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泛地听取不同意见
刘备善于用人，还在于他能虚心纳谏。他广泛地听取不同意见，并善于听取正确的意见，来制定或修正自己的政策。
建安十六年，刘璋派法正迎刘备入川讨张鲁。法正劝刘备乘机图川，论“以明将军之英才，乘刘牧之懦；张松，州之股肱，以响应于内；然后资益州之殷富，冯天府之险阻，以此成业犹反掌也”。但刘备担心会“失信义于天下”，故有所犹豫。庞统谏曰：“权变之时，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顺守，报之以义，事定之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刘备倾听意见，权衡利害后，终于下了图川的决心。
刘备善于纳谏，但并不意味着他是人云亦云，没有主见。相反，他对错误建议是善于辨别并坚决抵制的。由于刘备能虚心招揽人才，善于发现，团结和使用人才，能坚持用人唯贤，有功必赏，并能虚心纳谏。故在蜀汉前期出现了人才济济，事业发达的兴旺景象。
刘备作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的优点是多方面的，如爱民爱才、宽厚仁义、知人善任，待人公正真诚。《三国志》评论刘备“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尽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不二，诚君臣之圣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侠，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看，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竟利，且以避害云尔。”他能将一大批优秀的政治、军事人才收为己用。最典型的范例就是诸葛亮，据《三国志》记载，刘备临终前遗言诸葛亮：“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诸葛亮却在大权在握时，念念不忘完成刘备的遗志，最后在北伐的战争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刘备的政治品格特点，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理念的体现。孔、孟的政治主张强调“德治”，强调“仁政”，告诫统治者要“以德服人”，要用自己的人品、高尚的道德来影响臣民，征服百姓。刘备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实践中领略到遵循儒家政治思想理念对于角逐天下的重要性，十分注意自身品德人格的修养，树立贤德之君的风范，临终时仍不忘留下遗诏告诫刘禅：“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正是这个“惟贤惟德，能服于人”的基本政治理念，铸成了刘备一生受人敬重的政治品格，成就了刘备的一生霸业。
叁
雄才大略的汉武大帝：刘彻
汉武帝（前156年～前87年），名刘彻，是汉朝的第六个皇帝。汉武帝是汉景帝的第十个儿子，7岁时被立为太子，16岁登基。
汉武帝是中国历代皇帝中第一个使用年号的皇帝。在他即位初，一方面政治形势比较稳定，国家经济状况也比较好，另一方面诸侯王国的分裂因素依然存在。所以，他在继续推行景帝时各项政策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在政治方面，首先进一步削弱诸侯王国势力，颁行“推恩令”，使诸侯王分封子弟为侯，王国封地被分割；其次建立中朝削弱相权，巩固了皇权的神圣地位；再设置部刺史，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在军事方面，主要是集中兵权，充实了中央的军事力量；在经济方面，整顿财政，颁布“算缗”、“告缗”令，将冶铁、煮盐收归官营，禁止郡国铸钱，大大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在思想方面，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对后世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外他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对匈奴他一方面派卫青、霍去病征伐。他消灭了南越政权，使今天的两广地区进入中国版图。同时他派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丝绸之路。为中西文化的交流开创了基础。
汉武帝非常注重人才的开发，他确立了察举制度，是中国有系统选拔人才制度之滥觞，对后世影响很大。汉武帝晚期由于连年对匈奴和西域用兵，徭役加重，捐税增高，农民生活困苦，盗贼四起。汉武帝颁下罪己诏以表示承认自己的错误。
总之，汉武帝在位的50多年时间，由于他广泛任用有各种才能的人，巩固了全国的统一，促进了各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加强了国防，沟通了汉朝和西域各国的友好关系，使汉朝达到了极盛时期，强大的汉帝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当时都居于世界首位。
少年主政的英主
汉武帝出生于公元前156年，父亲就是汉景帝刘启，碰巧这年又是景帝登基之年。等他出生时就已经是皇子了。汉武帝的母亲是王美人，美人是嫔妃的一种等级。后来传说在武帝母亲怀孕时梦见了太阳钻入怀中，汉景帝听说了，很高兴，认为是个吉利的梦，预示着小孩子将来会有大作为。
但刘彻的母亲因为不是皇后，所以她生的儿子按照封建时期的规定不能继承皇位，不过，后来他终于如愿地当上了太子，最终登上了皇位。
在武帝4岁时，景帝封他为胶东王，做太子的是他的哥哥刘荣。后来，武帝的命运转折靠了景帝的姐姐长公主的帮助。长公主有个女儿叫陈阿娇，开始长公主是想把自己的女儿许给太子刘荣，将来太子一即位，女儿就是皇后了。但是太子的母亲栗姬却不领情，这使长公主非常生气，从此与栗姬作对。这使武帝成了获利的“渔翁”。
长公主将目光转向了平时也很喜欢的武帝，但武帝的父亲景帝不太支持。长公主便想办法促成了此事：有一次，她在景帝的面前故意问武帝愿不愿意要阿娇做他的妻子？武帝也很喜欢阿娇，见姑姑问，便很大方地说：“以后如果能娶阿娇做妻子，我就要亲自建造一栋金屋子送给她。”父亲景帝见武帝和阿娇也很般配，便同意了这门亲事。
长公主并不是一般的公主，他在景帝时也算得上是个很有地位的人物，她对景帝的影响不容忽视。由于她的极力策划和帮助，加上武帝自己的表现，景帝最终选择了武帝这个才华出众的儿子做了太子，同时，武帝的母亲王美人也被升为皇后。此时的武帝刚刚7岁。
武帝做了太子后，更加勤奋学习，景帝还给他请了很有学识的卫绾做他的老师。武帝的学习范围很广，包括了骑马、射箭和经学与文学。
到了公元前140年，16岁的汉武帝正式继承了皇位，他雄心勃勃地想将文景之治的盛世继续下去，但在初期却遇到了阻力。这主要是当时的太皇太后窦氏，即武帝的爷爷汉文帝的皇后。从她做皇后到这时，已经有40年了，本家族在朝廷的势力很是庞大。按照规定，分封的一些王与侯都要到各地自己的封地去，但窦氏的亲属们都不愿意到那些边远的地方去，都留在京城。互相勾结，违法乱纪的事经常发生。对于窦氏来说，她和武帝的治国思想也有很大的区别。
窦氏喜欢的还是在汉朝初年很盛行的黄老思想，即远古的黄帝和近世老子的思想，主要是“无为而治”，这是汉初与民休息政策的基本治国思想，这使国家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促成了“文景之治”盛世景象的出现。但到了武帝时期，因为分封的诸侯王们对抗中央，所以迫切要求加强中央的权利来压制地方势力。这是武帝和窦氏太皇太后的思想分歧。
武帝即位后便开始实行自己的政治方略：安排自己信任的人掌管朝中大权，如让舅舅田蚡做太尉，掌握军权。同时，许多的儒生也被他重用。为了更多地选拔人才，武帝还下诏命令全国官吏向中央推荐人才，当时叫做“贤良方正”。有名的董仲舒就是在这次推荐考试中得了第一名。武帝召见他，探询治国的良策。董仲舒便将自己的一整套经过发展的儒家治国思想说给武帝听，武帝非常赞赏。
但武帝此时还没有力量和自己的奶奶窦氏较量，在他任命的重臣赵绾提出窦氏不应再干涉朝政时，惹恼了窦氏。窦氏逼迫武帝废除了刚刚实行的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自己任命的丞相和太尉也被迫罢免，有的大臣被逼死狱中。然后，窦氏宠信的人接替了这些重要职位，听从窦氏的命令。这对武帝是一个打击，但武帝有年龄的优势，他没有从此消沉，而是养精蓄锐，等待着时机。
4年之后，即公元前135年，窦氏去世，时机终于来了，武帝马上将窦氏的人一律罢免，将田蚡重新重用，做了丞相。治国思想也采用了儒家的主张，开始加强中央集权，对付地方的豪强势力。
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对原来孔子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发展，融进了法家和阴阳家等其他学派的思想。首先是思想上的统一，即独尊儒家的学说。其他有宣扬君主权利来自上天的赐予，使皇权神化，以及实施仁政，强调法制，即“德主刑辅”，先对百姓进行教育，教育无效时再用刑罚来镇压，这是一种刚柔相济的治国方针，在被武帝采用之后，成为此后汉朝的法制指导思想。
努力加强中央集权
在加强中央集权方面，汉武帝做了很多工作。
当时的丞相负责管理文武百官，实权很大，所以皇帝有时就不如丞相的权力大，这是皇帝们所不能忍受的，所以，在武帝即位后，在加强中央集权方面主要是削弱相权。
武帝削弱丞相的权力还有一个很有利的条件，这就是原来做丞相的都是开国的功臣，而现在他们基本上都已经年老，或者去世。武帝便利用这个有利的时机来让众多的儒生代替元老们，掌握国家政权，同时通过打击丞相来加强自己的权力。在公元前124年，武帝便让平民出身的儒生公孙弘来做丞相，这样就改变了以前总是由贵族来做丞相的惯例。
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措施就是颁布了《推恩令》。在高祖刘邦时期，曾经封了很多刘姓的王，叫做同姓王，但后来这些同姓王的后裔却横行乡里，对抗中央，不肯听从中央的命令。为了彻底削弱诸侯王的势力，武帝就颁布了这项命令，内容主要是：诸侯王的王位除了由嫡长子继承以外，还可以用“推恩”（也就是广布恩惠，让更多的人来享受特权）的形式把其他的儿子在本侯国内分封。新的侯国就脱离原来王国的限制，地域独立，而且政治权力也基本被剥夺，受当地郡县官吏的管辖。这样，就使原来独立的地方王国自动地将权力上交给了国家。此后，地方的王与侯仅仅享受物质上的特权，即享用自己封地的租税。但是没有了以前的政治特权。
为了进一步加强君主权力，武帝用派御史的方式对地方的豪强、官吏进行监督。公元前106年，武帝将全国分成了十三个监察区，每个区叫做部，每部派出一名刺史，中央的刺史叫做司隶校尉，其他十二个州都叫刺史。刺史在六个方面对地方进行监督，即“以六条问事”：一是豪强占田超过了限制数量，而且恃强凌弱；二是郡守不遵守诏书、法令，欺压百姓，横行地方，贪污腐败；三是郡守审判案件不体恤百姓，草菅人命，随意赏罚，被百姓所嫉恨；四是选拔任命官吏不公平，排斥贤能之人，任用小人做官；五是郡守的子弟们仗势欺人，郡守也为子弟向下属求情，使下属枉法办事；六是郡守不忠于皇帝，而是和地方的豪强们勾结，搞权钱交易，损害国家利益。
刺史的作用主要是为了防止郡守和地方的豪强们相互勾结、对抗中央，重蹈原来同姓王犯上作乱的局面出现。同时，刺史也要负责向中央推荐认为较好的官吏，对于政绩不好的还可以罢免。
刺史的地位在当时是相当高的，相当于钦差大臣，而且是常年的，在地方还有自己的办公地点。就“刺史”名字本身来说，其实它已经具备了这种特点。“刺”即是刺举，也就是侦视不法，“史”是指皇帝派出的使者。
进行各项制度改革
汉武帝首先进行的是官僚制度的改革。这方面主要是通过官吏的选拔制度改革来实现的。当时还没有隋唐时期以后的科举制度，主要是推荐制，即察举制。但原来的并不理想，推荐的人亲属占了绝大部分，贤才却不多。这对于急需人才治理国家的武帝来说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所以，武帝在继续推行汉初的察举制的同时，扩大了察举的范围。在汉朝初期只有贤良和孝廉两科，武帝增加了儒学、明法（即明习、通晓法令）以及德行、学术等科。
武帝命令郡守向中央推荐贤才，否则就以不举孝廉罪处罚。同时允许官吏和百姓上书评议政事。武帝通过这种方式最大限度地选拔出了有德有才的人。
武帝又听从了董仲舒的建议，在京城设立了“太学”，成为封建官吏培养文官的学校。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国家设立的大学，以儒家的经典为主要讲课内容，学生是国家选拔的杰出青年和各地郡国推荐的青年。在太学学习一年之后，再通过考试的，依照成绩分等级来任命做官。从此，儒士们开始大量地进入政权体系。中国封建时代的统治思想和民间的封建思想意识逐步建立巩固。到宋代，特别是在明朝和清朝时，专制中央集权发展到了顶峰，封建枷锁对人民特别是对妇女的压迫也到了顶峰。
经济制度方面的改革在加强经济管理权力、打击商人的同时也贯彻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指导思想。
首先，武帝将有巨大利益的盐、铁、酒这些有关百姓生活和国家稳定的商品的专卖权收归中央，从煮制、冶炼、酿造直到销售，都由国家来负责经营，并制定了法令来严格限制私人的经营。
盐铁的专营起因于战争。当时，由于对外战争较多，国家财政比较困难，但是那些富有的商人们并不想对国家做些贡献，而且其富有的程度使他们有了和郡县及国家对抗的力量。最后，武帝听从了经济学家桑弘羊的建议，将这些都收归国家来经营，一是打击了商人势力，同时国家的收入也会大幅度地增加。
第二，是推行均输令和平准令。这是武帝时期封建国家运用行政的手段来干预市场、调剂物价的重要措施。平准就是由中央大司农的属官平准令来负责京城和其他大城市的物价平抑工作。在丰收的季节，因为粮食价格比较低，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由国家以高价来收购，等到第二年粮食贵时，再由国家平价卖出，达到平抑物价的目的。这使大商人们失去了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的机会，同时也稳定了国家的政局。
第三，是推行告缗令。公元前119年，武帝推行“算缗”，这是向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规定商人们都要向官府申报自己的财产数，然后根据财产征税，每两千钱征收一算，即一百二十钱。但商人们为了少交或者不交，就隐瞒不报或者少报。所以，在公元前114年，武帝又下令实行“告缗令”，即鼓励人们告发不遵守“算缗”的人。告发的人可以得到被告发商人财产的一半作为奖励。命令一下，全国的商人遭到了沉重打击，中等以上的商人基本上都破产了。
武帝的这种抑商政策虽然增加了国家的收入，但严重打击了商人的经商积极性，使当时的商业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在武帝时期，还有其他的抑商措施，如商人不能坐车，不能穿丝绸衣服，不能携带武器，他的后代也不能做官。这种歧视商人的思想影响到了后来的封建社会各个朝代，一直到现在，这种思想还没有完全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