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司汤达
司汤达最有名的作品就是《红与黑》。
这位作家原名亨利·贝尔18世纪末出生在一个律师家庭。当时在法国，律师并不很有地位，那还是一个惟贵族为贵的社会。但是在司汤达十几岁的时候，法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789年大革命之后，拿破仑上台执政。司汤达觉得社会给他开辟了一条辉煌的路，他可以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跟随拿破仑去创一番事业。因此他在16岁时就参加了拿破仑的军队，两度追随拿破仑一起出去作战。他渴望像拿破仑一样建功立业。但到1812年，拿破仑在俄国遭到惨败，1814年他被囚禁在圣埃伦岛。司汤达说：“1814年，我和拿破仑一块儿垮了台。”
遭受了重大挫折和打击的司汤达开始转向写作。他离开了法国，很长时间住在意大利，参与烧炭党人的革命活动。他是一个无神论者，极度仇恨基督教的教会和黑暗腐朽的政治势力。在法国的浪漫派同新古典主义作战时，司汤达写了一本很重要的著作，叫《拉辛与莎士比》。他抬高莎士比亚，贬低新古典主义的大师拉辛。这部理论著作很重要，但在当时并没有起到很大作用。后来他又写了几部小说，有各位所熟悉的《红与黑》，还有《吕西安·娄万》（又叫《红与白》）、《帕玛修道院》、短篇小说集《意大利遗事》。司汤达的这些作品都可以在书店里找到中译本。特别是《红与黑》，有若干个中译本，可以互相参照着欣赏。研究。
《红与黑》这本书在我国是非常有名的，很多年轻人都读过。我上大学时，也就是在60年代，《红与黑》被认为是一部黄色小说，因为里面有若干关于爱情的描写。有些学生如果在生活上犯了一些过失，他们在做检查时常常把它归罪于“两红”，即《红楼梦》与《红与黑》。经过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重新来认识这部作品，发现这样的一种认识实在是太错误了。其实，从根本上说，《红与黑》是一部政治小说，它的副标题叫做“1830年纪事”。1830年是波旁王朝复辟和反复辟斗争非常激烈的一年，可以说是阶级斗争白热化的一年。勃兰兑斯在《19世纪文学主流》中说，在这一年里，如果一个人不谈论政治，他就不是一个法国人。所以我们在这部书里看到了很浓烈的政治斗争的气息和对当时政治斗争的描写，这是一点都不奇怪的。
小说写的是法国与瑞士相邻的边境上一个叫做维利叶尔的小城。这个小城风景非常美丽，有一条清澈的河流。河畔有一些工厂，其中最大的是安装了十几个大铁锤来制铁钉的工厂，它是属于德瑞纳市长的。这个工厂每天十几个铁锤利用水的力量运作，震得整个维利叶尔小城都不得安宁。因为是市长的企业，人们也不敢说三道四。这里，也还有一些其他的工厂，比如老农民索黑尔开了一个木工厂加工木材。这个工厂比起市长的要小。但是老索黑尔作为一个老农民、一个新生的工厂主，他敢于和德瑞纳市长较劲。有一次，市长要营建一个花园，其中有很小一块土地是属于老索黑尔的。老索黑尔明白，市长必须买下这块土地，因此他把价钱抬高了两倍。德瑞纳市长非常恨索黑尔，但他没办法，因为当时已经是法国大革命之后了，哪怕是波旁王朝复辟了，他也不可能非常随意地处置一个农民的土地，只好忍痛用很高的价钱买下了老索黑尔的这块地。这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法国大革命以后，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贵族和新兴工厂主之间的矛盾态势。
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小城里的市长和索黑尔也就这样过着平常的生活。但是出现了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把两家的矛盾进一步推向了戏剧性的高潮。这个年轻人就是老索黑尔的儿子，叫于连·索黑尔。于连非常聪明，他能把《圣经》倒背如流，但他很瘦弱。老索黑尔很不喜欢这个儿子，而喜欢其他的儿子，因为其他的儿子能帮他干活，而于连不行。于连因此而经常挨打。小说里这样描写于连：
他的两腮红红的，两目低垂着。他是一个18岁到19岁间的少又大又黑。在宁静的时候，眼中射出火一般的光辉，又好像熟思和探寻的样子，但是在一转瞬间，他的眼睛又流露出可怕的仇恨的表情。
我们在这部小说里看到于连这个年轻人就是沿着这样一个心理来复线在往前走。比如说，他第一天去做家庭教师时，夹着一个小布包，小布包里包着两件衣服，走到德瑞纳市长的住宅门前，看到那扇大铁门非常华丽，他一下子就感到自己非常渺小，以至于怯懦得不敢用手去摁那个门铃。恰好这时，德瑞纳市长的夫人走出来给他开了门。但是于连心里非常恨自己，觉得自己当时畏缩的样子让市长夫人看到了。他实在是恨自己恨得不得了，下决心要扭转自己在德瑞纳夫人心目中的可鄙形象，以至于他想：我是追求德瑞纳市长夫人呢，还是追求她的一个女伴（德维夫人）？他在作选择时，曾经有过这样的考虑：“可能是追求德维夫人好一点，因为她没有看到我夹着一个小布包站在门口不敢接门铃的那副畏缩的样子。”但是自尊又要求他：既然在德瑞纳夫人面前表现了自卑，就要在她面前表现出自尊，要能够征服她，让她崇拜自己。于是他就下了决心要征服德瑞纳夫人。德瑞纳夫人事实上这时候已经倾心于于连。作为一个贞洁的贵妇人，她自己也没有想到为什么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年轻人。但是她发现这个年轻人非常难接近。有一次在花园里，德瑞纳夫人完全出于好心给了于连两件新衣服，于连把这看作是夫人的一种施舍，他感到受到了侮辱，正言厉色地对德瑞纳夫人讲：“我不能够接受你的衣服”，把德瑞纳夫人吓得够呛。其实当时德瑞纳夫人完全没有看不起他的意思，她那时已经爱上他了。有一次在花园喝茶的时候，傍晚天色有点黑了，于连不小心碰了一下德瑞纳夫人的手，德瑞纳夫人立刻就把手抽回去。对于一个贵妇人，这是修养使然。但是于连马上产生一个念头：德瑞纳夫人瞧不起我，我的手一碰到她，她一下子就抽回去了。这样一种自卑的意识变成了自尊的反抗，他想：“无论如何我要抓住她的手。”经过很激烈的痛苦的思想斗争，他下了极大的决心，把德瑞纳夫人的手紧紧抓住了。由此开始了两个人的爱情。当天晚上德瑞纳夫人非常兴奋，她觉得自己的生活掀开了新的一页，甜美的爱情降临了。而于连只是感到一种胜利，感到一种胜利的满足，因为他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所以那天晚上他睡得很香，跟德瑞纳夫人完全不同。第二天，他来到野外，看到天上的鹰在飞翔的时候，有这样一种感觉：
于连站在最大的岩石上，双目仰望苍穹，他望着老鹰们在天空中静悄悄地画了无数的大圆圈。于连的眼睛机械地随着鹫鹰转动，这猛禽飞翔起来那种有力的安谧的活动在于连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羡慕这种力量，他羡慕这种孤独，这是拿破仑的命运，难道有一天这也会是他自己的命运吗？
征服德瑞纳夫人，对他来讲，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得到了爱情，而在于证明了自己的力量，重新建立那种拿破仑式的信心。
他的这样一种从自卑到自尊的反抗到胜利，又从自卑到自尊的反抗到胜利的心理来复线，在他和德拉木尔侯爵的女儿玛特尔的关系中表现得更突出。
他从德瑞纳夫人家里出来，经过了一段修道院的生活，然后被聘到德拉木尔侯爵家里，在那儿他遇见了玛特尔小姐。这位玛特尔小姐是个追求刺激的女人。她四周的那些油头粉面的纨绔子弟已经不能满足她的要求，她对他们已经完全没有兴趣了。她渴望像法国历史上的玛嘉锐特皇后一样，能够有一个情人，这个情人上了断头台，被处以绞刑后，她能够抱着他的头颅把他送往墓地。她觉得这是最有刺激的生活，跟那些油头粉面的纨绔子弟周旋一点意思都没有。她这时候发现了于连，于连和那些纨绔子弟多少有点不同，一是他出身低微，二是他对玛特尔小姐很冷淡。这种冷淡对于连来讲，是由于地位上的悬殊而产生的自卑以及自尊的反抗。但是对玛特尔小姐来讲，和这样一个地位低微但很漂亮的年轻人搞一场恋爱，也许是有一点新的味道。她主动地投书给于连，约于连到自己的小房间里来幽会。于连收到情书后，首先的反应就是玛特尔要戏耍自己，她不可能真诚地爱自己，那怎么办呢？在这个约会面前，如果自己表现沉默，就不是一个拿破仑式的斗士，必须要勇敢地赴约。但是要准备着，玛特尔设的是一个陷阱。他去赴约之前，把玛特尔的信交给自己一个最亲密的朋友。如果他落人陷阶，就公布玛特尔的信。安排好了，他就在深夜爬进玛特尔的窗户。玛特尔所表现出来的极度热情使于连受宠若惊，以为玛特尔爱上自己了。但是在热情过后，玛特尔马上又变得冷漠没有兴趣了。于连感到自己受到了巨大的羞辱，下决心要报复。怎么办呢？友人告诉他，让他从各种书中抄录情书，然后把这些情书寄给玛特尔周围的那些将军的夫人、元帅的小姐。当时法国的风俗，一个贵妇人收到别人的情书，她是很得意的，就会给别人看。于是那些将军的夫人、元帅的女儿就把信拿来给玛特尔看，玛特尔几乎天天都看到她周围的女伴收到了于连给她们的情书，妒忌得发疯，最后她终于跪倒在于连的面前。于连当时的感觉是什么呢？是“自己又成功了”。他心里想：使她恐惧！因为她是一个魔鬼，所以必须要降服，我降服了一个魔鬼。他就这样和玛特尔结了婚，得到了领地，得到了贵族的头衔，得到了作为一个青年贵族所应有的一切。他通往官场的路打开了。德拉木尔侯爵不能不接受这样的女婿，但是他和玛特尔小姐的婚姻是什么样的状态呢？作者打了一个比喻：这好比一个驯虎的人，他哪怕把一只老虎驯得非常听自己的话，他也不会忘记在自己身边放一支手枪。
于连的自卑→自尊的反抗→胜利的心理路线，如果要碰到了谁对他非常器重，而这个人的地位又是比较高的，那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来复线：他刚来到德拉木尔家里时，看到富丽堂皇的客厅，马上感到自卑，他心里想，有钱人真是快乐啊！这时候我们感觉到老索黑尔的影子，其实还寄寓在于连的身上。如果这时候有人看不起他，他马上就会激起自尊的反抗。但是没有想到，德拉木尔侯爵把他认错了，以为他是某一个老贵族的私生子。于连看到德拉木尔侯爵把自己看成了老贵族的私生子，不禁受宠若惊。私生子也是贵族血统啊！于连一下子对德拉木尔侯爵就有了好感。后来，他给德拉木尔侯爵充当复辟阴谋活动的鹰犬。他利用自己的聪明才华，接受德拉木尔侯爵的指示，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传达反革命的密令。他不带一张纸，把全部要传达的内容统统记在自己脑子里，到了那个地方一字不差地把它传达出来。他这时候的聪明才智已经完全地服务于复辟了的波旁王朝。由此看出，于连虽很崇拜拿破仑，他有拿破仑的野心，但是他没有拿破仑的政治理想。他想到的是怎样给自己开辟一条飞黄腾达的道路。谁如果器重他，给他开这条道路，他就觉得谁好。人们常常意想不到地走上一条歧路。革命与反革命只在方寸之间。其实，隐蔽的支配力量在于贪欲，人们很少能够战胜贪欲，而掌握住自己的命运。
就在这个时候，德瑞纳夫人受到神父的诱逼，坦白了自己和于连之间的罪恶关系。这就给于连带来了极大的不利。于连恼羞成怒，跑到教堂里，对着自己心爱的情人连开三枪。德瑞纳夫人没有被打死，受了一些轻伤。而于连就把自己置于一个更不利的境地。德拉木尔侯爵对这个年轻人，虽然在利用，却从未相信过他，这时找到了一个口实正好置他于死地。于连下了监狱以后，德瑞纳夫人跪在皇帝的面前请求赦免这个年轻人。玛特尔以妻子的身份四处奔走，希望能给于连找到一条赦免的出路。住在监狱里的于连，变成了一个让我们同情甚至敬佩的英雄。他拒绝了一切有可能赦兔的机会，重新昂起了不屈的头颅。他说：你们没有资格审判我，你们实际上比我要肮脏得多。于连就这样勇敢地走上了断头台，玛特尔也有机会做了玛加锐特皇后第二。在于连的头被斩下来之后，玛特尔用一块布把它包起来，坐在马车上，抱着自己丈夫的头颅把它送到了墓地。德瑞纳夫人虽然答应于连她不会自杀，但是在于连死后的第二天，她也死去了。
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年轻人的悲剧，看到了这个社会的的确确像司汤达所说，它像一根竹竿，爬到上面的人绝对要把下面的人踢下去，而下面的人竭力要把上面的人给拽下来，社会就是如此。作为一个有才能的年轻人，于连没有能够爬上去，反而被德拉木尔侯爵、德瑞纳市长、哇列诺这样的吸血者联合绞杀了。
二巴尔扎克
在法国，真正成为19世纪现实主义的典范的是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让·巴尔扎克。
有的学者把巴尔扎克叫做“法国现实主义文学之父”。蒲列汉诺夫赞赏这种说法，并且说，如果法国人不承认巴尔扎克是法国现实主义文学之父的话，那么只能说孩子不配有这样的父亲。
巴尔扎克在1799年出生在法国一个由农民上升为资产者的家庭里。父亲希望自己的儿子学业有成，将来能够成为一个大律师。巴尔扎克违背了他父亲的心愿，他没有成为一个律师。他在年轻的时候，就热衷于写作。开始写了很多浪漫的传奇故事，都失败了。他还开过印刷厂，搞得债台高筑。从1829年开始，他写作《朱安党人》这部书，开始了后来称之为《人间喜剧》的这部文学大厦的构建。巴尔扎克在巴黎为了能过他那种习惯的奢侈生活，同时也由于他对社会生活的观察所引发的激情，他不停地写作，每天工作至少14个小时以上。在极度疲劳的时候不得不靠浓黑的咖啡来维持自己创作的精力。到了1850年，他像一头被刺中的西班牙公牛那样突然地倒下，死去了。有一位传记作家说：“巴尔扎克活在5万杯黑咖啡上，死在5万杯黑咖啡上。”他的生活可以说是相当单调的，很多时候，都是像牛一样在勤奋写作。但是他讲：我的单调的生活，由于我的劳动的特殊性而变得非常丰富。这是一个精神创造者的生活特点：生活形式是单调的，但是内心的生活非常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