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六一八年唐王朝建立。在以后的年代中，它发展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强大的帝国。
由于社会环境较为宽松，加上国内多民族文化的相互融合，中外文化的频繁交流，使得这个时代的文化逐渐呈现丰富多彩、生气勃勃的面貌。而作为魏晋以来文人文学核心文体的诗歌，经过长期的发展与变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包孕了多种多样的可能性，由初唐至盛唐因多方面的有利条件而达到艺术的高峰。
一、初唐诗歌
初唐的宫廷文人唐初统治者对文艺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李世民亲自撰写了《晋书·陆机传论》，称赞陆机的创作“辞藻宏丽”，对美文学表示欣赏。此后高宗、武后、中宗等几代君主也都喜好艺文。为了炫耀大唐帝国的治世气象，他们广引天下文士，编纂类书，赋诗唱酬。因此唐初的宫廷犹如南朝与隋，成为当代文学活动的中心。
初唐宫廷文人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太宗朝的虞世南（约558—约638，字伯施），高宗朝的上官仪（约608—664，字游韶），武后及中宗时的杜审言（约645—708，字必简）、宋之问（约656—约713，字延清）、沈俭期（约656—713，字云卿）等。他们的创作多歌功颂德、宫苑游宴的内容，难以深入抒发情思。但在诗歌体制的建设上，他们还是作出了有意义的贡献；他们的与宫廷雅集无关的一些创作，也有写得情致动人的。
前已论及，诗歌的格律化不只与声律有关，它还促使诗人在艺术表现上作出新的努力，在上述诗人较出色的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杜审言诗今存者以五言律诗为主，他在江阴任职时所写的《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一诗，曾被胡应麟《诗薮》誉为“初唐五言律第一”：
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蘋。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
诗以大地回春的绚丽风光反衬游宦者的思乡之情。“独有”与“偏惊”一联，通过对仗关系强化了诗人对物候变化的警觉；“云霞”、“梅柳”一联，不仅感觉明快，而且意象密集，涵义丰厚。像“梅柳渡江春”这样的句子已经完全脱离了散文的语法，包含了多重歧义。
沈俭期、宋之问也都倾大力于律体的写作，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总结了五七言近体的形式规范。宋以擅长五言诗著称，其写景抒怀之作每有佳句，如《江亭晚望》中“鸟归沙有迹，帆过浪无痕。望水知柔性，看山欲断魂”二联，在精整的对偶形式中描绘出景物的变化或对比，并以此酿造了独特的情绪氛围。而沈俭期史称其“尤长七言之作”（《旧唐书》本传），他的为数甚多的七律，在合乎规范方面堪称宫廷诸诗人之首，在推进七言歌行体律化的过程中，作用最为明显。下录他的《独不见》：
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谁谓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
这种诗尚带有歌行的特点，作为七律而言不够紧凑，但作者运用这种规整的形式已是挥洒自如，相当纯熟；“九月”、“十年”一联也堪称警策。
但以宫廷为中心的文学活动很难避免情感上苍白平庸的毛病。从造就唐诗特有的风貌而言，另外一批与宫廷无缘的诗人作出了更重要的贡献。
“四杰”初唐诗坛上很早就曾出现与宫廷诗风异趣的人物，太宗贞观年间的王绩（589—644）就是一例。他经历隋唐之际的变故，最终归隐乡村，以任情纵酒的生活为乐。其代表作为《野望》：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在对田园生活的静观式的描绘中，蕴涵着诗人内心与外部世界相疏远的感觉。这是一首严格的五律，但语言质朴，不事雕琢，和宫廷文学的风尚迥然不同。不过，王绩的诗通常偏于疏浅，佳作不多；他的创作风格在当时影响也不大。在初唐诗坛上真正展现出新的风貌、使唐诗产生明显变化的诗人，是活动于高宗、武后时期的所谓“初唐四杰”：卢照邻（约634—约686，字升之）、骆宾王（约638—？）、王勃（650—676，字子安）、杨炯（650—693后）。
最初在宋之问的《祭杜学士审言文》中，就提及“后俊有王、杨、卢、骆”云云，将四人并称；并说到四人共同的特点：“由运然也，莫以福寿自卫；将神忌也，不得华实斯俱。”即虽有才华而命运多舛。唐代较以前的时代，个人凭借自己的才华获取成功的机会固然要多一些，卢照邻《南阳公集序》就提到唐初许多名臣或“以文章进”或“以才术显”，皆“起自布衣，蔚为卿相”，这使像他这样的人深深为之激动；然而对于那些缺乏家族背景而个性又过于显露的的人来说，人生道路仍然充满艰险。四杰中，卢照邻曾官县尉，因染恶疾不堪痛苦而自杀；骆宾王参与徐敬业反叛之事，不知所终；王勃因事获罪，后于渡海省亲时溺水而死；仅杨炯一生平顺，官至县令。这种才高而位卑、志大而运蹇的人生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思想性格和文学创作。
四人中，卢、骆的年岁实比王、杨要高出一辈。在诗歌创作方面，他们都以长篇歌行最为著名，如卢照邻有七言的《长安古意》，骆宾王有五、七言相杂的《帝京篇》、《畴昔篇》。这种诗吸收了齐梁以来的歌行的特点，又融入了京都赋的格局与气派，写得篇幅宏大，场面壮观，将帝京风物与繁华奢侈的生活描绘得十分活跃。诗中内涵是多层面的组合，像《长安古意》在华丽而流动的笔调里，既赞美了对欢乐生活的追求，又感慨富贵荣华之不能长久，最终以寒士的寂寥与前面大肆渲染的豪贵的骄纵构成对比，显示了人世的不平。总之，诗中表达了丰富而复杂的人生感受，并不以某种偏执的态度看待生活，因而格外生气洋谥。除了长篇歌行，卢、骆二人也有不少出色的五言短篇。如骆宾王的《在狱咏蝉》就是为人所熟知的一首，它在过去偏重于游戏性的咏物诗中寄托了深沉的人生感慨，反映了唐代咏物诗重要的变化。而《于易水送人一绝》尤其能表现出作者的卓荦气概：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在“四杰”中，王勃享寿最短，声名最大。他擅长五言律诗与绝句，不仅声律工整，语言亦浅显而精炼，内涵着饱满的生气。如《送社少府之蜀川》：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起笔就写得境界阔大，而后“海内”两句，写出一种具有哲理感的人生情怀。它完全不同于传统的送别诗的低沉忧伤的情调。另外像五绝《山中》也是用语不啻口出而情韵丰厚，推进了深入浅出的语言风格：
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
王勃是一位富于才华的文人，在五言律绝之外，他的杂言体歌行《采莲曲》和七言诗《滕王阁》都堪称上乘之作。
杨炯诗今存者几乎全部是五言律诗（包括排律）。他在“四杰”中稍乏才性，较有名的作品有《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和热情，为诗歌注人了豪迈的意气。
陈子昂、张若虚等唐代文学在继承六朝文学的同时理所当然地也谋求具有变革意义的创新与发展，这种需要引起在理论上对前代文学的批评。但由于陈旧观念的影响，初唐文人的文学观却往往显得保守而空洞。如王勃在《上吏部裴侍郎启》中，以屈原、宋玉为“浇源”（浇薄之源），杨炯在《王勃集序》里也说“曹、王杰起，更失于《风》、《骚》，都是些无意义的陈词滥调。与前人相比，陈子昂的理论主张要显得清晰而有效。他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认为“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其实也不无偏见；但他所大力提倡的乃是“汉魏风骨”，具体说就是推崇建安与正始的文学。这对于纠正南朝贵族文学以绮靡轻丽为主流而缺乏深厚有力的精神力量的偏向，仍是有意义的。如果滤除陈子昂文章中的夸张成分，结合其代表作《感遇》诗以阮籍《咏怀》为榜样的情况，可以说其文学态度与庚信文学的后期变化有一脉相承之处。
陈子昂（661—722）字伯玉，出身蜀中富家，年轻时任侠使气。武则天当政时入仕，颇思有为，终因屡遭冷遇而辞官返乡，后被当地县令诬陷致死。他的诗作如《感遇》三十八首及《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其内容既涉及现实社会与政治问题，也有比较玄虚化的、以老庄哲学为出发点的对人生与命运的思考，而共同特点则是总带有强烈自我意识和充满进取精神。
由于习惯于带哲理性的思考，陈子昂的一些由现实问题而生发感想的诗，也多写得境界宏阔，情绪苍凉。如《感遇》之三：
苍苍丁零塞，今古缅荒途。亭堠何摧兀，暴骨无全躯。黄沙漠南起，白日隐西隅。汉甲三十万，曾以事匈奴。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孤！
这首边塞诗或许有批评当时朝廷边备不修的用意，但全诗却是以荒莽的沙漠为背景，总括地描绘自汉迄唐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令人感受到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
对生命的孤独感的倾诉也是陈子昂诗歌的重要主题。这虽与他怀才不遇的遭际有关，但更多缘于他强烈的自我意识。因之其诗中的孤独感绝少表现为沮丧沉沦，而是高傲不群。如人所皆知的《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在陈子昂力图重振“汉魏风骨”的同时，刘希夷。张若虚诸人与“四杰”一样，仍沿着南北朝诗歌固有的方向朝前开拓。
刘希夷的诗歌颇多从女性立场出发的赏春、惜春之作，是宫体诗的余绪和变化。其中最著名的是《代悲白头翁》。诗的前半篇写“洛阳女儿”见落花而叹息，感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后半篇写往日美少年今成白头翁，衰相可哀。这种对良辰美景而感叹韶华易逝的诗在南朝已很常见，江总《梅花落》可为代表。但到了本篇中，一方面是语言、节奏更为明快轻捷，另一方面则是诗中的情思包含了更广泛的人生哲理，所以就比前人之作更为优美动人。
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也是流连青春之作：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道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先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新。斜月沈沈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二、盛唐诗歌
本节所说的“盛唐”是指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直至“安史之乱”爆发以前的时期，这是唐诗经过长期酝酿而达到艺术高峰的时期。
张说、张九龄张说（667—731）字道济，张九龄（678—740）字子寿，二人在玄宗朝前期先后为执政大臣，而又爱好文学，喜延纳后进。如张说执政时，张九龄、王翰等许多著名文士常游其门下；张九龄曾辟孟浩然为荆州府幕僚，提拔王维为右拾遗，对王昌龄等许多诗人也有所奖励和关怀。他们的这种作风以及他们自己在诗歌创作方面的爱好，对盛唐时期诗歌繁盛局面的形成起了明显的作用。
张说自武后时起历仕四朝，又是辅佐玄宗创建开元之治的杰出政治家。他的诗语言比较质朴，有时甚至有些粗率，但在抒写个人怀抱时显示出的风采和气度，是豪放而有力的。张说也喜欢吟咏各种杰出人物，以此表现自己的人生志趣，《邺都引》是这类诗中的代表作。诗的开头写“君不见魏武草创争天禄，群雄眶眦相驰逐。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语言凝练，人物的形象活跃有力。虽然结末“试上铜台歌舞处，唯有秋风愁杀人”之句归结到一切英雄业绩都将被淹没在时间之流中，却并不失倜傥意气。这种英雄精神渐渐成为盛唐诗歌重要的精神内涵。
张九龄在政治上以操守高洁著名，在与李林甫发生冲突及遭排挤罢相后，尤其看重这一点。他的诗因而多表现清高自爱的人生态度。在艺术表现上，多托物言志、借景抒情，显得委婉蕴藉。例如他的《感遇》十二首均以芳草美人的意象抒写自己的胸怀，而《西江夜行》、《望月怀远》等篇将澄净的襟怀表现在清朗的月色中，情韵隽永，尤为出色。前一首如下：
遥夜人何在，澄潭月里行。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外物寂无扰，中流澹自清。念归林叶换，愁坐露华生。犹有汀洲鹤，宵分乍一鸣。
诗中所展现的澄澈柔美的夜景，处处渗透着婉约深长的情思。这类诗的风格对稍后孟浩然、王维等清淡一路的诗风也有一定的影响。
王昌龄、李颀等在盛唐诗坛上有一批诗人，尽管仕途功名无甚成就，却在这一富于理想色彩和创造精神的时代中才华涌发，诗情激荡，写下了许多千古传诵的杰出篇章。他们很难归属于某一个流派，在诗型、题材上各有擅长，但无不有一种磊落豪迈的精神。王昌龄、李颀以及王翰、王之涣、崔颢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王翰有《凉州词》：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因为死亡是随时可以来临的，生命的每一个片刻都值得珍爱；而纵情的乃至不无奢侈的享受既是军人嘲弄死亡的方式，又隐隐透出一层悲凉。
王之涣（688—742）字季凌，他也有以《凉州词》为题的名篇：
黄沙直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此诗开头四字通行本作“黄河远上”，可能是在流传中被后人作了改动。诗歌在极广大的视野里写出边城的荒凉，而后再以羌笛哀怨的声音撩动读者的心弦。但诗中画面雄壮阔大，故仍不失遒壮的风力。
在这群诗人中最为著名的是王昌龄（约690—约757）。他字少伯，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开元十五年进土及第，一生位沉下僚。安史之乱爆发后于避乱途中被毫州刺史闻丘晓杀害。
王昌龄最为擅长的诗型是七绝，写得较集中的题材是边塞生活。一般认为他和李白是唐人写七绝的两大高手，而他的《出塞》甚至被誉为唐人绝句压卷之作（见王世贞《艺苑卮言》）：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诗一开头就把边塞的战争追溯到它的遥远而连绵不绝的历史，提醒人们自古以来沿长城一线血与火的冲突是这一土地上的人们难以摆脱的命运；而后用“但使”、“不教”这样的假设表达了对和平的祈愿——但也正因“龙城飞将（指像汉代李广那样的名将）在”是一个假设的条件，它同时也就暗示了和平的不可能。这诗写得并不深奥，却在短小的篇幅中包含了对历史的思考和复杂的感情，它的风格雄健浑厚，令人体会到诗歌语言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