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这一时期留存下来的大量文献典籍如哲学、历史、文学、天文、地理、科技等书籍以及奏章、疏折和政府的各类文书中，都程度不同地载有军事思想的内容。《宋史》、《辽史》、《金史》、《元史》这些“正史”自不待言，就是许多“野史”和著名人物的个人著述中也蕴藏着丰富的军事思想史料。如《宋会要》、《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文献通考》、《元朝秘史》、《蒙鞑备录》、《黑鞑事略》；苏询的《嘉祐集》、《苏东坡文集》、《王安石文集》、司马光的文集和《涑水纪闻》、沈括的《梦溪笔谈》、曾巩的《隆平集》、王偶的《东都事略》、《叶适集》、《陈亮集》等等，都是研究宋辽金元军事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
2.主要特点。宋辽金元军事思想明显地表现出这样几个主要特点：
一是具有坚实的古兵法的理论基础。宋辽金元各政权，尤其是宋王朝对学习研究古人优秀军事文化遗产十分重视。早在北宋太宗朝，当时编修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共1000卷，其中专门记述军事的《兵部》就有90余卷，占全书总量近十分之一；继后，真宗朝时编修的大型类书《册府元龟》亦有1000卷，其中专门记述军事的《将帅部》有60余卷，也占全书的相当比例；再后，仁宗朝编修的《武经总要》，其“前集备一朝之制度，后集具历代之得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99），亦把介绍历代军事作为重要内容。《武经总要》书成后，宋仁宗还亲自“赐”序，以示重视。到神宗时，研究古代军事理论的空气更浓厚，出现了盛况空前的局面。其中最为引入注目的是校定刊行了著名的《武经七书》。元丰三年（1080年）四月，宋神宗诏命国子监司业朱服等人、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版行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3）。校定后的7部兵书共25卷，作为武学教材，于元丰年间（1078~1085）刊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军事教科书。其后不久，《十一家注孙子》也面世。该书所辑注家有三国曹操、梁盂氏，唐李签、贾林、杜佑、杜牧、陈蘋，宋梅尧臣、王皙、何氏与张预等11位之多，为专门研究兵圣孙武的军事思想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同时，《武经七书》刊行后，注家蜂起。其中，当朝人施子美的《施氏七书讲义》注释条理性强，多引战史及历代兵家语录以相参证，并对《孙子》、《吴子》请书本意多有阐发，为古兵法研究热潮中的一个可喜成果。
随着学习和研究的不断深人，人们对古兵法的理解也日益加深。例如，孙子曾说“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代兵，其下攻城”（《孙子·谋攻篇》）。对什么是伐谋、伐交和伐兵，《武经总要》作了明析而深人的阐发：“伐谋者，攻敌之心，使不能谋也；伐交者，绝敌之援，使不能合也；伐兵者，合刃于力士之场，不得已而用之也”（《武经总要》前集卷3）。再如，《孙子》提出的“以正合，以奇胜”的理论，唐代《李靖问对》一书多有论述，而《何博士备论》又有新的阐述。它指出：“犹之二人相搏也，材钧而力偶，方相持未决也。率然一夫起其傍而助之，则夫受助者，蔑不胜矣。此法所谓以正合，以奇胜者也。”（《何博士备论·杨素论》）这个形象生动的比喻，既巧妙地解释了什么是“以正合，以奇胜”的用兵之法，又深人浅出地道出了它为什么是制胜之法的道理。
二是紧密联系当时军事斗争实际。这一特点，除了在前述若干思想观点提出的针对性上表现明显外，还可从一些兵书编写的指导方针和内容设置上看得十分清楚。譬如说，北宋仁宗针对将帅们“鲜古今之学”的实际，编写《武经总要》时确定了这样的指导方针：一方面要“宏纲之毕举”；另一方面要使将帅们“出抗强敌，每画筹策，悉见规模”（《武经总要·仁宗皇帝御制序》）。同时，针对同辽和西夏军事斗争需要的实际，该书除专门列有“边防”5卷，详细记载了沿边的山川地理形势、所设砦铺及交通道路情况外，还在“制度”中专辟“土俗”一节，以备将帅们了解沿边，特别是北边和西北边的风士民情。并指出，只有了解“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链，利则进，不利则退”的特点，才能“常以我之长，击彼之短，料其所好而诱之，因其所恶而攻之”（《武经总要》前集卷9）。
三是注重在实践中广泛应用。很明显，这个时期军事思想中的许多思想观点并非全是新的建树，而是以往各代早已提出的。但是，由于该时期军事家、思想家们对前人思想理解得深刻，并同当时的军事斗争紧密结合，于是就给前人提出的思想注人了新的活力，使其在广阔的领域中得到了应用。像以法治军的思想，是古人一向强调的。不过，以前关于以法治军思想往往主要体现在严明军纪方面；而宋辽金元则将其贯彻到军队管理教育，军事训练，制定奖惩法规，规范上下关系、作战行动和战场纪律等军队建设的方方面面。再如，精兵利器思想，也是古人所提倡的。而在宋辽金元时期，这一加强兵器建设的思想，同样被广泛地应用于兵器制造和管理的各个方面。在生产和科技向前发展的基础上，使得这个时期的冷热兵器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其前代的发展水平。
3.历史地位。宋辽金元军事思想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时代特色的思想，是以宋王朝为代表的整个时期军事学术成就的一部分，在中国历代军事思想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其所以如此，除了因其思想丰富，具有上述一些主要特点之外，还在于它在继承了前人军事思想精华的同时，又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发展并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新思想。
诸如：在战争目标上，继承了前人“战胜而强立”的思想，又提出了以“收复故土”或“人主中原”为目标的“一天下”的思想；在战争胜负因素上，继承了前人主张正义战争的思想，又提出了正义战争必胜和强调人的因素、强调依靠民众的思想观点；在御军问题上，继承了前人兵权集中的思想，又突出了“兵权贵一”和防止武夫作乱以保持社会稳定的思想；在治军问题上，继承了前人以法治军的思想，又提出了军队建设必须全面立法，走“法制”轨道的思想；在战争和作战指导上，继承了前人贵谋和先备及灵活用兵思想，又根据实际提出了用兵之道“知变为大”、不拘泥于古兵法、坚持“藏战于守”和“守中有攻”以及筑寨用险等思想；在屯兵设防问题上，继承了前人屯田实边思想，又提出了“内外相制”以防武夫坐大的屯驻思想和“分区防御”的国防思想；在兵器建设上，继承了前人精兵利器思想，又提出了加强发展炮具和火器等精兵利器的主张，等等。
正是由于宋辽金元军事思想在“继承”中有发展，在发展中又体现了“继承”，因而它在丰富中国历代军事理论的宝库中作出了较大贡献，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并对其后明清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
二、各具特色的战争观
宋江金元时期，关于战争问题所反映出来的主要思想观点是：在战争目标上，存有以收复“故土”和“人主中原”为目标的“一天下”与“战胜而强立”的战争观；在对待战争态度上，存有避战求和与积极抗战的战争观；在战争胜负因素上，存有唯心主义与朴素唯物主义的战争观。
（一）“一天下”与“战胜而强立”的战争观
所谓“一天下”的战争观，即是把实现国家统一作为战争主要目标的一种思想观点。北宋统治者比较明显地持有这种观点。开国皇帝赵匡胤，亲眼目睹过五代时国家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并跟随周世宗参加过后周的统一战争。因而，他代周建宋后，一直重视用武力实现国家的统一。在平灭南方诸国时，南唐割据政权对宋十分恭顺，找不到讨平它的借口，赵匡胤便对南唐使者直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建宋伊始，他亲自率军讨平了方镇李筠和李重进的武装叛乱，并相继平灭了南方诸国，基本实现了南方的统一。其弟赵光义，继承他的遗志，又迫使南方的吴越臣服，还亲自率军灭了北汉，进而发动了旨在收复“故土”的两次大规模的幽州之战。为了防止西夏从宋的版图上分离出去，太宗朝还在河西地区同西夏进行了激烈的争夺。宋仁宗时，依智高集团在今广西南宁一带建国称帝，宋廷遂派大将狄青率军果断地加以平息。宋神宗一即皇位，便发誓“用武开边，复中国旧地”。为此，他于元丰四年七月，发兵30万，五路分进，合击西夏。
综观辽金元统治者在战争目标上的言行，“一天下”的战争观点不占据主导地位，但出于宣传的需要和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其把攻宋战争纳人中国封建王朝更迭战争范围的人主中原和“一天下”的思想也相继产生。辽在攻宋时，曾提出与宋以黄河为界的设想。金太祖阿骨打发兵攻辽前曾动员金军统帅说：“辽政不纲，人神共弃，今欲中外一统，故命汝率大军以行讨伐”（《金史》卷2《太祖纪》）。金太宗吴乞买在攻北宋时，也曾对金军将帅说过：“俟宋平，当立藩辅”，既用此动员将帅积极攻宋，又表示了要取代中原王朝正统地位的思想。金海陵王完颜亮迁都汴京，为了攻宋战争的需要，也表达了其欲实现“万里车书一混同”（《三朝北盟会编》卷242）的思想。元朝统治者自窝阔台汗以后，特别到忽必烈大举攻宋时，“得其地，亦得其民”的“一天下”思想更加明确起来。
此外，辽金元统治者对战争目标，还持有明显的“战胜而强立”的思想观点。这种观点虽然在史籍中罕有具体记载，但从辽、金“以兵得国”、“以侵伐为事”，西夏“崇高军事”和元朝初兴时竭力向外扩张势力范围，把掳掠人口、财物作为战争的主要目标的战争实践上看，其“战胜而强立”的战争观，确是他们观察和看待战争的一个基本观点，并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
（二）避战求和与积极抗战的战争观
北宋从其中期开始，随着宋真宗尊儒学、崇佛道思想路线的形成，“避战求和”的战争观点就有所抬头。到南宋时，由于理学逐步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这种思想观点随之膨胀起来，并一跃居于统治地位。在南宋时期，“避战求和”的战争观，是为宋廷对金国妥协投降政治路线服务的。他们宣称，对金国发动的人侵战争，采取“安人止战”、“屈己爱民”方针是善策（《翠微先生北征录》卷1）；他们主张，在金军大举进攻面前，要“安靖和平”息师结盟，不可“逞贫侍兵而讳言和议’（同上，卷2）；他们还倡导，对待金国人侵造成的灾难，要持容忍态度，认为“忍一时之辱”，可“图万事之利”等等。
与此同时，南来有的著名将领和思想家，对金国发动的人侵战争则持完全相反的态度。宗泽、岳飞等人都竭力主张积极抗战、恢复中原；辛弃疾、叶适、陈亮等还纷纷上书，或著书立说，分析敌我形势，提出应敌对策，并据理批驳了朝廷中占上风的宋金战争“以北方为可畏，以南方为可忧”（《陈亮集·酌古论》）的悲观论调。
（三）“神佑天立”与朴素唯物主义的战争观
“神伤天立”的战争观，在辽金蒙古和元朝各政权中相当盛行。辽每有大的军事行动，皇帝事先都要率领文武大臣“以青牛白马祭告天地、日神，帷不拜月，分命近臣告大祖以下诸陵及木叶山神”（《辽史》卷34《兵卫志上》）；金、蒙古的统治者，在大战前亦往往要率众举行隆重仪式，祈祷天地、祭把祖先，以求得上天和神灵的保佑。这表明，他们在战争问题上还崇拜神明，认为战争胜负是由天意来决定的。这种“神伤天立”的战争观在两宋表现并不明显，但也不是完全摆脱了天命论的束缚。其中，金军攻打汴京、北宋行将灭亡时，宋徽宗等竞信郭京搬请“天兵”降临的胡言而最后遭至惨败，就是典型的例子。
与之对立，朴素唯物论主义的战争观在两宋军事家、思想家的言论中亦有多方面的表现：
一是看到了战争对国家的生存发展具有双重性的深刻影响，指出：“兵于人之国也，有以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何博士备论·汉武帝论》）。
二是认识到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和战争的性质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例如，《百战奇法》在表述战争时，常常以顺、逆和直、曲等词语来区别战争的性质，其《生战》篇中就明确指出：“若以顺讨逆，以直伐曲，以贤击愚，皆无疑也。”
三是初步认识到了人在战争和作战中的关键性作用，进而肯定了人民群众在反侵略战争中的巨大力量。《虎铃经》认为，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注重天、地、人等各种因素；然而这三者并非是平列的，而是“先以人，次以地，次以天”（《三才应变》）。再如，《百战奇法》亦多处强调人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它不仅专门列有《人战》篇，还在《生战》篇中强调指出：“凡与敌战，若地利已得，士卒已阵，法令已行，奇兵已设，要当割弃性命而战，则胜。”《守城录》亦强调善守在人，说“势力强弱在人”；城池被攻破，“非攻之善，乃守之不善”（卷2）。陈亮在其《中兴论》中进一步提出，要依靠“匹夫匹妇”和“草茅贱士”来取得抗金的胜利。很明显，《虎铃经》所强调的“人”是指将帅，《百战奇法》所强调的“人”，已扩展到广大士卒，而《中兴论》中的“匹夫匹妇”和“草茅贱土”，是把当时各地组织起来的抗金义军和广大人民群众都涵括进去了。在12世纪初叶，思想家们能提出这样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战争观，不能不说是十分可贵的。
三、四大要素构成的建军思想
这个时期建军思想，主要反映在兵役、军兵种建设、御军和治军等四个方面。
（一）兵役思想
宋辽金元时期，存在两种不同的兵役制度：宋实行募兵制；辽、西夏、金、蒙古和元实行“壮者皆兵”的全民征兵制。前者，以巩固政权，“为百代之利”为其倡导思想。即通过灾年在灾区大量招兵等措施，来达到“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邵氏闻见录》卷1）的目的。后者，则贯彻战时“举国皆来”，平时进行生产劳动的思想原则。即“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经世大典序录·军制》），以与其游牧民族特点和比较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
（二）军兵种建设思想
“南船北马”是这个时期军兵种建设的突出特点。宋统治区具有建设水军的有利条件，除了重视步兵建设外，还重视水军的建设。其建设水军的目的很明确，即：宋初为了统一江南，统一后为了镇压南方各地的农民起义；南宋时则主要为了抵御金兵南侵，同时也为了镇压各地农民起义。为抵御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军队的南进，宋朝统治者对于骑兵建设从思想上也是重视的，但由于缺马致使骑兵一直比较落后。因此，两宋统治者、军事家们都把解决马匹问题作为加强骑兵建设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北方广大的牧区具有大量繁殖马匹的优越自然条件，适应这一特点，辽、西夏、金、蒙古和元的军队基本都由骑兵构成。他们依靠强大的骑兵，取得了对来战争许多重大胜利。这表明，他们不仅在思想上重视骑兵建设，还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