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作战思想，带着强烈的地域和民族特色，南北方径渭分明，差别之大，超过中国任何断代。南方以水战思想为主，辅以城战思想，北方则以骑战思想见长。南北的差别，根源在于地理环境和民族特性的不同。当时人梁朝沈约在《宋书·索虏传》中对此做了颇为精到的分析，他说：“夫地势有便习，用兵有短长，胡负骏足，而平原悉车骑之地，南习水斗，江湖固舟揖之乡，代马胡驹，出自冀北，楩柟豫章，植乎中土，盖天地所以分区域也。若谓氈裘之民月以决胜于荆、越，必不可矣；而日楼船之夫，可以争锋于燕、冀，岂或可乎？”北方骑战思想盛行于十六国和北朝，尤以鲜卑拓跋部所建的北朝最为发达。南方的水战思想，则兴起于三国东吴，整个六朝一以贯之。
（一）南方水战思想
六朝立国江南，河湖纵横，有稻田之利，江海捭阖，为舰船之所。其兵种主要是步兵和水兵。除了少数专业兵外，水、步兵没有严格界限。许多部队上岸击敌即为步兵，洗足人船便化作水兵。六朝水战成为极重要的作战方式，水军的装备有很大发展，水面作战进攻能力大大提高，并由此促动了水战思想的大发展。
以长击短思想。南方人充分估量了水战之长，认为在水军中具有对北军“以一当千”的优势（《晋书》卷77（蔡谟列传》），并在此基础上树立起以弱胜强的信心。曹操攻东吴，北军虽然数倍于东吴军，吴将周瑜仍然有战胜的把握，因为他看到在大规模的水战中，将是以长击短。战前，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曹操的问题是“舍鞍马，仗舟揖，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中原）所长。驱中国土众远涉江湖之问，不习水土，必生疾病”（《三国志》卷55（周瑜传》）。赤壁之战的胜利，证明了周瑜观点的正确性。周瑜以后，六朝许多人都把保卫南方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水战上，寄托在以长击短的水战优势上。水战为南方之长，也是南北方的共识。北方的魏文帝两次广陵观兵，临江而返，面对滔滔大江叹道：“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也。”（《三国志》卷55《徐盛传》注引《魏氏春秋》“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三国志》卷47《吴主传》注引《吴录》）魏文帝叹长江当道，实为叹南方水战当道，叹南方有此杀手锏。
诱敌深人思想。在南北方相持不下时，为了扬长避短，发挥水战优势歼敌，一些人提出，弃江北进，不如诱而致之，实施战略进攻，不如实施积极防御。实际上，是主张把北军放进长江附近，以便于南军依托长江水系作战。东吴时，常以将领诈降，诱曹魏军深人江北水网地带接应诈降军，吴军待其进人伏击圈内歼击之。东晋时，征西将军庚亮以后赵主石勒新死，准备北伐。侍中蔡漠反对，认为敌人尚强，时机未到。应该“开江延敌”，把北军诱至长江附近，内线歼敌，以利于发挥南军水战的优势。如果贸然地离江北伐，是“以我所短击彼所长”（《晋书》卷对《蔡谟列传》），在战略上是失策的。
控扼上流思想。南方人认为，控扼长江上流是江防的要点。刘备崛起后，东吴甘冒孙、刘联盟破裂的危险，坚持索荆州、夺荆州，就是因为荆州已成了关系东吴安危的上流要地。夷陵处在荆州的最上流，陆逊把夷陵看作东吴的大门，在夷战中死守该地，认为如果丧失夷陵，整个荆州可忧。这一主张，成为东吴共识。陆逊儿于陆抗守荆州时，提出西陵（夷陵此时改名西陵）是国家外部的藩篱，社稷安危的关键，倘若该处有难，应当倾国力争。吴将吾彦也认为，该处不下，敌人终不敢渡江。整个六朝沿着这一思路，无不高度重视控扼其上流要地。
依托水道思想。江河不仅是南军水战的战场，也为南军陆战提供了机动的水道。南军陆战，一般都愿意利用水道进兵和退兵，以方便运输和兼得水战优势。东吴攻魏，多数选在合肥方向，便因为该方向有水道贯通江淮，便于依托水道陆战。南朝不论反对还是赞成北伐的人，立论中往往包括能否依托水道作战这一项。反对北伐的如前述的蔡漠，赞成北伐的如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六月，来文帝主张举行北伐，理由是当时夏水浩瀚，河道流通，有利于南军泛舟北下，拔敌要城。
六朝水战思想指导了六朝水军建设和作战，意义重大。这期间，从地中海到中国的大新月形世界文明区正经历全面危机。位于中国塞北的众多游牧民族，如被东汉击败的匈奴，继匈奴而来的鲜卑等五胡，正在向世界文明古国扩张。匈奴人向西经俄罗斯侵人欧洲，摧毁西罗马帝国，其他游牧民族向南进人中国北方。整个欧亚在游牧民族入侵面前一筹莫展，连连受挫，只有中国成功地应付了入侵者，把他们阻止在江淮以北，所依靠的主要就是水战。
（二）南方城战思想
南方城市防御战思想，是水战思想的补充，是南军抵御北方骑兵的另一张王牌。北方骑兵善于野战而不善于城战，遇到死守的坚城往往进攻乏术。南军由此发展了城战思想。
力求打城战的思想。南军认为据城防御，“战士二千，足抗群虏三万”（《宋书》卷64《何承天列传》），因此主张力避不利的野战，力争有利的城战，以便依托城市的筑城工事，减杀骑兵的机动和冲击优势。梁将沈庆之攻魏荣阳未拔，魏援兵大军继至。沈庆之誓师，说“虏骑多，不可与之野战，当及其未尽至，急攻取其城而据之”。将士奋力攻下荣阳，尔后背城力战，果然击败有众多骑兵的援军。
怯防勇战思想。城战的前提是预有准备，因此，有将领主张趁北军骑兵尚未到来，修城固城，不要害怕人们嘲笑这是胆怯示弱。当敌人骑兵到来时，则依托城垒，勇敢作战。怯防和勇战互为补充，以期立于不败之地。梁朝太守冯道根戍守阜陵城，一到任便修筑城壕，向远方派出侦察人员，好像敌人马上来攻似的，受到人们的讥笑。他说：“这叫做怯防勇战。”修城未完工，魏军来攻。冯从容地以寡击众，将魏军击退。韦睿为梁朝名将，受诏督众军增援遭到魏军追击的北伐还军。他乘援军到达安陆以后，增筑城二丈余，更开大堑，起高楼。众人讥笑他示弱。他说：“不然，为将当有怯时。”（《梁书》卷12《韦睿列传》），果然，北军获悉韦睿已有准备，停止了对北伐还军的追击。冯、梁都承认怯防，目的是为勇战作准备。
（三）北方骑战思想
北方视骑战为自己的强项，努力提高骑兵战术。北齐将斛律金主张学习匈奴骑兵战术。他“行兵用匈奴法，望尘识马步多少，嗅地知军度远近”。柔然主阿那瑰看了斛律金射猎，不得不“深叹其工”（《北齐书》卷16《斛律金列传》）。北军同南方作战，力主骑战，力避不擅长的水战和城战。东魏叛将侯景生长于北方，降梁又叛梁后，兼并了南方众多水军，规模之大，“江左以来，水军之盛未有也”（《南史》卷80贼臣侯景列传》），但仍然不敢轻易水战，叮嘱部下说：“西人（位于西方长江中游的梁军）善水战，不可与争锋；若得马步一交，必当可破”（《梁书》卷56《侯景列传》），仍把希望寄托在所熟悉的作战方式上。骑兵不利于攻城，视筑城工事为仇敌。426年，北魏军攻陷刘宋许昌等城后，“掘破许昌城，又毁坏钟离城，以立疆界而还”（《宋书》卷95《索虏列传》），目的是回军后，使刘来许昌、钟离天城防，便于魏军今后骑战。在与南北水战、城战相对抗的基础上，北方逐渐形成了完整的骑战思想。
发挥骑兵机动和冲击力的思想。北军认为，骑兵的优势，在于强大的机动性。北魏初期，建都于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其军事重心不在中原，如何控制汉人居住的中原呢？北魏战略家崔浩建议道，我们虽然在北方，假如中原有情况，“轻骑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谁知多少？百姓见之，望尘震服。此是国家威制诸夏（中原）之长策也。”（《魏书》卷35《崔浩列传》）崔浩正是在充分认识骑兵机动性的基础上设计了以北制南的“长策”。北军还组建大量铁骑部队，即人马都披铁甲的重装骑兵，说明北军日益强调发挥骑兵的冲击力。263年，三国魏灭蜀时，出动普通的步骑兵。553年，西魏灭蜀，则出动甲士1.2万，铁骑万匹，其指导思想是“以铁骑兼行袭之，无不克矣”。北军两次灭蜀作战，相距近300年，对骑兵的冲击力更加重视了。
运动防御思想。当敌人发动来势凶猛的进攻时，北魏骑兵强调在大踏步运动中退却，以求示弱骄敌，避其锐气，疲劳敌人，等待反攻的时机，因此把退却的终点放在极其遥远的地方。参合陂之战中，北魏放弃都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退却千余里，西渡黄河，进入后秦境内远避。防御刘宋元嘉七年、二十七年两次北伐时，北魏又作了放弃黄河以南、放弃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甚至退回到阴山的思想准备。退却是为反攻准备条件。北魏认为，反攻也应在大踏步中展开，但是不宜操之过急，要耐心等待时机。元嘉七年时，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指出，反攻“须冬寒地净，河冰坚合，自更取之”。北魏传中、抚军大将军崔浩也认为“待其劳倦，秋凉马肥，因敌取食，徐往击之”，才是“万全之计”（《魏书》卷35《崔浩列传》）。元嘉二十七年，拓跋焘再次指出，如果过早反攻，“马今未肥，天时尚热，速出必无功”，“展至十月，吾无忧矣”。
快速进攻思想。北方骑兵进攻总的要求是发挥快速机动的优势，实施快速进攻。但是在不同地形和对不同敌人的的进攻中又应该区别对待，实行不同的军事原则。对漠北草原地区的进攻，是以骑制骑，应当多路奔袭，突然袭击。魏太武帝始光二年（425年）、神鹰二年（429年），两次进攻漠北柔然，都实行这一原则。第一次，五道并进，“诸军至漠南，合辎重，轻骑十五日粮，绝漠讨之”（《魏书》卷103《蠕蠕列传》）。第二次，两道并进，至漠南，“舍辎重轻袭之”（同上）。柔然遭此袭击，极为震惊。主力西逃，不知去向，余者四散，窜伏山谷，畜产布野。北魏骑兵“分军搜讨”，“东西五千余里，南北三千里”（同上），主张转人追击后，应在广阔地域内进行拉网式的搜索。当咬住敌之主力时，要不怕疲劳追击到底。登国六年（391年），北魏军进攻不服从其建国的柔然.追奔600里，道武帝拓跋珪杀副马克三日粮，倍道兼行，在大碛南床山下追上柔然军，大破之。这一追击的原则是建立在残敌行动迟缓基础上的，因为：“柔然驱畜产奔走数日，至水必留，我以轻骑追之，计其道里，不过三日及之矣。”对江淮以北地区的进攻，是以骑制步，制城，而且是在以下不利条件下进行的，即“南人长于守城”（《魏书》卷35崔浩列传》），长于水战，“暑气郁蒸，师人（北方兵）经夏，必多疾病”（《魏书》卷40《陆睿列传》）。因此，北军快速进攻实行了新的军事原则：1.以掠夺而不以占领土地为目的。这一新的军事原则，也被南朝认识到了。萧齐徐州刺史裴叔业指出，“北人不乐远行，唯乐钞掠”。2.以掠夺广大农村地区为主，对城池可攻则攻，不可攻则绕城而过。北魏乘宋武帝刘裕之死南下攻宋。行前群臣讨论先攻城还是先略地。崔浩主张先略地被采纳。他说：“今以大国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时克，挫损军势，敌得徐严而来。我怠彼锐，危道也。不如分军略地”，“滑台、虎牢反在军北，绝望南救，必沿河东走。若或不然，即是囿中之物。”（《魏书》卷35《崔浩列传》）3.冬来春去，进攻的终点以淮河至多以长江为限。4.回军时全部撤兵，”兵不戍一城。土不辟一廛”。这是因为，有若干城市未攻下，“大镇未平，不可守小”，“本原尚在而攻其末流，终无益也”。
骑兵攻坚战思想。北朝骑兵在对南朝进行不擅长的城战时主张，能不攻城最好不攻，非攻不可，也要扬长避短，采用以下两种机动战法攻城。一种是以骑兵对所攻之城昼围夜离，并且筑堤灌城。魏太武帝拓跋焘致信宋武帝刘裕解释这一战法说，我“昼则遣骑围绕，夜则离彼百里宿去……彼吴人正有斫营伎（夜间以步兵分队突袭魏军骑兵营），我亦知彼情，离彼百里止宿。彼募人以来，裁五十里，天明自去，此募人头何得不输我也。彼谓我攻城日，当掘堑围守，欲出来斫营，我亦不近城围彼，止筑堤引水，灌城取之”（《宋书》卷95《索虏列传》）。另一种是把重点放在围城打援的野战上；野战打援胜，则城不攻自破。西魏杨忠围安陆，梁将柳仲礼紧急增援。扬忠便以打援的胜利迫使安陆出降。他说，“南人多习水军，不闲野战，仲礼师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袭之，彼怠我奋，一举可克。克仲礼，则安陆不攻自拔，诸城可传檄定也”。这种战法的优点，是既以打援发挥骑兵野战之所长，又借此避免城战之所短；野战打援胜，则守城者失去希望，城战可以变得较为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