之前，因为陈大妈记得他进相馆时，韩建兴的自行车还没停在相馆门前。”
古处长问：“他什么时候离开相馆的呢？枪响之前，还是之后呢？”
胡铁柱说：“陈大妈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案发当天，第一个走进相馆的是高伟强，时间应该是上午十点半左右。不一会儿，陈大妈听见相馆里有人激烈争吵的声音，是一男一女，估摸着是王晓兰和高伟强两人。紧接着，这个说外地口音的中年男子走进相馆，这时，相馆里响起了枪声。陈大妈当时就愣住了，没过多久，韩建兴骑着自行车到了相馆，陈大妈已经瘫坐在地上，她恍恍惚惚地又听见了枪响。”
李闵强疑惑地说：“这么说，杀死高伟强和王晓兰的人，不一定是韩建兴，在他出现之前，相馆已经响起了枪声。”
我说：“政委，杀死王晓兰和高伟强的子弹，不是从韩建兴手中那把勃朗宁射出的。今天我同凌舒雅重新勘察了一遍凶杀现场，我们在墙壁里找到了两粒型号相同的弹头。”我从公文包里掏出两粒弹头，“这是驳壳枪的弹头，而高伟强配发的也是驳壳枪，我们至今没有找到高伟强的佩枪。”
“什么原因？”古处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