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个基本的儒家德行是“信”，它可以指诚实、诚信、忠诚或正直。就字面而言，这个字指的是一个说话的人，而这意味着一个言而有信的人。诚实不仅涉及外在行为与内在活动间的对应性（对他人诚实），而且也涉及到内在的一致性（对自己诚实）。这与“正名”（修正名称）这一概念密切相关：一个人必须理解定义一种角色的标准，随后倾其一生，全力实现它。武术不仅涉及对打斗技巧的掌握，而且涉及品行道德的培养：一个只拥有其中一方面的人不能真正被称为习武之人。在电影中，李慕白和俞秀莲都为包括诚实和正直在内的江湖道义所约束。这正是他们觉得无法亲近的原因：这样做会违背他们对孟思昭的誓言，而后者是李慕白的挚友，又是俞秀莲的未婚夫。
儒家经典《中庸》强调“至诚”的重要性，这个词可以被翻译为“创造力”或“最大限度的诚挚”，它指的是自我修为中的本真感。“诚”使人的行为可以与其自身的自然倾向、他者、过程和事件、天地的转变和滋养活动和谐一致。因为一个人的自然倾向根植于“天”，所以当人通过“至诚”与其自然倾向相接触时，便会与“天”达成和谐。通过这种与自然相互关联的网络，一个人就变成了由人、天、地构成的天然合一的一分子。“诚”使得人可以积极地与其语境相关联。一个人不是简单地由语境所定义；他还会借助于与其语境的创造性互动来定义这一语境。因此，“诚”是形成焦点—场域自我之关键。“诚”的发展过程在《中庸》中有所描述：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诚”使得人们能够“包容万物”—一切构成人自我的整体部分的事物、人和事件。通过“诚”，人能够使自己与天地的焦点—场域关系臻于完美。与“天”的关系使人得到教化（“文”），这反过来又会导致德行（“德”）。通过“诚”，人不仅可以反映他身边的环境，而且也是那种环境中的唯一个体，与其他的个体截然相对。自我修为是一个有关语境关联的、创造性的、积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既会被语境所定义，也会去定义语境），而非一个被动的过程（人在其中什么也不做，只等环境主宰自己。）
总之，儒家思想认为，应当成为统治之基石的是德行而非法律。所有人都是道德社群的组成部分，统治者应当以身作则，教育自己的臣民。如果社会由富于德行之人构成，那么我们便无须法律来控制其行为。道家思想在这一点上意见相同，尽管它认为，德行之基础是“道”，而非社会。
道家思想中的自我修为
因为人类存在于和语境的焦点—场域关系中，所以对人而言，最基本的是要根据自然界（“天”和“道”）的活动方式来模拟其自我修为。庄子说，“天”和“道”给所有人都予以了基础性定义（赋予面容和形体），只有通过逐渐了解并仿效“天”与“道”的活动方式，我们才可以让自己逐渐成为圣人。老子鼓励人们效法自然。《中庸》描写了孔子是如何因为模仿自然的韵律而获得德行的，而庄子则说：“德在乎天”。
“道”的无差别的整体性借助“德”表现为特殊事物，而“德”可被译为“功能”或“道德”。“德”由两种相辅相成的力量构成：“阴”和“阳”。“阴”代表着消极的、隐性的、黑暗的，或破坏性的力量，而“阳”指向那些积极的、光明的、占统治地位的，或创造性的力量。“太极图”（终极力量之图形）将阴阳关系呈现为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虽然一种力量会盛极一时，但最终，另一种力量又将会占上风，恢复宇宙的平衡。《道德经》第42章描绘了处于“道”的焦点—场域关系中一切事物不断推进的语境化：“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路）是“德”（一）之场域，而“德”则是“阴”和“阳”（二）之场域；“阴”和“阳”是天、地、人（三）之场域，天、地、人则是世间许多特殊事物（万物）的场域。“道”是“德”以其为背景定义的场域。《道德经》第25章将“道”描述为“混成”之物，在一切万物的相互作用下，每时每刻都在不断地被创造和再创造。在电影中，青冥剑被描述为两相对立的、极端的融合：平和与暴力，开悟与死亡。贝勒爷（朗雄饰）说：“剑本身统治不了什么，剑要人用才能活。”只有通过自我修为，人才能够形成与不断变化的阴阳平衡和谐相处的必要技能。
“道”即自然—它集生于其中的万事万物间相互关联而存在，正是通过这种相互关联，这些事物方能说成是一。为了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人就必须自然而然地、和谐一致地与其语境，以及处于那一语境中的人相互关联。使自己与语境自然合一并不一定意味着人要成为一个更大的、统一整体的共有部分。在电影中，秀莲通过丢茶杯证实了自己对玉娇龙的怀疑，并迫使玉娇龙通过其自然的（尚未修为的）武术反应暴露了自己。
作为一个焦点—场域自我有充分修为的人可见于“真人”这个概念之中。这个术语由两个中国字构成：“人”意味着“为人”，而“真”可以译为“最高境界的纯粹正直”。更具体地说，“真”是“个人、社会和政治综合体的基础，它使人能够与自然和文化环境持续一致”。一个已经将自己培养为“真人”的人，就已经形成了与语境和处于那一语境中的人关系中的自我。因此，依照老子和庄子的理解，“真人”代表了有修为的焦点—场域自我。霍尔和艾默斯说：“道家思想及其本真之人（‘真人’）的概念是在庆贺一个在不断变化世界中始终独一无二的人对于充分语境化的追求。”通过精心培养自我与环境间的人际关系，圣人使自己成为“真人”。道家的圣人才是有修为的、与语境有关的自我榜样。当一个人成功地与自身语境以及处于那一语境中的人相互关联时，他或她就成了圣人，一个领路人，通过他或她的榜样和标准，其他人也有可能为自身的成长发展奠定基础。庄子描述了圣人的形成：
知天之所为，与人之所为者，至矣！知天之所为者，天然而生也；知人之所为者，以其智之所知，养其智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途夭折，是智之盛也。
圣人将人类知识和自然知识相结合，从而产生了对一个整体世界的充分理解。进一步而言，他或她依照“天”的自然节律而生活，生存在与语境的真正和谐之中。
庄子说：“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在深受道家哲学影响的中国武术中，通过人的脚踵而扎根于大地的概念至关重要。太极拳的几个分支，如擒拿、咏春和八卦（此处仅举几例），都强调人借由归于脚踵的全盛之“气”从大地中汲取能量的方式。因此，当庄子论及以踵呼吸时，便是在描述真人从自身与土地，并通过土地与整体环境相接触中获取自己身份的方式。未得教化的人认为自己是与其余众人截然不同的个体，而“真人”则通过其与环境，和处于那一环境中的人的焦点—场域关系来定义自己。庄子说：“天与人不相胜也，是谓真人。”当人在一种焦点—场域关系中与自然（“天”）相互作用且不将自然视为他者时，他们就将自己培养成了真人。在《庄子·徐无鬼》一章中，对“真人”的描述是这样的：“抱德温和，以顺天下，是谓真人。”在电影中，李慕白和俞秀莲都被描绘为武术圣徒。两人都使自己修炼到了可以与自然之道和谐相处的地步。唯一使他们无法过上真实、荣盛生活的，是对彼此之间爱慕的缄口不言，这是社会之非天然期许的结果。
在《势》（The?Propensity?of?Things）中，弗朗索瓦·于连（Fran?ois?Jullien）提供了对道家伦理思想的详细分析。历史上任何可以被称为变化之力的东西都要取决于它的语境，且不能被抽离语境。这也适用于公共道德：一种行为只有在与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语境发生关联时，才会被认为是道德的。于连描绘了人类出于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生存之需要，而形成体系的方式。道德体系由社会所构建，成为保持和平并为社会中的所有人带来最大繁荣的工具。一种道德体系并不比另一种道德体系更优秀：它只是在一个特殊的时间和地点更加有效（利用它才更说得通）。一个特殊体系会得到利用，直到它不再适合其语境之要求（也就是说，它不再使一个社会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发挥作用）；随后，另一个体系就会得到采纳。文明的发展不是由进步（从野蛮转向一种理想的政治状态）所控制，而是由变化（从一种不适用于特定语境的道德/政治体系转向一种更适用的体系）所左右。这不是一种相对论，因为有一种方式决定着一种道德或政治体系是否适合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尤其是，当社会采纳了那一特殊的道德体系时，全体社会成员是否会变得蓬勃向上起来？一种道德体系必须能够促进一个社会，在此社会中，所有人都可自由行动，只是其行动方式不得阻止其他人的蓬勃发展。这与儒家“礼”和“义”的传统截然对立，道家反对“礼”和“义”，认为它们是对抗自然界不断变化之秩序的停滞结构。
道家提供的个人道德是对其社会政治伦理体系的扩展。在于连看来，道家思想根据两个原则来理解人类行为：首先，每种趋势都有通向成长的自然倾向；第二，任何达于其成长之极致的趋势都会要求逆转。个人行动的目的是获得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任何反自然之势的行动都会逐渐构筑复原的潜能，将行动者带回到与自然相和谐的原点。一个有智慧的人有可能通过逻辑推理来判断事件发生的趋势，并使之与那一趋势结盟，从而获得成功。然而，假如一个人的行为确实将其带离了自然之势，那么为了重新建立和谐，此人就必须做两件事。首先，他必须避免过度行为，从而避免导致逆转的失衡。即使在失衡已经出现时，此人也应当避免进一步的过度行为，从而使必然会发生逆转的量级最小化。随后，如果逆转确实已经发生，此人就应当顺势而为。对抗必要的转变是一种愚蠢之举。真正的技能是“驾驭”变化，从中提取出最大利益。只要人不试图与之相对抗，逆转便不一定是负面之事。道德上的坚贞（保持与“道”的和谐）得到道家思想的大力推崇，是因为它会阻止人们变得失衡和招致逆转。人必须小心谨慎，不要将逆转解说为某种宿命。道家思想对世界的理解给人的主动性留出了余地，认为一个人有能力在一种趋势出现的早期阶段（在它到了不可挽回且势必倾覆的地步之前）对其产生影响。即使到逆转已不可避免的地步，也要由人来恰当地管理那一变化，以便收获最大报偿。在《卧虎藏龙》中，玉娇龙反抗其传统的儒家角色的方式是转向事物完全相对的极端，采纳一种犯罪武士的生活方式。她行为的极端性导致了个人的灾难，产生了一种逆转。到电影结尾处，玉娇龙开始在其角色与责任方面和她对独立自主的欲求方面达成了某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