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朝确立“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立法思想以来，历代封建王朝定律都把儒家的礼治思想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唐律也不例外，因此有人认为“唐律一准乎礼，而得古今之平”。这说明唐初定律是以礼为主，依礼以为出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把礼义道德规范直接纳入法律，把札的规定改为法律条文，使儒家学说法典化、制度化。唐太宗曾说：“失礼之禁。著在刑法”，这就是说，凡是违反礼义道德的行为，如果触犯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就被法律宣布为违法犯罪的行为，而要受到一定的刑事惩罚。另一方面，立法者直接引用儒家的经典作为立法的根据，或用儒家的学说来阐释立法的理由。例如永徽时修定律疏，作者们完全取儒家的经典，即所谓《诗》、《易》、《礼》、《春秋》的基本精神来注解唐律，使礼与法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融为一体，这是唐律的一个显著特点。
唐律以礼为主，并不意味着排斥法家的学说。特别是在对被统治阶级的镇压手段上，一方面摒弃了儒家的“罪人不孥”，不“以族论罪”的主张，同时又把商鞅的族刑连坐法继承下来，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武器。可以看出，唐律是一部以儒家学说为指导，兼收并蓄、礼法结合的封建法典。
（四）立法技术空前完善。
唐律是在唐初封建统治秩序相对稳定、封建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背景下制定的。它充分吸收了各朝封建立法的经验和封建律学长期发展的成果，在立法技术上趋于完善。
首先，在篇章结构和体例上、整个法典前后呼应，各篇、各条之间紧密相扣，从整体上看显得极为紧密与严谨；其次，在名例律中关于“本条别有制”“举重以明轻”等规定，在当时条件下都是极为恰当、科学和严密的；再次，唐律中的“疏议”具体、详尽、简明的语言解释每一个条文、每一制度，补充律文，阐明律意，使整个法典显得更为科学与完善。可以说，唐律是中国封建立法技术的最高成就。
二、唐律的历史地位
唐律是中国封建法典的楷模，在中国法制史上居于重要的历史地位。同时，唐律作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第一，唐律是一部集众律之大成的法典。唐律是秦汉魏晋以来数百年间封建立法、司法经验的集中总结，也是自夏商以来数千年间法律文化的结晶。在唐律之中，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前代各朝关于五刑、十恶、八议等封建刑法原则、刑罚制度在唐律中最后完备化、制度化，历代的法律理论成果也被很好地吸收、利用。在《疏议》中，对各种制度由来的阐述，就体现了对前朝各代法律制度的继承和发扬。
第二，唐律对后世中国封建法典产生了深刻影响。唐律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刑事立法提供了样本。唐律的基本精神，也同样贯穿于后世各朝法律制度中，正如元人柳赞《唐律疏议序》说：“然则律虽定于唐，而所以通极乎人情法理之变者，其可画唐而遽止哉……非常无古，非变无今。然而必择乎唐者，以唐之揆道其中，乘之则过，除之则不及，过与不及，其失均。”这说明唐律对我国封建法律制度的发展，有着继往开来的深远影响。宋朝“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随时损益……”元朝《至元新格》二十篇，同于唐律九篇，其他如八议、十恶、官当等制度，也都沿袭唐律的规定。明初制订《大明律》时，“今制宜遵唐旧”。唐律对《大清律例》也有明显的影啊，“凡唐律篇目有完全沿用者；有唐律合而今分者；有名稍异而实同者；有分析而类附者……”总之，唐律是我国封建法典的楷模，是中华法系的典型代表，在中周法制史上居于重要的历史地位。
第三，唐律是一部有着厂泛世界影响的法典。因为唐律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所以其影响所及不仅限于中国境内，对亚洲各国法律制度的发展也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例如日本文武天皇大宝元年（公元761年）所制定的《大宝律令》，有律六卷，共分为十二篇，其篇目与次序一如唐律，而且律文内容也多相似，只在某些方面略作省并而已。如八议，省为六议，删去议勤、议宾。十恶改为八虐，删去不睦、内乱等。在朝鲜，“高丽一代之刑制，大抵皆仿于唐。至于刑法，亦采唐律，参酌时宜而用之。”《高丽律》不仅在篇目体系上与唐相同，在内容方面，如刑罚种类和对特权阶层的优待条款等，也都与唐律极为相似。在越南古代历史上颁布的《刑法》和《国朝刑律》，基本上都是“遵用唐宋旧制，但其宽严之间，时加斟酌”，《鸿德刑律》，则以隋唐制为断罪化一的准则，并且，要求“历代遵行，用为成宪”。所以唐律也和唐朝高度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一样，在古代历史上大放异彩，并且在世界法律发达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六节）唐朝司法制度
一、司法机关
（一）中央司法机关
唐朝的司法机关，在中央设有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来行使封建国家的审判权。
1.大理寺
大理寺，中央最高审判机关，负责审理中央百官犯罪及京师徒刑以上的案件。对徒刑、流刑案件的判决，须送刑部复核；死刑案件判决后直接报请皇帝批准后才能生效。此外，大理寺对刑部移来的地方死刑疑案有重审之权。设卿、少卿为最高司法长官。
2.刑部
刑部，中央司法行政机关，除主管司法行政事务以外，还负责大理寺流刑以下案件及地方判决徒刑以上案件的复核。在复核中发现疑点时，流徒以下的案件可驳令原审机关重审或自行复判，死刑案件则移交大理寺重审，上报皇帝批准。
3.御史台
御史台，中央监察机关，主要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活动。遇有重大疑难案件，也可以参与审判，并可受理有关行政诉讼的案件。
上述三个执法机关，如遇有特别重大的案件，则由大理寺卿会同刑部尚书。御史中丞共同审理，称做“三司推事”。此外，皇帝还经常根据案件的情况，命令非司法机关参加审判。
自秦汉以来，中央司法机关由一而分为三，并使它们互相配合，又互相监督，这说明封建司法制度更加严密和完备，而中央司法机关审判权分散，也反映了皇帝对司法大权控制的加强。
（二）地方司法机关
唐时地方司法机关仍由行政机关——州县行政长官兼理，不过辅助地方行政长官、专门主管司法审判的属吏有所增多。县以下的乡官、里正、村正对婚姻、土地等民事案件也有一定的审判权。
二、诉讼和审判制度
（一）控诉
1.限制控诉
唐律对诉讼，采用严格限制自诉的原则。除谋反叛逆以外，子孙不得控告祖父母、父母及期亲尊长；部曲、奴婢不得告主及主之亲属；在狱的囚犯除狱官虐待等事外不得告举他事。禁止以卑告尊。
2.严禁越诉
唐律禁止邀车驾告不实和越过地方机关而向上级机关诉讼的行为。“凡越诉及受者，各笞四十”。
（二）审判
唐朝司法机关在进行审判时，口供是判决的基础。为了取得被告的口供，法律准许采用刑讯手段，并将拷讯制度化。如，法律规定，法官拷国不得超过三度，总数不得超过二百。在此限度内拷四至死，不论；如超此限而拷四至死者，法官徒二年。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一种形式主义的限制，在实际审判中很少具有约束力。
（三）复审与死刑复核制度
1.复审
罪犯对判决不服，可以上诉。在一般情况下，不准越级上诉。凡不服县判决的，可上诉至州；不服州判决的，可上诉至尚书省，由“左右丞为详之”，再不服可以向“三司陈诉”。接受上诉的司法机关必须认真详细进行复审，违者，答五十，如系死罪则杖一百。
2.死刑复核制度
死刑复核是唐朝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断狱律》规定：“诸死罪囚，不得覆报下而决者，流二千里，即奏报应决者，听三日及行刑，若限未满而行刑，徒一年。即过限，违一日杖一百，二日加一等。”《疏义》中规定，凡是执行死刑的罪犯，须复奏皇帝三次，经批准后方能执行。唐太宗以后，又确定五复奏，即决前一日、二日复奏，决日又三复奏。
唐朝的死刑复核制度对于避免冤狱泛滥起了一定的作用，所以不失为封建统治阶级一宽刑慎罚”的一项具体措施。但是法律规定，对那些直接侵犯封建政权的最危险的犯罪，一复奏即予执行，则充分说明了唐律司法镇压的重点。
（四）执行与录囚制度
1.执行
对判决的执行，笞杖刑的判决在县执行。如系怀孕妇女，须待产后一百日方可执行。徒罪以上的判决，要向罪犯及其家属宣告，并由犯人亲自写服辩书，以免反复。徒刑的执行，在京师则男犯送将作监，女犯送少府监服劳役。在州县，则送当地官府服劳役。判处流刑的罪犯应立即押送配所，否则稽留一日答三十，三日加一等。对于死刑的执行，报皇帝批准。死刑执行的时间，沿汉制应在所谓天有肃杀之气的秋分以后，如在立春至秋分万物孕育生长期间执行死刑者，徒三年。
2.录囚制度
始于汉代，唐朝自高祖时，成为定制。录四制度，是由皇帝亲录囚徒，凡被录之囚徒，多数被宽宥，或降刑，或免刑，兼有近代减刑、缓刑或假释的意义。
在唐代，除皇帝直接录囚以外，作为定制的还有大理寺“折狱详刑”，非定制的，由监察御史巡行各州县，以录囚徒，平反冤狱。
（五）司法官的法律责任
根据唐律的规定，司法官吏在判决案件时必须依法定罪和判决，否则要承担刑事责任。如《断狱律》规定：“诸断罪皆须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答三十。诸制敕断罪，临时处分不为永格者，不得引为后比，若辄引致罪有出人者，以故失论。”这是唐朝审判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的封建法制原则，反映了唐朝中央集权的加强，对防止司法官吏滥用权力有一定的作用。
三、监察机关对司法活动的监督
唐时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监察机关也进一步完备。
中央设置独立的监察机关——一御史台，以御史大夫为长官，御史中丞二人为辅佐。其主要职责是监察中央及地方的各级官吏的行为是否合法，同时参与大狱的审讯和监督库府出纳。所以监察机关被称为“耳目之司”，是皇帝的御用工具，是封建国家监督法律执行的机构。
唐时御史台分台院、殿院和察院，改变了魏晋以来的因事设职、权限不清的状况，中国古代的监察机关组织得到进一步扩充。
台院，是御史台的基本组成部分，设侍御史若干人，执掌纠弹中央百官，并参与大理寺的审判活动和审理皇帝交付的案件。由于侍御史的职权重要，因此在诸御史中地位最高。殿院，设殿中侍御史若干人，掌纠弹百官在宫殿中违法失礼之事，并巡视纠察京城及朝会、郊祀等，以维护皇帝的威仪和尊严为主要职责。
察院，设监御史若干人，主要负责监察地方官吏，品级最低，但权力很大，任务极重，是皇帝派在地方上的全权代表。监察御史仍按汉代“六条问事”进行纠弹，唐玄宗时制定专门的法规——《六条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