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重金贿赂，广收内奸。秦国偷偷地派出大量“辩士”（实为间谍）携带金银财宝分别前往东方六国，借游说为名，物色各国大臣中的合适人员。相中后，即“赠与”巨额金玉，名义上是与这些大臣结为朋友，实际上是将他们收买成为秦国服务的“内奸”。这些大臣一旦被秦国间谍托下了水，便死心塌地地暗中助秦，甚至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比如秦国间谍顿弱等人专门从事在六国大臣中收买“内奸”的任务，赵王的宠臣郭开见利忘义，当了秦国的内间。秦军大举攻赵，赵国岌岌可危，赵王想重新起用出奔在魏国的老将廉颇，便派使者前去探望。廉颇闻讯大喜，当着使者的面“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可用。”谁知郭开早已收买了使者，“令毁之”。使者回报赵王：“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一会儿工夫上了三次茅房）矣。”赵王一听，以为廉颇真的老不可用，遂作罢。后来赵将李牧一枝独秀，令秦军数年不得灭赵，又是郭开这个内奸在赵王面前搬弄是非，诬陷李牧与司马尚企图谋反，赵王信以为真，立即撤换了赵军主、副二帅，李牡拒不受命，惨遭杀害，从此赵军就没有一个将帅能与秦军相持了。不只郭开，就连齐国的相国后胜在重金贿赂之下也暗中投靠了秦国，非但不帮助其他五国抗秦，而且极力劝阻齐王不要备战，以免授柄于秦，招致兵祸。齐王听信于后胜，任凭秦国一个个地击灭了其他五个诸侯国。待到大祸降临到齐国头上时，齐国已经无力作出有效的反抗了。另外，秦国还派出以姚贾为首的一帮间谍，也携珍宝重珠到赵、齐、韩、燕四国活动，挑拨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使得它们从始至终未能形成合纵，——个个相继被秦军击灭。
第二，收买不成，予以暗杀，像郭开、后胜这类人，在山东六国的贵族士人中为数不少，秦国的间谍对他们“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过贵族士人中也有忠君报国的忠义之士，他们铮铮铁骨，不为财宝所动。对这类人秦国间谍一旦贿赂失败，便派出刺客以“利剑刺之”。一般而言，不肯为秦国当内奸的贵族士人，品行端正，刚正不阿，其中不乏治国安邦之才，杀死这些大臣、士人，显然可以直接削弱六国政权的领导力量，有利于秦国的军事进攻。
第三，良将随后，武力配合。离间谋略的运用，免不了要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特别是离间成功后的效果，随着时间的流逝极易被各种客观和主观因素所抵消。因此，光靠这种谋略是不可能灭亡众多诸侯国的。秦始皇深知此道，他把间谍工作与军事打击紧密结合起来，“阴遣辩士持金玉游说诸侯，然后使良将阳其后。击赵之战，赵王听信谗言临阵撤换两员大将。”后三月，王翦就大破赵军。而灭齐之战，秦军靠了齐相后胜的帮助，竟然未经大战就降了齐王。这两次战争的胜利，与其说是秦军强盛所致，还不如说是离间谍略的成功运用而得。当然，说的客观些，秦国的离间活动直接分化瓦解了一些诸侯国军队内部的领导关系，极大地削弱了这些军队的战斗力，为秦军的进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是秦军能够迅速得胜的重要因素。
叁
军功彪炳史册的统帅：朱可夫
斯大林曾经说过：“朱可夫是我的麦克莱伦，和麦克莱伦一样，他总是要求多给些人，多给些枪炮，还多给些飞机。他总觉得不够。但他从来没打过败仗。”这一句话也许非常概括地说明了朱可夫的特点。
军功彪炳史册
朱可夫是原苏联历史上一位重要的军事活动家、卓越的战略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杰出贡献，使他名垂青史，成为前苏联人民心中的英雄。
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1896年12月2日出生在离莫斯科不远的一个贫穷的小村庄，他的父亲是个穷鞋匠。9岁那年，朱可夫离开家乡，到莫斯科一家毛皮作坊学徒。他的吃苦耐劳和忠诚老实受到老板赏识，5年以后当上了师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朱可夫被征兵上了战场，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十月革命以后，朱可夫参加了红军骑兵，在保卫苏维埃的战斗中英勇作战，多次立功受奖，连连得到提升。至1937年秋，他已成为骑兵第三军军长。1939年，日军侵犯中蒙边界哈勒欣河地区，朱可夫受命前往指挥作战。这一仗不仅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也充分显示出朱可夫的指挥才干。1941年，45岁的朱可夫出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兼苏军总参谋长。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悍然向苏联发动进攻。在苏军节节败退的情况下，朱可夫曾建议在叶利尼亚组织反击，以防德军以此为桥头堡进攻莫斯科。基辅失陷后，朱可夫以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的身份赴叶利尼亚前线指挥反击，成功地实施了卫国战争期间苏军的第一次进攻战役，重创德军的突击军团。这一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前苏联人民。1941年9月，正当列宁格勒地区战事处于危急关头，朱可夫临危受命就任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在波罗的海舰队的配合下和列宁格勒人民的支持下，该方面军战胜了难以想像的困难，使敌人夺取列宁格勒的计划始终没有得逞。
哪里危机，朱可夫就出现在哪里。1941年9月30日，德军动用180多万兵力，1700辆坦克和1390架飞机，发起了对莫斯科的总攻。10月6日，朱可夫被任命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担负着抗击德军主力军团，保卫莫斯科的重大使命。经过激烈交战，红军不仅挫败了德军占领莫斯科的战略企图，而且使整个苏德战场的战略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这次举世闻名的战役中，朱可夫作为拯救莫斯科的英雄而名声大噪。1942年2月，朱可夫被任命为西部方面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几个方面军参加了几个意义重大的战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突破列宁格勒封锁、库尔斯克战役和第聂伯会战。由于每战必胜，朱可夫被人们誉为常胜将军，1943年1月晋升为元帅。
1944年3月，朱可夫任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员，他率领部队以风卷残云之势扫荡德军，向前挺进。他们的速度之快使苏联新闻局无法及时准确地报道，有一次只好笼统地报道：今天解放了240个地方。为庆祝他们的胜利，莫斯科每天傍晚都要鸣放12响到20响礼炮。同年9月，朱可夫调任进攻柏林的主力军——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员。
在他的指挥下，红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德军大本营进攻，最终攻克柏林。1945年5月8日，朱可夫代表前苏联最高统帅部在柏林接受了法西斯德国武装部队的投降，向全世界宣告了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之结束。
在艰苦的战争中，朱可夫始终所向无敌，而在战后复杂多变的政治风浪中却历经坎坷，沉浮无定。柏林解放后他担任驻德苏军总司令和德国苏占区最高行政长官，1946年，朱可夫回国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和陆军总司令，后又被调到敖德萨军区任司令员。他性格倔强、豁达又喜欢自夸，处世作风大胆果断，工作方式独特并富有创造性。斯大林逝世后，他又于1953年3月出任苏军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两年后出任国防部长。1957年10月，又因政治上的原因被免除党内外一切职务，并于1958年3月被迫退休。历史是不容歪曲的，人民不会忘记为保卫他们的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的英雄。1966年朱可夫终于得以恢复名誉，并获得列宁勋章。1974年朱可夫病逝。
形成自己的军事思想
1941年2月13日，朱可夫为纪念红军建军25周年，曾给《真理报》写过一篇登在头版的文章。在文章里他谈了部队取得的成绩。他写道：“人员、武器、军事思想，这是一支军队的三个主要组成因素。”他说红军正在迅速掌握这些组成因素。自从有军队和战争以来，军队战斗力的直接构成的因素，都是人员和武器的有机结合，作战方法的运用和发展，总是同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变动联系在一起的，都是人和武器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战争中事件的进程不是由偶然因素决定的，而是由军队和装备的数量与质量、人员的士气、指挥员的组织能力和一些其他的主要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融为一体并相互作用。朱可夫在文章中把军事思想作为与人员、武器并列的一支军队的三个主要组成因素之一，是一个创新的见解。军事思想是一支军队的灵魂。军事思想落后的军队必然饱尝失败的苦果，这既是他对历史教训的总结，又是对现实状况的警告。
朱可夫作为一名职业军人，对军事思想和军事科学一贯予以密切关注。1929年底，朱可夫被派往著名的伏龙芝学院的高级干部深造班学习，这是朱可夫第二次入正规院校学习。这次学习朱可夫受益颇大，令他终生难忘。当时高级干部的课程具有相当高的水平，教员们都是战术战役方面很有修养的专家。这时；正是苏联军事学科的形成时期。在这里，朱可夫得以读到了大量的军事著作，如，刚刚出版的伏龙芝遗作《伏龙芝选集》（伏龙芝已于1925年去世，年仅40岁），沙波什尼科夫的巨著《军队的头脑》、《骑兵》，叶果罗夫的《消灭邓尼金》，特里安达菲格夫的（现代军队的作战特点）及图哈切夫斯基著作。特别是《现代军队的作战特点》一书中对坦克在未来战争中作用的描绘，引起了朱可夫浓厚的兴趣。
在学校里，朱可夫仿佛掉到了一个广阔无垠的知识海洋之中，在兴奋之余又感到精力的不足，他描绘说，精神粮食已足够了，只是来不及消化。除了谈书外，高干班课堂还经常组织旨在培养创造精神的讨论；讨论会上常常爆发激烈的争论。同朱可夫争论最多的是戈尔巴托夫，他是骑兵第2军的一个旅长，是一个知识渊博、思维敏锐、富有辩才的指挥员。同他辩论，朱可夫获益匪浅。在高干班里，朱可夫和同学们一起深入地研究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战役战术题目，进一步熟悉了现代武器及技术。
朱可夫是个具有政治头脑的人，深刻地懂得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即军事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因此在他研读的著作中不单是军事著作，还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对于他确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克服主观主义、片面性、表面性帮助极大。特别是列宁谴责沙皇制度的黑暗腐败导致旅顺口陷落的教训，朱可夫更是深沉地思索。列宁在文中说：“旅顺口的陷落给沙皇制度的罪行作了一次最伟大的历史总结。……将军们和统帅们原来都是庸碌无能之辈。”据英国一位军事评论家的权威证明（载《泰晤士报》），1904年战争的全部进程，是“对海上和陆地的基本战略原则的犯罪性的忽视。军政界的官僚像农奴制时代一样寄生成性、贪污受贿。军官们都是些不学无术、不熟练、缺乏训练的人，他们和士兵没有密切的联系，而且也不为士兵所信任。”在总结失败原因时，列宁进一步指出了沙俄军队兵员素质低、军事思想和战术技术落后，即使有最好的军舰也毫无用处：“现代战争也同现代技术一样，要求高质量的人才。没有具有主动精神的、自觉的士兵和水兵，要在现代战争中取胜是不可能的。在使用射速快口径小的步枪和速射的大炮，船舰上装有复杂的技术设备，在陆战中采用散开队形的时代，坚韧、体力以及许多人密集在一起的战斗阵势，都不可能产生优势。……事实证实某些外国人看法是对的，他们看到亿万卢布被用来购买和建造顶好的军舰时感到好笑，并且说，在不会使用现代军舰的情况下；在缺少能够熟练地利用军事技术的最新成就的人才的情况下，这些花费是没有用处的。不论是舰队也罢，要塞也罢，野战工事也罢，陆军也罢，都显得落后和毫无用处。”列宁的这一番振聋发聩、鞭辟入里的分析使朱可夫更加坚定把“人员、武器、军事思想”作为一支军队三个主要组成因素这一重要的军事观点。
在30年代，苏联军事学术取得了一项重要成就，即纵深进攻理论的诞生。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是：首先对敌人的整个战术纵深同时实施突击，以突破敌人正面；然后，立即将机械化部队投入突破口，并在空军的协同下向敌整个战役防御纵深进攻，直至全部消灭敌军集团为止。这一理论的特点就是大量使用坦克、航空兵、炮兵、空降兵实施全空间、多方位的立体战争。这一理论在当时世界军事领域中是处于领先地位的。朱可夫熟练地掌握了这一理论，并把它体现在新的战斗条令之中。朱可夫始终密切关注着军事学术的前沿，认真研究它，及时吸取它。据有关书籍和刊物记载，朱可夫还曾到柏林军事学院深造过，掌握了最先进的军事理论，对坦克和电机的作用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突破作战中，以快速运动的机械化部队为基础的闪电战战术给朱可夫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回到前苏联后，成为红军推行机械化和现代化的主要支持者。在以后对德军的作战中，更是收到了“知彼知己”的裨益。朱可夫对前苏联30～40年代的军事科学充满着自信和自豪，他在《回忆与思考》一书中这样写道：“建立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优越性基础之上的苏联科学是保障战胜法西斯德国的极其重要的因素。在卫国战争期间，军事科学有了很大发展，并为战术、战役学和战略范畴的极宝贵经验所丰富。迄今为止，它一直忠实地服务了并将服务于苏军的训练工作和我们伟大祖国国防的巩固。”
为了充分发挥军队战斗力的活要素，朱可夫十分重视军队的组织编制。他认为，军队如没有“正确的、有科学报据的、能够使它的各个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一个统一整体的组织编制，是不能在战争中赢得胜利的。军队的具体组织编制是根据军队的质量、数量和现代军事行动的性质加以确定的。诸兵种合成兵团的内容的最重要的要素和特性是：人员及其战斗、战役、精神政治、技术和心理素养；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武器装备和技术兵器；该兵团的作战方法及其在各种情况下所担负的任务等。这些本质要素和特性及其他一些本质要素和特性是一个整体，因为它们是按照一定的方式组成的，并包含在一个具体的形式——由一定数量和担负一定使命的部队和分队组成的兵团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