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他是病着的，但他说起话来，却比健康的人还起劲，还爽利。他脱下那只大而灰扑的铜盆帽，额上已经冒着细微的汗气了。
“我们息一息吧。”他说。
于是我们就到息一息的地方去，坐下来。我们一共五个人：他和林夫、陈烟桥、白危还有我，围住了一张小茶几。
陈烟桥和白危有一件事情要请求他。是为的什么事情呢，我当时没有听清楚，只仿佛是为了有一个人要他做一篇“序”的样子。但他却摇着头说：
“他吗？他在段祺瑞手里就压迫我的。——我不会做！我不会做！叫他去请别人去，他郑重地说着。
我格外的和他熟识了。我要贪婪地和他交谈：
“那次苏联版画展览会，许先生是和你一起来的，这次许先生没有和你一絲？”
“没有。”
“近来好些吧？还打针？”
“好些了，针已经不打。不过热度有时还要高起来。”
“那末就再打打。”
“也正这样想。”
“前天，你和许先生，鹿地先生，池田先生，一起去看《冰天雪地》的吗？”
“去的。那片子真好！他们到底是和别人不同的！”
“我也去看过了。全戏院就只有三个人。那时，外边还在搬家哩。哈哈！”“嘻。”
“你为什么不搬呢？”我忽然觉得这已经问过他了，就立刻改口道：“你还是到外国去静养吧？”
“我的父亲没有留下遗产给我啊。病也没有法子想。不写文章就不得过。嘻哈。”
“但你毛病没全好，得息息呢？”
“息得太多，也就很无聊。”
“真的，登在《作家》上的那篇《答徐懋庸》……”
“嗯，是啊！不要说他了。他是明明晓得我有病，不能写什么，想来一气气死我的。哈哈，但我那里……我就斜躺着，用一只手搭在茶几上，写了四晚，写成功了。我是不赦他的。我不给他气死……哈哈。”
“但你的《死》也写得太悲哀了！”
“没有什么法子想的，我就只能这样写。”
他太兴奋了，摸出烟来抽。
“那本你告诉我的代替《引玉集》的《拈花集》，什么时候出版呢？”
“啊，恐怕一时还不能吧。钱都差不多印光了：印柯勒惠支的选集，印《海上述林》。柯勒惠支的选集觉得印得怎么样？”
“好极！”
“这都是我亲自衬纸，亲自校阅——多的抽出，少的补上去的。”
“自己有病还……”
“嗯。别人做的不如意呢。而且我拿一本寄给了作者。”
“柯勒惠支能收得到么！”
“不是直接寄给她的，我叫人转去。”
“谁？”
“武者小路实笃的哥哥。他是日本驻德的公使。不知会不会收到？”
“叫官转去，我想总不会有什么毛病的！”我笑着说。
“我也这样想。嘻嘻！”
他又燃着一支纸烟了。我也吸起来。他忽而对我问道：
“你就在新亚教书？”
“是的。”
“那学校——我的侄女儿在那边上过学，要打手心。现在还打吗？”
“还打的。”
“嘻……”但他连忙地摇着头。
“嗯……”我感到很深的内疚，低下了头去。但终于也就又问他：
“你的儿子在哪个学校呢？”
“就在自己的弄堂里。”
“还好吗？，’
“好不来！前几天房东来收租，缴不起，连课都##几乎不能上，哈嘻！”“嘻嘻。”
“我们再来看一看吧。”他立起来说，脸上似乎发亮了。我的身肢也跟着轻起来，只觉得浑身浸在亲切的空气里。我太高兴了。
我们又跟着他看许多的木刻，听着他的对于木刻的细致的批评。他指着画面说，这人的脚骨断了，手太长了，不说这是解剖学的错误；他说这不像中国人，饥民，不说这是轮廓和明暗的错误；他看见刻的是群像，就说，面孔都是一样的；他看见战争，就说，战石不大对，去看看克拉夫兼到”（Kravchenko）的吧。
他是这么具体而微细地批评着的。
看完了，于是乎再坐下来谈。
“觉得怎样？这次的展……”
“自然进步得不少了。但人物总还不会刻。”
“大家的素描工夫都很差。”
“这所以也怪不得的。譬如像柯勒惠支……”
“柯勒惠支的那种基本工夫，实在太深了。尤其对于光线的凝散，布置得非常的有力。”
“是啊！柔石等死了，我写信去请她画一幅被害的图画，作为我们的纪念。但她来信说不能，因为她没有看过真实的情形，而且对于中国的文物，又生疏，没有答应。那种作画的认真的精神，我们应该学学她。”
“真是，她把同样的一幅画，要画上两三遍，我在她的《新集》里面见过的。”
“所以环境不允许作细微的素描时，就要多速写。参考书也要多看。”他严正地说。
“但真真可作参考书的，却很少。”
“这就是我常常赔钱贴工夫，印画册的缘故啊！”
“画册要印得好，方才对于学习的人有用。但成本就要贵。有钱的不要买，没有钱的又买不起——就只好送。哈哈。”
“赔钱赔工夫~你真是一个傻子啊！哈哈！”
“由他去吧。哈嘻。”
我完全把他当作一个“促膝谈心”的朋友看待了。他不是一个平常的人，然而他是一个平常的人；他不像导师，然而他是一个青年们的最好的导师，是领着我们走路的热诚的真真的先导者。
他说要走了。把帽子戴上了，又故意的戴得那样的低，低到帽沿几乎要碰到了鼻子，只能使人看见半个瘦削的苍白的脸庞和一横鼻子下的厚厚的胡须，急急地走了。一面回过头来对我说：
“你不要送！你不要送！”
我也就不送了。看着他的帽子，宽大的袍子，和袍子下面的细瘦的脚肢的移动，我看着一个病人不可能有的他的壮健的背影，在走廊的转角处，很快地消失了。
我在回家的途中，被兴奋所激动，觉得我的周围的东西，都像跳着的，活着的一样。
看了展览会后的第三天，我到鹿地先生那边去了，他说鲁迅先生看了展览会回来之后，又发了热。我为此非常的后悔，我做了饶舌的蟋蟀了。我即刻就给了他一封信。
信发了之后，不见有回信来。十六号的晚上，我又去看鹿地先生了。会讲中国话的鹿地先生的夫人池田先生对我说：
“热倒不发了，他昨天还到我们这里来玩的，但回到家里就喘气！”
“哦！”我不免惊异而且又立刻担心了起来，一面负了很大的内疚。
一夜已过，早晨，我做梦也想不到的接到了他的信，同时还送了一本《述林》给我的朋友陆君。这高兴，对我是不小的；我激动地拆了开来，有两张信笺，那第一段是：
我并不觉得你浅薄和无学。这要看地位和年龄。并非青年，或虽青年而以指导者自居，却所知甚少；这才谓之浅薄或无学。若是还在学习途中的青年，是不当受这苛论的。我说句老实话罢：我所遇见的随便谈谈的青年，我很少失望过，但哗啦哗啦大写口号理论的作家，我却觉得他大抵是呆鸟。
他是这样的宥恕着我，我觉得较为宁贴了。但末一段是：病还不肯离开我，所以信写得这样了，只好收束。
这短短的三句，我把它们反复地读着。读到末一句，他的坚决，但又无可奈何的神情，在我的心上活起来。看看字迹，比先前的潦草了些，那显然是无力，疲惫了的结果。我又即刻看见一个用帽子遮住半张脸的热情老人……
在心绪的不宁中，我又给了他一封回信。但这是十七号的晚上才写成的。
十乂号是星期日，我给他的信，直到下午才能寄出去，因为上半天是无法递寄的。当天的晚上，我又去看鹿地先生了。鹿地先生说道：
“彼7咳夕于、y夕！”
池田先生就即刻翻译给我听：
“他喘气喘得很厉害哩！”
“哦哦！”我更加惊异而且担心，一面负了更大的内疚。然而我自己问着自己说：“可比他五月里的病势危险呢？”
但我也终于别了他们，孤单地踏着无灯的北四川路，悄悄地回家了。而扑面吹过来的是深秋的夜风，很凉，望望天，乌蓝的天上密集着微明的繁星，我清楚地看见一个用帽子遮住半张脸的热情老人……
但只隔了这么短短的一夜——在19日的清早，这老人，就负了现实所给予他的辛苦和恣睢，寂寞和悲哀，停止了他的呼吸，和我们永别了。啊……当我和池田先生，在麻木中奔出校门，麻木地钻进了汽车；在麻木中冲进他的卧室，麻木地立在他的床前的时候，他巳逝世四个钟头了。他已不再能和我“促膝谈心”，也不再能督促，鼓励，指示我们，一同来踏过这丛莽的荆棘道路，而只是和平的，安静地躺在床上了。极度的悲哀蒙住了我，我竟哭不出声音来，眼泪只是向心底流下去，流下去……倒反凝成了愤恨了。
哪里会知道，我们那次在展览会里的相见，竟成了最后的会聚？在十七号收到的那封信里的“只好收束”，竟是他对我的永诀呢？
诺诺，许先生拿在手里的不是我昨天给他的复信么？到现在才接到。为什么不早些送来呢？啊，他没有看到啊……
我毕竟掉下泪来了。
鲁迅先生一死，别人才晓得，我和鲁迅先生的友谊，这就糟啦！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一种新订的法律，是说：“对于一个自己敬佩的人，万不能和他发生友谊的关系。”而我却对于一个我自己敬佩的鲁迅先生，发生了友谊的关系了。
我又无端地碰在这法律的碑上了，咳！
于是，我不单失去了职业，还得远远的出走。牢狱究竟是屠杀奴隶的刀砧，我自己爬上去干吗？
写到这里，浓重的黑夜把我压住了，真使我难予呼吸。而悲愤的激流又在心中这样的奔腾，我也不再能够写下去了。是的，我把自己所有的说话，还是写在我纪念鲁迅先生的永恒里吧……
我就这样地活下去……
1936年11月1日，深夜。
（1937年，《鲁迅先生纪念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