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没有诗歌作品流传下来，唯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仙真人诗”，或许与始皇的求仙活动有关。汉代诗歌的情况与先秦相比，变化很大。《诗经》虽为士人所普遍诵习，但那种四言诗体的写作则已衰微，今传只有韦盂的《讽谏诗》、《在邹诗》等呆板的模拟之作。楚辞本也属诗的性质，但到了汉代，从楚辞演化出的辞赋成为一种介乎诗与文之间的特殊的体式。所以汉诗主要是一些新的诗体，尤其五言诗在这个时代渐渐发展成熟，后来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基本诗型。
一、楚歌的兴起
汉代最早的楚歌，可以追溯到项羽的《垓下歌》。那是在汉五年，项羽被刘邦的各路大军围困于垓下，山穷水尽，对着他心爱的美人虞姬慷慨悲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作为成功的英雄，刘邦留下了《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刘邦在秦来战争的大风暴中，从社会底层登上皇位。支配这种剧变的命运力量同样是他所难以理解并且感到不安的。从战国而秦汉，中国历史长期处在剧烈的变迁中，它又造成历史人物同样剧烈的人生变迁。虽有成败的天差地别，但《垓下歌》和《大风歌》都表现出关于人在世界中的处境的困惑和感慨，这预示了文学的主题将会有深入的发展。
自西汉中期以后，楚歌的写作逐渐衰退。值得一提的是东汉前期粱鸿的《五噫歌》，诗中将“官室崔嵬”的帝京与“劬劳未央”的民众生活作对比，直接对帝王提出指斥。诗中很特别地连用五个感叹词“噫”句，表现了强烈的愤慨。
二、五、七言诗的形成
关于五言诗关于汉代五言诗的形成一直有很多争议。从文献记载来看，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陆贾《楚汉春秋》所载虞姬答项羽的一首诗，是完整的五言四句格式，如果《楚汉春秋》中原来确有此诗，那么不论它是否出于虞姬之手，其年代都是非常早的（陆贾与虞姬实为同时代人）。但这诗几乎像一首绝句，放在秦汉之际显得颇突兀，所以古代就有人怀疑它或许是后人窜入的；只是这也并无确凿根据，我们在此只好暂且存而不论。除此之外，汉高祖姬戚夫人所作《舂歌》年代也很早，已接近完整的五言诗形态：“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在武帝时代，又有李延年的《佳人歌》：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此诗仅一句非五言。而作者不把它写成完整的五言诗，谅非有何技巧的困难，只是他不认为有此必要而已。至成帝时，存世民谣“安所求子死”和“邪径败良田”两首俱是完整的五言诗格式，表明那时五言诗体已经在民间流行；成帝妃嫔班捷妤也有《怨歌行》见载于《文选》。语言简洁，是一首相当出色的五言诗：
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箧荀中，恩情中道绝。
此诗也有人疑为伪作，但实无根据。综合以上所述来分析，有些文献记载《古诗十九首》中若干篇出于西汉，应该说没有什么可惊怪的。只是“古诗”的具体情况较为复杂，下文另作介绍。
关于七言诗过去通行的看法认为七言诗体形成很晚，这也是有问题的。典型的上四下三结构的七言诗句，在汉代以前已经很多见。《荀子》中杂言体的《成相辞》，就是以这种七言句为核心的（例见前引）。近年在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中，也有好几首类似的歌辞，可见这种歌谣体曾经很流行。楚辞中《橘颂》的四言形式与《诗经》的不同，如将两句连读，去掉句尾的“兮”字，也就成为上四下三的七言句：“后皇嘉树橘徕服，受命不迁生南国……”可以说，在先秦文学中已经存在形成七言诗体的必要条件。
从现存的作品来看，武帝时由司马相如等宫廷文人制作的《郊祀歌》十九章，其中《天地》、《天门》、《景星》三章，均含有较多的七言句。尤其《景星》，前半部分完全是四言，后半部分十二句完全是七言，这很值得注意；相传为武帝君臣联句写作的《柏梁台诗》，是完整的七言诗。虽然它的真实性颇受学者的怀疑，但以当时诗歌写作的情况来看，它的存在实无可怪之处。又残存的东方朔“七言”仍带有语气词“兮”字，而刘向的“七言”所存六句已不带语气词，这六旬似属同一首，其内容如“揭来归耕永自疏”、“结构野草起屋庐”、“山鸟群鸣我心怀”，写隐居的日常生活和闲逸心情，诗的特点也比较明显。
三、乐府诗
“乐府”概说“乐府”一词，在古代具有多种涵义。最初是指主管音乐的官府。汉代人把乐府配乐演唱的诗称为“歌诗”，这种“歌诗”在魏晋以后也称为“乐府”。同时，魏晋南北朝文人用乐府旧题写作的诗，有合乐有不合乐的，也一概称为“乐府”。到了唐代，除了依旧题写作的乐府诗，还出现了不用乐府旧题而只是仿照乐府诗的某种特点写作的诗，被称为“新乐府”或“系乐府”。宋元以后，从配乐演唱的意义上，又把“乐府”用作词、曲的别称。学习中国文学史时，需要注意“乐府”概念的各种区别。
至迟自周代始，历朝都有掌管音乐的官方机构。但《汉书·艺文志》却说“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云云，似表明武帝时又专门建立了一个新的音乐机构，其名称为“乐府”；它的一个重要功能是采集歌谣。
汉乐府的特色与文学成就汉乐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开创意义，其突出的表现一是第一次具体而深入地反映了社会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二是奠定了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基础。而这两个特点又是相互联系的，即只有运用叙事诗的形式，才有可能具体而深入地描述包括下层民众在内的人们的日常生活。
以前的诗歌中，《诗经》的十五国风具有较浓的民间生活气息，但它反映社会下层生活的特征并不显著，只有《豳风·七月》写到奴隶们一年四季的劳作，却又只是概括性的陈述。因而汉乐府中的许多诗篇，读来就有耳目一新之感，如《妇病行》：
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乱曰：抱时无衣，襦复无里。闭门塞牖，舍孤儿到市。道逢亲交，泣坐不能起。从乞求与孤买饵，对交啼泣，泪不可止。“我欲不伤悲，不能已！”探怀中钱持授交。入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徘徊空合中，“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
前面我们说过，中国诗歌从一开始，抒情诗就占有压倒的优势。而在汉乐府的俗乐歌辞中约有三分之一为叙事性的作品，它虽不足以改变古典诗歌以抒情诗占主流的局面，却能够宣告叙事诗的正式成立。这些诗有的在艺术上显得比较稚拙，如《妇病行》、《孤儿行》看来没有经过必要的锤炼，诗句显得琐碎而散乱，但也有的已经显得比较成熟。一些短篇常常是选取生活中恰当的片断来表现，既避免过多的交代与铺陈，又能包含丰富的内容。如前面说到的《东门行》，只是写了丈夫拔剑欲行、妻子苦苦相劝的场面，但诗歌背后却有很多可供联想的东西。《十五从军征》在这方面更为突出：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
篇幅较长的如《陌上桑》等，则有更多的描述和矛盾冲突的起伏。《陌上桑》一名《艳歌罗敷行》，是一篇喜剧性的叙事诗。它写一个名叫秦罗敷的美女在城南隅采桑，人们见了她都爱慕不已，正逢一个“使君”（太守一级的高官）经过，问罗敷愿否跟他同去，罗敷断然拒绝，并将自己的丈夫夸耀了一通。诗没有再写下去，但可以想象使君是灰溜溜走开了。
以上主要分析了汉乐府中的叙事性作品。汉乐府中的抒情诗歌也很有特色，尤其是西汉《鼓吹饶歌》中一些诗篇情感的表达激烈而直露，是以前的诗歌所不及的。如《战城南》这样来描述战争的惨烈：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
激战过后的战场上，尸体横陈，乌鸦在上空盘旋，准备啄人肉，而死者则要求乌鸦在吃他的肉体之前，先为他嚎叫几声。如此描绘战争之惨烈，在《诗经》中完全看不到踪影；楚辞中的《国殇》，也有所不及。
《上邪》一般理解为热恋中的情人对于爱情的誓言：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诗中主人公连用了五种绝不可能出现的自然现象，表示要“与君相知”直到世界的末日，虽写得很简单，却有令人惊心动魄的力量。这种情感的释放，同样也丰富了中国古代诗歌的精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