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1828年生于俄国的雅斯那亚·波里亚纳。他的家庭是一个老牌的俄国贵族，俄国的很多评论家讲到托尔斯泰的时候，很习惯地尊称他“托尔斯泰伯爵”。他有一种天生的自我闭锁的性格，喜欢深思，怯于和别人交往，他为自己长了一双灰色的小眼睛感到自惭。开舞会的时候，别人在那儿跳舞，他就一个人躲在角落里，他觉得没有一个女孩子会喜欢他，但是躲在角落里时间久了，他又为自己的自卑感感到恼怒，于是便在舞会上做出一点特别的、引起整个舞会震动的事情，使得大家都转过来看他，他就从舞会里逃出去，逃出去后他又会为自己这些鲁莽的动作感到害羞。他就是这样一个多愁善感，而在理性方面并不是特别强的年轻人。
他的成名作是《童年·少年·青年》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发表，就在俄罗斯的文学界引起很强烈的震荡，吸引了当时已经出名的很多作家、批评家的注意。车尔尼雪夫斯基就《童年》发表评论说，托尔斯泰伯爵的艺术力量的真正所在是他对人类心灵知识的了解和对道德纯洁性的追求。在三部曲之后，他写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中篇小说，比如《哥萨克》、《一个地主的早晨》等等。他还写过一些剧本。但是他代表性的作品，是三部长篇小说：一部是在19世纪50年代写的《战争与和平》，一部是六七十年代写作并发表的《安娜·卡列尼娜》，还有一部就是在八九十年代写作并发表的《复活》。
托尔斯泰在写完了《复活》以后，那个始终在折磨着他的问题——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巨大的鸿沟——他总也解决不了。到了82岁的时候，他下决心离家出走。一个82岁的老头，为了自己的信仰，为了不再过贵族地主的生活，他离开了自己的家庭。后来客死在一个小火车站上，这一年是1910年。
伍尔夫在谈到契河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三位作家时说：“在那三位作家中，正是托尔斯泰最强烈地吸引着我们，也最强烈地弓l起我们的反感。”为什么反感呢？伍尔夫说，他迫使我们问自己：“为什么要生活？”“在所有那些光华闪烁的花瓣的中心，总是蛰伏着这条蝎子：“为什么要生活？”人们忍受不了这样的“蝎子”式的追问。伍尔夫事实上也是被这种“蝎子”式的追问“迫害”以致投河自尽的，只是追问者未必是托尔斯泰。托尔斯泰自身也是在追问中走向死亡的。希望活得更明白些的想法常常把人逼向绝路，托尔斯泰是最为震撼人心的例子。
在19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中常见的一种观念是，在考察平民百姓的艰难困苦时。认为自己对这种困苦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他们面对社会的悲惨现实，发出“罪”的质询时，其实也在叩询自己，认为自己也是“有罪”的一个。他们在啼饥号寒的平民百姓面前，没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悲天悯人的高姿态，相反，由于被“自己有罪”的念头所折磨而显出卑微与恐惧。
这种观念自然和东正教的传承有关。“原罪说”把远古以来就存在着的罪感意识绝对化、普遍化了。但是，俄罗斯文化人的罪感不纯然是宗教的，18世纪以降，东正教传统与其时传人俄国的西欧启蒙思想，特别是“人生而平等”的思想相结合，使纯然自省的涤罪观念转换为对俄罗斯普遍存在的专制压迫现象的社会反思，这种社会性反思翻转过来又加深了知识分子的罪感与忏悔意识。列夫·托尔斯泰在《童年—少年·青年》中非常诗意地写到他16岁的时候如何独自一个在拂晓时乘着马车到修道院去忏悔。书中对这次仟悔的内容语焉不详，但同琉请卡说的“老爷，我们和您不一样”所弓；发出来的对自己“生活奢侈”的想法应有关联。青年时代的托尔斯泰常为自己的好色与狂赌而忏悔。这种罪感并不仅是一种内在的、对纯洁品质的追求，而是同意识到自己侵占了他人的生活权益的犯罪感相关：
想到这几年，我不能不感到可怕、厌恶和内心的痛苦。在打仗的时候我杀过人，为了置人于死地而挑起决斗。我赌博，挥霍，吞没农民的劳动果实，处罚他们，过着淫荡的生活，吹牛撒谎，欺骗偷盗，形形色色的通奸、酗酒、暴力、杀人……没有一种罪行我没有干过，为此我得到夸奖，我的同辈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我是一个道德比较高尚的人。
在中国文化人的自叙中，难得看到这种浓重的罪感。俄罗斯知识分子献身于改造社会的事业，常常是被这种罪感所驱使。托尔斯泰在成年后经历过一次“阿尔扎马斯的恐怖”：他梦见自己被农民给绞死了。这种恐怖成了他思考俄罗斯的苦难和实行农业改良的重要驱动力。俄罗斯知识分子不如中国知识分子那么“超俗”和“潇洒”，他们献身社会的行为是同拯救自己相联系的。陶渊明躬耕陇亩时，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情逸致，而托尔斯泰干农活却没有这种飘逸。画家列宾写过一篇回忆录，描述托尔斯泰从事农业劳动的情景：
1891年8月，我在雅斯纳雅·波良纳看见列夫·尼古拉也维奇·托尔斯泰已经平民化了。
这表现在他的服装上：自制的黑色短衫，没有什么样式的黑裤子，戴得相当破旧的白色便帽。
整整六小时，他不停息地用犁翻耕黑土，一忽儿走向高岗，一忽儿沿着倾斜的坡地走到沟里。
列宾曾试着扶犁耕地，但“连十步都走不了，真是寸步难行！”
后来有人说，托尔斯泰于农活只是一种“表演”。我想，能够“表演”六小时而不间断，恐怕不容易。没有艰苦的、长时期的劳动锻炼不可能扶着沉重的木犁熟练地行走于高岗与坡地之间。
“罪感”确乎很折磨人，竟然导致一个82岁的老人离家出走。在中国，也有知识分子“离家出走”——走进庙堂。这是中国的“士”看破红尘的一种超越，令人钦敬。寺庙生活虽然清苦，但也恬淡闲适。托尔斯泰想去过的“另一种生活”没有这等惬意。日记载，他出走后，同贫苦农民一起坐在充满汗臭味的三等车厢里，“很愉快”，但是，他的衰老的身躯已经不能满足他的天真的追求。在出走后不到10天，就客死在一个小火车站上。
有人说，托尔斯泰离家出走，是因为跟老婆吵架，无高尚可言。当过托尔斯泰两年秘书的古谢夫写了一本书叫《悲凉出走》，全书用托翁的日记、书信和有关文献缀连而成。从书中看出：同索菲娅的冲突是托尔斯泰出走的直接原因。但是，这种冲突并非两个性格古怪的男女之间的互相折磨，套用一句时髦的话，还是有“价值观念冲突”的。译者在序言中说：
丈夫这边为财富、为优越的享受感到羞耻，妻子那边请来护卫，保护庄园的一草一木。附近的贫苦农民正是看中托尔斯泰伯爵善良仁慈，才有胆潜人庄园。他们哪是登堂入室公然掠夺，不过是砍点柴禾、捡点破烂而已，结果被夫人的“卫队”逮了正着。护卫从来是好大喜功的，过度的工作热情更经常演变为凶神恶煞的搜查，甚至拳脚交加。如此处罚农民，对一家之主、宽厚仁慈的男主人形成了极大的尴尬。不知何时，托尔斯泰内心已潜藏着一股怒气冲天的暴躁力量，憎恨夫人对财富和奢侈生活的迷恋，点点滴滴都不可忍受。道德之痛远甚肌肤之痛。
显然，妻子对丈夫对农民的“罪感”和他的“赎罪”行为是不予理解的。出走那天，托尔斯泰留给妻子一封信，信中说：
撇开其他原因，我不能再继续生活在原有的奢侈环境中。
在死前六个月的日记中载：
我感到痛苦的是这种疯狂的（比疯狂更痛苦的是，身旁就是农村的贫困）生活，我自己已不知道过这种生活如何活下去。
当年5月致切尔特柯夫的信中说：他生活其间的“那个环境”，“尤其是用土地私有制来奴役人们的农村环境”“越来越强烈地”折磨他。置身于私有制，“违背自己意愿地忍受着痛苦，可说是参与了私有制”。
同年6月的日记又载：
贫穷的痛苦感觉——不是贫穷，而是人民的屈辱与闭塞。革命者的残忍与疯狂是可以谅解的……一为是饥肠辘辘衣不遮体、累死累活的奴隶。我受不了了，想逃走。
非常痛心，骄奢淫逸——老爷的王国；可怕的贫困——没有烟囱的小茅屋。
再早些，2月的日记写道：
我20多年来一直憎恨我的产业，我不需要它，也不可能需要它。
“不能再继续做掠夺者”、“不能再继续生活在奢侈的环境中”这个念头折磨了托尔斯泰20多年，并由此强化了他同妻子。家人原有的性格精神冲突，最终迫使托尔斯泰走上绝路。
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写道：
把约伯的痛苦和快要自杀的托尔斯泰的痛苦相比较是很有意思的。约伯喊叫是那种在生活中失去了一切，成为人们中最不幸者的受苦人的大喊叫。而托尔斯泰的呐喊则是那种处在幸福的环境中，拥有一切，但却不能忍受自己的特权地位的受苦人的呐喊。人们追求荣誉、钱财、显赫地位和家庭幸福，并把这一切看成是生活的幸福。托尔斯泰拥有这一切，却竭力放弃这一切，他希望平民化并且和劳动人民融为一体。在对于这个问题的痛苦中，他是个纯粹的俄罗斯人。
别尔嘉耶夫这段话的最后一句值得注意。托尔斯泰的罪感不是个人现象，他是俄罗斯民族的一个突出代表。只要想一想在俄罗斯文学中，从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开始的“忏悔的贵族”、“仔悔的知识分子”的系列形象，就知道别尔嘉耶夫所言非虚。
原罪学说是同忍从联在一起的，在中世纪它曾使被压迫者变成驯服的“羔羊”。但在19世纪的俄罗斯，逼人的社会问题使许多贵族知识分子从忍从中爆裂出来，以上帝的名义预告“末日审判”的将临。即便他们笔下的主人公表现得极其谦卑、委琐时，读者仍然可以从中读出革命的激情。而且他们明白，“末日审判”中被审判者包括他们自己。勃洛克说：
在俄罗斯这种人很多，他们在追求火，想赤手空拳抓住它，因而自己化为灰烬。
罪感，只是一种情感。对于改造社会现实而言，它的作用很有限。但对置身于不公正的现实中的知识分子来说，它意味着尚未泯灭的良知。在19世纪俄罗斯的条件下，艺术家们对于罪恶的自我忏悔促使他们的笔触突破表层而到达社会与人的心灵深处。对人的灵魂的深层表现，使俄罗斯文学超越英、法、德，成为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勃朗峰。没有这种“罪感”意识，就不会有《叶甫盖尼·奥涅金》、《当代英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样的力作。托尔斯泰晚年的《复活》有点儿像报告文学，但是，没有深沉的罪感意识，这样尖锐、有力的“报告文学”也是写不出的。
中华民族拥有众多的慷慨悲歌之士和卓有才华的诗人、作家，但是，却缺少足够深刻的社会批判型作品，原因何在？论者见仁见智，我总感到同中国文人的生活心态有关。中国历来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是，当一个文化人未能尽社会批判之责时，我们的老祖宗却又设计了太多的精神安慰之法，使我们在未尽责时，也不会认为自己有“罪”。
二《安娜·卡列尼娜》
为了能让各位对托尔斯泰的作品有一个具体而微的了解，我们花比较多的时间向各位介绍一下《安娜·卡列尼娜》。
小说主要的故事可以概括为“两段婚姻”。一段讲的是安娜在12岁的时候由她的姑妈做主，把她嫁给了当时俄罗斯最年轻、最杰出的省长亚历山大·卡列宁，于是她就变成了安娜·卡列尼娜——卡列宁的夫人。两个人一起过了差不多10年（小说里有的地方写的是8年）相当平静的、也可以说相当和美的家庭生活，他们有了一个孩子，叫谢廖沙。就在这10年头上，安娜遇到了一个年轻军官，叫握伦斯基，渥伦斯基一下子就爱上了安娜，而且穷追不舍，安娜也很快掉进了爱情的漩涡。在这种情况下，安娜和渥伦斯基就有了孩子，安娜希望卡列宁原谅她的罪过，容许他离婚，和握伦斯基结合，但是卡列宁不同意，把安娜置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几乎整个的上流社会都拒绝她。握伦斯基开始还是爱着安娜的，时间久了他也觉得顶不住了，渐渐地有点冷淡。安娜意识到她自己生活中最后的一根稻草也即将失去。为了报复渥伦斯基，也为了报复当时整个的贵族社会，她投身在火车轮下，自杀了。这是小说中写的一段婚姻，是小说的主要部分。小说中还有一段婚姻是讲列文和吉提这一对青年男女。列文是一个生活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贵族弟子，这个人物身上有很多托尔斯泰自己的影子——他致力在农村实行改革，希望缓和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在地主和农民之间达成一种妥协；小说里描写了他在这方面的试验和试验的失败。他深深地爱恋着青梅竹马时代的好友——纯洁的少女吉提，吉提也喜欢列文，但是当她遇到握伦斯基的时候，她的整个生活都改变了。握伦斯基对她的殷勤，她理解为对她的追求，因此她拒绝了列文的求婚。就在她拒绝了列文的求婚的当天晚上，握伦斯基却拜倒在刚刚出现在晚会上的安娜的裙下，把吉提给甩掉了。这对一个纯洁的少女来说是一个无法承受的打击。她生了一场大病，几乎要死掉了。病好以后她重新整理了自己的思想，意识到自己真正所爱的还是列文，她接受了列文的第二次求婚，两个人在农村过着相当闭锁的、但很甜蜜的、充满了田园诗般情调的农家生活。小说在对这样两段婚姻的描写中，还交错着写了很多俄罗斯农村和上层社会中的重要事件，展现了俄国各阶层的人，特别是农民的思想、情绪。这两段婚姻的陈述衔接得很好，用托尔斯泰的话来讲，“像一个圆拱门一样”——两段婚姻是两根柱子，搭接之处天衣无缝。在这个圆拱门式的结构中，又展现了当时俄罗斯各阶层生活的图画、他们的思想和情绪。列宁讲，托尔斯泰的作品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主要指的是《安娜·卡列尼娜》这部书。显然，托尔斯泰自己是不可能理解后来列宁所说的这句话的，他写这部作品的时候也不会想到这些，更不会有意识地去写革命情绪，但是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达到了这样的深度——对于他所不理解的东西，由于忠实于现实，并对它进行忠实的描写，因而达到了其他人所未能达到的深度。
下面，主要讲讲这部书给人印象最强烈的、引起争论最大的部分——关于俄国家庭、爱情的描写。
托尔斯泰在全书还没有写完的时候就先在俄国当时最重要的一个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一些章节，一发表就引起了当时俄国文学界和整个贵族社会的强烈关注，而且引起了争论。有些人觉得作者提出了俄罗斯社会生活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关于家庭的幸福问题；但是也有的作家反对这部书，比如说，著名作家屠格涅夫就认为这部书写得不好，它会导致伤风败俗的社会效果，因为它写了一个已婚的女子又去和别人恋爱。有人问：对于安娜的婚外情，作者是什么态度？是她的审判官呢，还是她的辩护律师？小说的扉页上引了一句《圣经·新约》上的话：伸冤在我，我必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