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坦率地谈到，与一些高水平的记者举行不供发表的内部谈心会，比和一批国会众议员和参议员一起开的会议，令人更为激动和更有收获。他认为，这些媒介人物具有超出平均水平的智力，他们在政治上大部分是自由派，实质上都是雄心勃勃，不全是为金钱而着重名誉地位的人物。在他看来，他们对普利策奖金，或在星期日发表一篇每周政治述评，比对上10万薪金有兴趣得多。他们为自己的职业自豪，面对他们所报道的未受过良好教育的政治家和商界人士，有时难免露出蔑视。报界一向认为他们是社会组成的一部分，美国的繁荣、富强、美国机构制度的健全、美国在世界范围首创精神的成就，都有他们一份功劳。当他们不得不提出批评时，他们是以球队成员的身份出现，所以新闻界许多人极力培养自己成为不随俗的人，以保持理想主义的、有独立见解的形象；他们不惜代价，自命为保护群众，不受肆无忌惮的官员的影响，正因为这样，他们大都是有影响的人物。
尼克松真正感受到美国新闻界的强大压力是在1952年，当时新闻记者们就基金问题对他发起猛攻，险些将他从副总统候选人的名单中排除出来。在信奉言论自由、同时新闻又极端商业化的国度里，新闻界和政治结合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它成为实现某一集团甚至某一个人的意志的工具。新闻界能量之大，表现在它既可以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捧成家喻户晓的英雄，也能以铺天盖地的舆论风波将一个事业蒸蒸日上的人彻底淹没。有鉴于此，尼克松一到白宫，就决心对新闻界对他及其政府的报道施加尽可能大的影响。
他认为，历任总统都未能把白宫很好地组织起来，并配备适当的工作人员来操纵新闻界，所以他要组织一个有效能的机构。在他授意下，霍尔德曼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组成了白宫宣传班子，霍尔德曼本人和科尔森是负责为尼克松进行宣传的主要策划者。尼克松深信，如果听任大多数记者和评论员自行其是的话，他们写起报道来就会对他不利。因此，应该采取一切手段，阻止他们表现自己的倾向化。他的宣传班子为此每回炮制出大量新闻稿、照片和社论等，并源源不断地发送到白宫记者的手中。但那些经常光顾白宫新闻中心的是一批人数很少的老油子记者，他们许多年来对采访历届总统已经厌倦了，所以他们总是压缩稿件的数量。考虑到这一情况，尼克松首次采用白宫系统地对广大民众进行宣传的办法，他的宣传班子奉命背着白宫记者向内地各家小报和小电视台赠送大量材料。
尼克松觉得文字记者比电视记者更有才智，更多思考，摄影记者却比文字记者更趋向于同情保守派，因此，他对得到“视觉报道”和“摄影报道的机会”考虑得很多。在他看来，电视所拍摄的某个事件、某群人或某个人的照片，可以防止记者发表歪曲的评论，何况观众只要看见照片，便能识别什么是真实的情况。
尼克松特别要求他的宣传班子做到的一点是，宣传新闻的方法要极为吸引人，因为有时候宣布新闻这一事情本身就能成为重要新闻，一些独特的词句或口号能吸引新闻编辑的注意力，如指责国会时说，总统需要应付的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信用卡国会”，把一些拨款提案称作“七匹特洛伊木马正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蹒跚地朝白宫移动”。按照惯例，新闻秘书在新闻室举行新闻发布会时，记者们可以提任何问题，但尼克松却对此作了两个限制。第一，电视记者不能拍摄新闻发布会的实况，也不能对大多数发布会进行录音；第二，新闻秘书并不一定非回答这些问题不可。
尼克松深知，有效控制新闻界的舆论导向，关键在于确定新闻报道的界限。白宫在哪些问题上该对新闻界避讳，哪些问题又该让新闻界大加渲染，尼克松都有明确的规定和指示。1970年2月，尼克松决定否决一个关于退伍军人的教育问题的提案，可他不愿意让人们看见他不同意向退伍军人拨款，便指示塔利希曼不要让电视转播这件事，并解释说：“你知道，一不小心就会上电视上得太多。必须考虑是把消息提供给报纸还是给电视台，因为重要的不是各位总统做了什么事，而是他们如何做这些事。正是每届总统的工作方式，使他的政府具有他自己的特征。显然，他是在考虑维护自己形象的问题。如果尼克松想要各家报纸刊登某一新闻时，他的新闻秘书罗思·齐格勒通常能把这一新闻内容灌输给各报的新闻版，即使齐格勒在某一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无法兜售他想要兜售的所有内容，他能把各通讯社的记者召到他的办公室，把他想要他们了解的东西告诉他们。
除了对新闻报道的内容进行控制外，尼克松还设法管制从事新闻报道的记者。他把新闻界分成两部分，其中较大的一部分是敌人。尼克松常说：“他们都恨我，因为我常常挫败他们。”他认为，记者们都是自由主义者，而他则是保守主义者；全国大多数人信赖的是他，而不是他们，新闻界不能容忍这一点，所以他们是他的不共戴天的仇敌。尼克松上任不久，就委派齐格勒等人整理出了一份友好和不友好记者的名单，依此对新闻界实行分而治之的办法。与白宫保持合作的报刊和记者会得到种种优惠，反之，则受到刁难。尼克松相信，对于那些对他进行了带有偏见的报道的记者，应该给他们以冷遇，把他们驱逐出去。作为总统，他是全国最大的消息来源，一个记者如果受到排斥，不能从白宫获得新闻，那他就陷入了困境，要不了多久，分配任务的编辑就会把他调走，另派一个能够搞到新闻的人来。
这种不公正待遇自然招致新闻界的不满。面对新闻界的攻击，尼克松很少正面予以回击，他觉得这种策略可用但要少用。使用者可能短期获胜，但长期来看还是新闻界持有最后发言权，他们永不会原谅他，因为他敢于和他们较量。而总统对付新闻界的最终武器是越过它直接与人民群众谈话。尼克松在1952年和1969年都曾运用这种策略成功地回击了新闻界对他的攻击。另外，他总是认认真真地准备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并通过各大电视台将他的讲话直接向民众广播，因为它可能具有极大的戏剧性效果。
尽管尼克松努力在新闻界内培养一批他的支持者，经常给他们提供消息，以便他们作有利于政府的报道，但他对新闻界仍然是存有戒心的。一则是他认为大多数新闻媒介与全国其他人的政治步调不一致。1952年艾森豪威尔以绝对优势中选，而《新闻周刊》的民意测验表示：50位全国知名的政治记者中绝大多数都向着民主党候选人艾德莱·史蒂文森。
1973年尼克松得到61％的选票，可是华盛顿记者中82%选麦戈文。二则是他认为总统和新闻媒介的关系是因为临时需要而结成的婚姻，不是出于真诚的爱情。一旦官方消息枯竭，记者的笔就再也不会写出好话来了。因此，尼克松自始至终对新闻界采取若即若离的策略。
他与新闻界保持一定距离的办法是，一般情况下避免宴请新闻界的一些人，因为最好的记者厌恶这种虚伪的讨好，而且也有记者会因为吃一顿饭而扣发一件否定总统的报道。另外，尼克松本应召开许多记者招待会，但他并没有召开那么多，他从不认为记者招待会越多就越好，最重要的是不要滥发消息而降低它的价值，只有在他已有充分准备，并有值得讨论的题目时，才召开记者招待会。并且他内心里不相信多举行记者招待会能改善他和新闻界的关系，尤其是当争执的问题是越南战争或水门事件时，双方的分歧业已形成，彼此都不会让步。
柒
临危受命的首相：丘吉尔
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爵士（Sir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1874年11月30日～1965年1月24日），英国首相，政治家、演说家，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领袖之一，带领英国获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
拥有传奇人生的首相
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带领英国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伟大胜利的民族英雄，是与斯大林、罗斯福并立的“三巨头”之一，是矗立于世界史册上的一代伟人。直到今天丘吉尔还被英国人看作是最伟大的首相之一，在2002年由BBC主办的“最伟大的100名英国人”票选活动中，丘吉尔高居榜首。
丘吉尔出身于声名显赫的贵族家庭。他的祖先马尔巴罗公爵是英国历史上的著名军事统帅，是安妮女王统治时期英国政界权倾一时的风云人物；他的父亲伦道夫勋爵是上世纪末英国的杰出政治家，曾任索尔兹伯里内阁的财政大臣。祖先的丰功伟绩、父辈的政治成就以及家族的荣耀和政治传统，无疑对丘吉尔的一生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在他成长为英国一代名相的过程中具有关键性作用。他们为丘吉尔提供了学习的榜样，树立了奋斗目标，也培育了他对祖国的历史责任感，成为丘吉尔一生孜孜不倦地追求和建功立业的强大驱动力。
丘吉尔未上过大学，他的渊博知识和多方面才能是经过刻苦自学得来的。他年轻时驻军于印度南部的班加罗尔，在那里有半年多的时间里他“每天阅读四小时或五小时的历史和哲学著作”。自那以后，丘吉尔从柏拉图、吉本、麦考利、叔本华、莱基、马尔萨斯、达尔文等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生物学家的著作中吸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这使他的思想更加深刻，人生信念更加坚定，也使他成长为“我们生活的时代里最杰出和多才多艺的人”。
丘吉尔的头上戴有许多流光溢彩的桂冠，他是著作等身的作家、辩才无碍的演说家、经邦治国的政治家、战争中的传奇英雄。他一生中写出了26部共45卷（本）专著，几乎每部著作出版后都在英国和世界上引起轰动，获得如潮好评，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各国广为发行，以致《星期日泰晤士报》曾断言：“20世纪很少有人比丘吉尔拿的稿费还多。”1953年，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他在一生中多次经历的议员竞选中，在议会的辩论中，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重要时刻，发表了许多富于技巧而且打动人心的演讲，给人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瑞典文学院在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说：“丘吉尔成熟的演说，目的敏捷准确，内容壮观动人。犹如一股铸造历史环节的力量。……丘吉尔在自由和人性尊重的关键时刻的滔滔不绝的演说，却另有一番动人心魄的魔力。也许他自己正是以这伟大的演说，建立了永垂不朽的丰碑。”S·席瓦兹院士在颁奖词中还说，“丘吉尔在政治上和文学上的成就如此之大，……此前从未有过一位领袖人物能两样兼备而且如此杰出。”
的确，为丘吉尔树立了永垂不朽的丰碑的不仅是他的作品和演讲，而且包括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反法西斯斗士的光辉业绩。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当选为议员，曾多次在内阁中担任要职。他经历了许多次政治上的升沉起伏，每次都以不屈不挠的努力，从不畏惧的斗志战胜艰难险阻而达到自己的目的，最终登上了光辉的顶峰，在英国处于历史危机的严峻关头，成为众望所归的政治领袖。连他政治上的对手也说：“丘吉尔是大家一致认为永远不能成为首相的人，可是他同样也是在这危急关头获得大家一致欢迎，认为是唯一可能出任领袖的人。”“人们不能不喜欢他，他的才能与朝气是无与伦比的。”
在通向胜利的漫长岁月里，丘吉尔在其演讲中多次发出战斗到底的誓言，表达了英国人民的心声。他说：“我们将永不停止，永不疲倦，永不让步，全国人民已立誓要负起这一任务：在欧洲扫清纳粹的毒害，把世界从新的黑暗时代中拯救出来。……我们想夺取的是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的生命和灵魂。仅此而已，别无其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丘吉尔在世人心目中已成为英国人民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的集中象征。《星期日泰晤士报》评论说：“今天，温斯顿·丘吉尔不仅是英国精神的化身，而且是我们的坚强领袖。不仅英国人，整个自由世界都对他无比信任。”
还值得注意的是，丘吉尔是有名的顽固反共人物。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在处理对苏关系问题上，他以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巨大勇气和高度灵活性，从英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完成了英国政治和他本人政治生涯中的重大历史性转折，毫不犹豫地与苏联结为盟国，使不同意识形态下的反法西斯力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结成了统一战线，从而保证了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斯大林称赞丘吉尔是“百年才出现一个的人物”。
此外，丘吉尔还可以称之为预言家、发明家、战略家、外交家。他早在30年代对未来战争中的一些重大技术发展所作的预见后来都变成了现实；他以超乎寻常的惊人敏感和极大的勇气，冒着和平主义浪潮的巨大压力和“在政治上几乎有被消灭的危险”，一天也不放弃向国人发出预言式的战争警告，使英国人做好了战争来临的精神准备。用雷达侦察来袭敌机的方法，是他在正式使用前4年就提出了对此问题的研究。他因动用海军经费改进和大量建造“陆地行舟”，使轮式装甲汽车演变成为威力巨大的现代坦克而被尊为“坦克之父”。他主持制订了“二战”中的许多战略计划。他亲自着意培育了在当时乃至后来左右世界政治格局的英美关系。
诡道——军事对抗的根本法则
“一切被称之为军事艺术杰作的战役都是策略战”，这是丘吉尔战争指导的一个信条，他认为，不管处于何种时代或在何种力量对比下进行战争，谋略都是克敌制胜的关键因素。善运用诡计者，能在劣势的条件下赢得胜利，而不重视设谋、“一味只凭杀伤”的应敌者，纵然拥有优势，也有可能被对手挫败。
应该说，丘吉尔的这一观点，是从人类战争历史的经验中得出的正确结论。为什么谋略如此重要，这是出于战争本身的特征决定的。“兵者，诡道也。”这句《孙子兵法》中的至理名言，可谓一语破的，道出了军事斗争一个最本质的特征。
古代兵家的这种见解，虽然是冷兵器时代战争实践经验的总结，但它所反映的将帅谋略与战争胜负之间的因果关系，却有普遍的意义。现代条件下的军事斗争，尽管用于战争的物质手段发生质的变化，战争决策和作战指挥方式也有了革命性的进步，但并没有因此减弱谋略在战争和整个军事斗争中的作用，相反，随着战争的发展，智谋在军事对抗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对将帅的谋略水平的要求也就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