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
（第一节）汉朝立法概况
一、汉初法律指导思想的变迁
汉朝法律指导思想的变迁，主要表现在从秦朝的“以法为主，专任刑罚”，经过西汉初期的黄老思想，到西汉中期以后过渡到以“以儒为主，德刑并用”。这种转变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西汉至汉武帝之间的七十年中，黄老学派的思想一直居于统治地位，而辅之以儒法思想；到汉武帝以后，开始过渡到儒家的礼法并用。
（一）黄老学派的立法思想
汉朝立法思想的变迁，是与当时的社会条件相联系的。汉初的统治者，大都亲身参加或经过秦末农民大起义，比较了解社会下层的疾苦，深知农民大起义的根本原因是秦王朝残酷的经济与政治压迫。汉初，统治者的首要任务是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制止人口的大量死亡和流散，解除国家的极度贫困状态，并建立稳定的政治法律制度。在严峻的形势下，以刘邦为首的统治集团，从保护地主阶级统治的根本利益出发，认真总结了秦末农民大起义的教训，实行“修养生息”的政策，而黄老思想在当时社会上居于重要的指导作用。
什么是黄老思想呢？黄是指黄帝，老是指老子。但实际上，黄老之学是一种特定的学术思潮，起源于战国中期，兴盛于汉初。黄老学派是从先秦道家发展而来的，与道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战国中期以后，在百家中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历史洪流中产生了一个新的学派——道法学派。因其思想以老学为主，吸收了法家的思想，而当时在人们心中黄帝是华夏族最伟大的帝王，比老子更有号召力，故称“黄老”学，又因这个学派是道法结合，故汉人又往往“黄老、刑名”并称。至汉初，适应各种思想相互融合的历史趋势，黄老学又吸收了儒、墨、阴阳的某些成分，成为比较完善的思想体系。黄老思想的主要内容有：
1.“清静无为”、“轻徭薄赋”
汉初黄老学派思想的核心内容是“清静无为”。其着眼点是“民”，认为顺民心就能维护统治，而民以农为业，民要生存，统治者不能过分聚敛。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无为而不不为”的效果。目睹秦因征敛无度致使百姓造反的汉初统治者，第一次模糊地感觉到取于民也应有个界限，而黄老学派的“取与当”的思想则如指路的明灯。“取”即赋敛摇役，适当与否，关系到国家存亡的根本问题。
汉初统治者在政治、经济都很困难的情况下，在思想上接受了黄老学说的观点，在客观上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建立政权伊始，就努力恢复被秦破坏了的合理的权利义务界限，致力推行轻摇薄赋政策，并用法的形式明确规定赋税的比率和摇役的天数。刘邦把田赋减为“十五税一”，汉文帝时实行“三十税一”，景帝时正式把田赋“三十税一”规定为法律制度。
2.“循守成法”、“除苛法严刑”
黄老学派是道法学派，主要特征之一是“守法而无为”。所谓“无为”，不是毫无所为，也不是漫无边际的放任，而是不超越既定法律规定搞什么作为，“法”是“无为”的界限。他们认为法是判断是非的根据，对于功过要赏罚必信，不徇私情。黄老学派强调按法办事关系到国家治乱的根本问题。
汉初统治者坚持黄老学派的“赏罚信”思想，主张严格执法，但是基于“安民”、“惠民”的立场，对法家的“重刑轻罪”的主张是不首肯的。在这种思想的作用下，汉初除秦苛法，废除了“诽谤妖言令”和“收孥连坐法”，主张把犯罪者和家属区别开来，划清了罪与非罪的界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删繁就简。去苛从宽，无疑是顺应人心的。汉文帝十三年。正式发布废肉刑令。
黄老学派道法结合的法律思想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执法“守大体”，不苛细小，反对法家“细过不失”的主张。不仅对一些轻微的犯法行为，就是对一些奸人或比较严重的犯罪，只要对封建政权不构成威胁，持黄老思想者也乐于通融处理，以维护社会安定，避免激化社会矛盾。这条法律思想是在目睹秦“法网密于凝脂”、“细过不失”所造成的恶果后，总结了法家“重刑制民”理论失败的教训之后得出的深刻认识。
汉初，在统治者法简刑轻的思想指导下，社会矛盾有所缓和，政治安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到文帝、景帝时，出现了我国历史上为人称道的“文景之治”的繁荣局面。
（二）汉武帝以后儒家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
经过汉初七十年黄老思想的“无为而治”，特别是“文、景之治”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据说当时国库堆放的钱累巨，以致串钱的绳子腐烂得都提不起来了；粮仓里积存了太多的陈粮，装不下的全都腐坏了。在政治上通过削想，至景帝平定七国之乱以后，基本上改变了各诸侯国据地称雄、各自为政的状态，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政权得到了空前的巩固。
政权的稳固，国力的强盛，使汉武帝产生了大一统政权的愿望。对内，他要强化皇权，用自己的文治来提高自己的独尊地位；对外，要征服少数民族，用武功使其臣服朝贡。这一切有为的宏图大略，需要一种理论体系为之作论证，主张“无为”的黄老思想显然已经不能适应这种需要，于是董仲舒创造的封建正统的法律思想体系应运而生，他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儒家学派的理论开始独霸中国封建历史的思想舞台，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正式形成。
儒家原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学术派别，春秋时期孔子将其发扬光大。在治理国家的问题上，儒家继承和发展了西周时期“以德配天”的学说，强调“德教”的重要作用。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生们，在继承先秦儒家的基本理论基础上，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精华，抛弃了儒家中不利于君主独裁专制的内容，把先秦世俗儒学发展成为一种实用的政治理论。
董仲舒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主要有以下要点，
1.提倡立法结合、德主刑辅
具体来说，就是要求以礼义教化和法律双重手段来治理国家，其中礼是根本，刑法、刑罚是辅助，刑法、刑罚应以礼义教化为标准，即以儒家所主张的一系列伦理道德规范为内容，这就是所谓“礼刑相为表里”，“出礼人刑”。
董仲舒认为，秦“废德教而任刑罚”基本国策的失误在于不能导民向善，因此他又回到先秦儒家的传统立场上，主张“德主刑辅”。他认为德教能培养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而人们普遍地确立了封建道德伦理观念时，他们就会主动为善，这是任何刑罚的作用都不能比拟的。教化之所以有如此的功效，就在于它能在犯罪动机产生之前或萌芽之时起到积极阻止作用，防止其发生或发展为犯罪行为。董仲舒把教化称为“防”，即阻止犯罪的预防，而且认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董仲舒还从阴阳五行说中“阳主阴辅”，“阴者，阳之助也”，来论证“刑者，德之辅也”。
从此，“德主刑辅”构成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也是汉以后影响悠久的占据统治地位的政策。
2.独尊儒术，确立三纲五常为正统
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大一统”学说，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思想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从此确立了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地位，标志着中央集权的统治深入到思想领域。
确认儒家思想为封建国家的“正统”思想，只有在统一的封建国家巩固之后才能成为可能。由崇尚黄老之学转变到独尊儒术，说明了西汉统治者从长期的统治经验中，觉察到懦家思想更有利于封建专制主义的国家统治。例如，以董仲舒为首的懦家学派，便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积极拥护者和宣传者。董仲舒从“春秋大一统”的理论出发，主张“强干弱枝、大本抑末”，“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以此为皇权的绝对权威进行辩护。他反对黄老之学的无为政治，指出：“王者必改制”；宣扬建立严格的等级秩序；还把维护君权、父权、夫权为核心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说“王者之三纲，可求于天”，从而暴露了儒家思想的阶级本质，也说明了三纲学说被封建统治者推崇备至的根本原因。
三纲学说既是封建社会的最高道德标准，也是封建国家立法的根本原则，它指导了汉律令的修订，并贯穿于汉律令的内容当中。从此以后，三纲理论一直是封建法律的基石。
二、汉朝的主要立法及其法律形式
两汉相沿四百年中，无论在立法内容、立法技术以及法律形式等各个方面，都比前朝有明显的发展和进步。一般说来，汉朝的立法主要集中在汉初高祖及文、景帝时，至汉武帝时立法更为全面。经过西汉初、中期的全面立法，两汉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和风格已经基本形成，这段时期制定的主要法律规范被作为祖宗成宪，在整个两汉四百余年中均被遵循。
（一）主要立法
汉朝初、中期的主要立法如下：
1.约法三章
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进入咸阳，在统治基础尚未稳定的情况下，为了扩大政治影响，笼络人心，以利于夺取政权，他宣布废除秦朝苛法严刑，与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窃罪，余俱去秦法”，这可以看做是西汉王朝立法的开端。在天下“苦秦苛政久矣”的情况下，刘邦的约法三章，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普遍要求。约法三章只是政治策略性的口号，并没有真正实行。但是刘邦的除秦苛法，并非长久之计，而是在楚汉相争、胜负未定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争取民众的权宜之策。
2.《九章律》
汉朝建立以后，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依循秦朝旧律已不能适应需要，因此汉高祖五年，命丞相萧何制定《九章律》。《九章律》是汉朝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一部法典，它远取李悝《法经》，近取秦律，于盗、贼、囚、捕、杂、具六律之外，增加户、厩、兴三篇，合为九篇，故称《九章律》。其中，户律主要规定户籍、婚姻、赋税的内容，厩律是规定畜牧马牛、驿传之事，兴律主要规定征发摇役、城防守备等事。所增加的内容，大都是民事法规。由于汉初法律制度大多沿袭秦制，因此九章律的基本精神仍在于“御奸”，在结构上也是以刑为主，兼蓄诸法。
3.《傍章律》
这是汉高祖时制定的有关宫廷礼仪方面的法规。汉高祖刘邦当上皇帝以后，深感文臣武将缺乏应对礼仪，懦生叔孙通奉命制定《傍章律》十八篇，主要是参照儒家的礼仪制度，集中规定了君臣朝请及各种官延礼制。《傍章律》是对《汉九章》的补充，与《九章律》并行。
汉高祖时期，除了萧何的《九章律》、叔孙通的《傍章律》，还命“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由此可见，汉高祖时期立法活动是比较频繁的，这就为汉朝的法律制度奠定了基础。
4.《越宫律》与《朝律》
《越宫律》与《朝律》是汉武帝时期制定的重要法规。《越宫律》是汉武帝即位后，命延尉张汤制定有关宫廷警卫方面的专门法规，共二十七篇《朝律》也称《朝会律》，是御史赵禹奉命制定的关于朝贺制度的专门法规，共六篇。
《九章律》、《傍章律》、《越宫律》《朝律》总计六十篇，统统称做汉律。这些基本法规构成了汉代成文法的主要内容。据史籍记载，至汉武帝时期，以这些基本法规为主体的汉律令已达三百五十九章，加上各种决事比，构成了汉朝法律极为庞杂的内容。
西汉初年及汉武帝时期的主要立法，形成汉代法律规范的主体框架，被之后汉代各朝所遵循。随着社会情况的变迁，各朝在不改变这些基本法律的前提下，不断颁布各种单行法规和法令，使汉律的内容越来越多，体系也越来越庞大。加上两汉时期不断积累增加各种判案成例，即“决事比”，使法令繁多，体系庞杂成为汉朝法律的显著特点。总括两汉四百年的立法活动，经历了由繁苛到简缓，再由简缓趋向繁苛的多次反复过程。
（二）法律形式
两汉时期的法律形式，基本上可以分为律、令、科、比四种，现分述如下：
1.律
律是汉朝基本的也是相当稳定的法律形式。在古代，律与法同义。《尔雅、释诂》解释律为“常也”，“法也”。这说明律是国家通用的行为规范。自商鞅“改法为律”以后，“律”又有整齐划一的作用，即所谓“律，均布也”。律即成为一种稳定性很强、内容相对集中的主要法律形式，汉朝的一些重要的基本法规称作律。
汉朝的律，除上面提到的《九章律》、《越宫律》、《朝会律》之外，还有规定诸侯贡金的《耐金律》、考核地方官吏的《上计律》、不得擅自仕于诸侯的《左官律》、关于田租口赋的《田租税律》、关于严禁诸俟窃服宫中饰物的《尚方律》以及禁止藏书的《挟书律》等等。此外还有与律具有相同性质的《相坐法》、《沈命法》以及《吏见故纵法》等等。这些单行法规大都是集中规定某一方面内容的专门法规，总的说来汉朝的律比较齐备。但是由于汉律是经过各朝增损而逐渐发展起来的，而两汉四百年间又始终没有进行过全面的整理与修订，因此有许多内容相互矛盾、反复的地方。所以无论就内容还是以体系来看。汉律都比较庞杂，这是它的一个重要特点。
2.令
令，是皇帝发布的正式诏令，也是两汉重要的法律形式。《汉书·宣帝纪》注曰：“天子诏所增损，不在律上者为令”。所以，令是皇帝于法律之外所发布的文告，令和律一样具有强制性。皇帝的诏令，是进行司法审判最具有权威性的根据，可以取消、更改、代替法律。西汉时廷尉杜周审判案件不按照法律，而专门以皇帝的个人意志为转移。有人因此责问他，杜周坦然地回答说：“三尺（法）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是，何古之法乎。”这说明在君主专制的条件下，皇帝的个人意志就是具有最高效刀的法律，连公布于天下的成文法也都必须置于皇帝的诏令之下，这是封建专制主义法律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
由于令是皇帝根据形势需要随时颁布的一种极为灵活的法律形式，所以汉朝的诏令多而且广。所谓多，是说汉朝诏令数量繁多。自武帝时就已达三百五十九章，到成帝时，则“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了。对于这样浩繁的诏令，连“明习者不知所由”，于是只得整理分类，编纂成“令甲”、“令乙”、“令丙”，内容极其庞杂。所谓广，是指诏令所涉的范围非常广泛，几乎遍及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是统治阶级者手中灵活的武器。
3.科
科，也是汉朝的一种法律形式。所渭科，有两种涵义：一是对犯罪者处以刑罚，也叫做科刑；二是关于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法令条文，也叫做“科条”。汉朝的科条种类十分繁多，特别是汉武帝时，科条数量有所增加，至东汉末年，科条禁令已经是非常严密了。各朝虽然对原有基本法规未作根本变动，但颁布了种类繁多的具有单行法规性质的利条。
4.比
比，就是以典型案例作为判决的标准，又叫“决事比”。汉朝“决事比”是从秦朝的“廷行事”发展而来的。汉时规定，凡律无正条者，比附以为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