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推为第一”（包世臣《齐民四术》）的黄景仁（1749—1783）字仲则，江苏轼进入，是个身世坎坷的寒士。他早年即为谋生奔走四方，多次应试不中，一生潦倒而多病，三十五岁时因被债务所逼欲投奔陕西巡抚毕沅，病死于途中。
穷愁困顿的生活实情自然成为黄景仁诗的重要内容，如“我生万事多屯蹶，眄到将圆便成阙”（《中秋夜雨》），“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都门秋思》），“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别老母》），写尽寒士的悲酸。但仅以此来看待黄仲则是远远不够的，在他的诗中，还常常表现出对于人格尊严的珍视和由此产生的孤傲之情。典型的如《圈虎行》，写他在北京所见的一次驯虎表演，通过描绘这只猛兽任人驱使、做出各种貌似威风而实则“媚人”的架式，抒发了人性因屈服于外力的威压而扭曲的沉痛悲哀，具有呼唤英雄人格回归的潜在意义。著名的《杂感》则写道：
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幸名。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
此诗情绪虽比较低落，但那种自视甚高的兀傲，和坚持要在人世间发出自己声音的固执，仍可以感受到他那种在辗转不遇的处境下的顽强性格。这一类诗，反映着乾隆时代文学中个体意识的复苏和强化。
黄景仁的诗以七言之作最能显现其特有的气质，风格深受唐诗影响，但又自出机抒。分别而言，其七古多效李白，特别是那些描写壮丽飞动的景色以抒发磊落恣放之情的篇什，“见者以为滴仙人复出也”（洪亮吉《黄君行状》），如《观潮行》之写钱塘江潮：“才见银山动地来，已将赤岸浮天外。砰岩磓岳万穴号，雌呿雄吟六节摇。”七言律绝意象鲜明，感情表达得很深细，有晚唐特别是李商隐诗的风味，如《感旧》、《绮怀》等篇。“独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癸巳除夕偶成》）写孤寂心清，“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绮怀》）写相思之苦，都善于用精美的语辞写出忧郁的心绪，令人情为之动而一读不忘。
张问陶（1764—1814）字仲冶，号船山，四川遂宁人。乾隆末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曾官莱州知府。他对袁枚最为服膺，论诗如“诗中无我不如删”（《论文八首》），“好诗不过近人情”（《论诗十二绝句》）云云，与之完全同调。他的诗作抒发感情也有自由解放的精神，如中国古代诗歌很少对夫妇之间亲昵的感情生活作正面的描写，而张问陶却对此无所忌讳。《斑竹塘车中》写道：
翕翕红梅一树春，斑斑林竹万枝新。车中妇美村婆看，笔底花浓醉墨匀。理学传应无我辈，香奁诗好继风人。但教弄玉随萧史，未厌年年踏软尘。
他很坦然地夸耀妻子的美丽、表述对妻子的爱恋，且以自来被鄙薄的香奁诗人的身份鄙薄自以为是的理学家，显示出与社会文化传统相对抗的姿态。
在语言艺术上，张问陶的诗大都写得清浅灵动，追求“百炼功纯始自然”（《论诗十二绝句》）的境界，写景的小诗尤为突出，如《初冬赴成都过安居题壁》：
连山风竹远层层，隔水人家唤不应。一片斜阳波影碎，小船收网晒鱼鹰。
厉鹗、张惠言厉鹗（1692—1752）在诗、词两方面都是朱彝尊的继承人。他字太鸿，号樊榭，钱塘（今杭州）人，家境清贫，性情孤直而好读书。编有《宋诗纪事》，扩大了宋诗派的影响。其诗作宗宋的特征十分强烈，好用僻典、故事，用意深刻。一些近体短篇以出俗的幽深清寒之意表现出他的孤寂的性格，如《冷泉亭》：
众壑孤亭合，泉声出翠微。静闻兼远梵，独立悟清晖。木落残僧定，山寒归鸟稀。迟迟松外月，为我照田衣。
浙派词的势力从清前期延伸到中期，厉噪声鹗继朱彝尊成为其支柱。他以画为譬论词，以辛弃疾、刘克庄诸人为北宗，周邦彦、姜夔请人为南宗，认为如同画一样，南宗胜于北宗，以风格言也就是清婉深秀胜于慷慨豪放。其词作以纪游、写景及咏物为多，音律和文辞都很工炼。与朱氏有所不同的地方，是他的词中特多孤寂的情调，这种情绪在寻求宣泄时，会形成自我的扩张，使词呈现壮奇之趣。如《齐天乐·吴山望隔江霁雪》：
瘦筇如唤登临去，江平雪睛风小。湿粉楼台，酽寒城阙，不见春红吹到。微茫越峤，但半沍云根，半销沙草。为问鸥边，而令可有晋时掉？清愁几番自遣，故人稀笑语，相忆多少。寂寂寥寥，朝朝暮暮，吟得梅花俱恼。将花插帽，向第一峰头，倚空长啸。忽展斜阳，玉龙天际绕。
浙派词自厉鹗之后，虽仍保持一定影响，但声势已不振。嘉庆年问新兴的词派，是以张惠言（1761—1802）为代表的“常州派”。张字皋文，号茗柯，江苏武进（今常州）人，嘉庆四年进士，官翰林院编修。他是一位经学家，并以词和散文著名，所编《词选》代表了他的词学观点。
在张惠言之后，周济（1781—1839）进一步发挥了他的词学理论，并明确提出“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介存斋论词杂著》），强调了词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地位。所以张、周之论，又被称为词史上所谓“尊体运动”。但这对于词的创作的发展，并没有带来什么实际成效。常州派词人中，张惠言本人的词作以文字简净、抒情委曲细致见长，但词旨隐约，费人猜详。又由于好以“春感”一类内容作“比兴寄托”，几篇放在一起，就显出重复来。或许因此，张作词不多。至于其他作者，更未见出色。
汪中与骈文清代是一个各种文体形式都比较繁盛的时期，其中也包括骈文。追溯而言，晚明时期复社诸子便已提倡骈文，人清以后，文化风气总体上的趋雅，使骈文更容易得到肯定。清初的骈文名家陈维崧、毛奇龄诸人，实际是把晚明风气带人清代的作家，至雍正、乾隆之际，胡天游成为承上启下的人物，时人称其“骈体文直掩徐、庾”（齐召南《石笥山房集序》）。至乾隆、嘉庆之际，骈文进一步盛兴起来。
乾、嘉骈文之盛，又带有与桐城派古文相抗衡的意味。当时著名学者文士，如钱大昕、袁枚、章学诚、阮元，均在各自不同的立足点上攻击桐城派。其中阮元据六朝“文笔说”立论，赞同萧统以“沉思翰藻”之作为文，而经、史、子著作均非文的观点，视骈文为文章的正统（见《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李兆洛又编有大规模的《骈体文钞》，收录秦至隋的文章七百余篇，而实际包括许多散体文，其用意是“欲合骈散为一，病当世治古文者知宗唐宋不知宗两汉”（《清史稿》本传），并与鼐鼐所编的《古文辞类纂》争一短长。而吴鼒所编《国朝八家四六文钞》则收录了号称“骈文八大家”的袁枚、邵齐焘、刘星伟、吴锡麒、孙星衍、洪亮吉、曾懊、孔广森八位当代人之作。但创作成就最高的，则应数汪中。
汪中（1744—1794）字容甫，他的生平与他的朋友黄景仁有些相似，“少苦孤露，长苦奔走，晚苦疾疚”（汪喜孙《汪容甫先生年谱》），却禀性孤直，恃才傲物，被目为狂人。他不喜宋儒之学，对封建礼教和传统思想每加驳斥。如《列子·说符篇》记“狐父之盗”路遇“爰旌目”将饿死于道，遂以食物救活了他，而爰旌目醒后义不食盗者之食，终于饿死。这故事本是立足于道德说教，汪中却反其意作《狐父之盗颂》，热烈赞美狐父之盗救人的美德。他认为盗者之食是冒犯死刑而得，以之救助他人而不图报，乃缘乎“悲心内激”，所以是格外可贵的，并感叹道：“吁嗟子盗，孰如其仁！”这不仅仅出于个人身世之感，它确实表现了作者对人性和伦理问题的深刻思考。
汪中骈文作品《广陵对》、《哀盐船文》、《自序》等，均为人所称道，而《经旧苑吊马守真文序》，更是文采优美，感情动人：
岁在单阏，客居江宁城南。出入经回光寺，其左有废圃焉。寒流清爽，秋菘满田，室庐皆尽，惟古柏半生，风烟掩抑，怪石数峰，支离草际，明南苑妓马守真故居也。秦淮水逝，迹往名留，其色艺风情，故老遗闻，多能道者。余尝览其画迹，丛兰修竹，文弱不胜，秀气灵襟，纷披楮墨之外，未尝不爱赏其才，怅吾生之不及见也。笑，绸缪鼓瑟之娱，谅非得已。在昔婕好悼伤，文姬悲愤，矧兹薄命，抑又下焉。嗟夫，天生此才，在于女子，百年千里，犹不可期，奈何钟美如斯，而摧辱之至于斯极哉！
余单家孤子，寸田尺宅，无以治生，老弱之命，悬于十指。一从操翰，数更府主，俯仰异趣，哀乐由人，如黄祖之腹中，在本初之弦上。静言身世，与斯人何异？只以荣期二乐，幸而为男，差无床箦之辱耳。江上之歌，怜以同病；秋风鸣鸟，闻者生哀。事有伤心，不嫌非偶。
贫贱者难以维持人格的尊严，徒有才情灵性，不免为世所摧辱，故“人生实难”——这种切身感受，是作者将被视作卑贱的妓女马守真引为同调、伤悼她同时也是伤悼自己的基础。这里有着深刻的理解和人道精神，与白居易“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是有时代差异的。文章骈散兼行，安雅而委曲，确是难得的美文。
姚鼐桐城派古文虽受到多方面的攻击，但并未失去其存在的基础。甚至，由于姚鼐的推动，它的影响更为扩大，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宗派。
姚鼐（1731—1815）字姬传，又以其书室名被称为惜抱先生。乾隆二十八年进士，官至刑部郎中，任四库馆修纂。后辞官，历主江宁、扬州等地书院凡四十年。姚氏的古文理论，是顺应时势进而对先人之说加以系统总结和若干修正的结果，其要点有三：
第一，他提出学问之事有义理、考证、文章三方面，“必兼收之，乃足为善”（《复秦小岘书》）。从“古文”来说，“义理”指正确的思想、道理，这是首要的；“考证”指做文章所需要的学养和辨明事实的功夫；“文章”指文采。这三者必须恰当地结合在一起。
第二，姚鼐把文章的艺术风格归结为“阳刚”和“阴柔”两端，较之西洋美学概念，大致“阳刚”近于“崇高”，“阴柔”则近于“优美”。他还指出阳刚、阴柔因不同程度的配合会产生各种变化，虽各有偏胜但不可极其一端。这方面的论述涉及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美学问题，归纳又很简明。
第三，他把刘大栳提出的文章四要素扩充为八，“日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认为前四者是“文之精”，后四者是“文之粗”，而抽象的前四者要通过具体的后四者来体现和把握，并要在领悟前四者之后，摆脱后四者的束缚，而进入“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古文辞类纂序目》）的境界。
《浮生六记》清中期散文中，《浮生六记》很值得注意。作者沈复（1763—？）字三白，江苏苏州人，作幕经商为生，不以文名。其《浮生六记》是自传性的作品，原有六卷，今存前四卷，记述家居及游历生活，前三卷《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多述他与妻子陈芸之间的感情和日常琐事，以及因失欢于父母，夫妇被迫离家出走，困于穷病，以致陈芸郁郁而死的痛苦经历。
《浮生六记》个很特别的地方，是以细致的事实记述，清楚地指出正是由于其父亲的颟顸粗暴、其弟的自私无行，导致他们夫妇陷于困窘，导致陈芸悲惨的夭折。旧时代家庭中家长威权的祸害之重，可以从这里得到深刻认识。而作者尽管用语不失恭谨，事实上是为眷恋夫妻之情而不惧显暴父母之过、家庭之丑，那完全是不合“孝道”的。这种内容，已经开了新文学中揭露封建家庭丑恶的作品的先河。
《浮生六记》文字不重妆点，亦无章法结构之讲究，而自然明莹纯净，感情尤其真实动人。且正如陈寅恪所说，这种写“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盐之琐屑”的文字，在当时乃“例外创作”（《元白诗笺证稿》）。作为一无名文人的一部小书，它没有在历史中淹没，并在“五四”以后越来越受人们的喜爱，正是因为它突破了礼法顾忌，代表着散文深入表现人性人情之真的趋势。下录一节，是记两人偷偷借故出游的一桩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