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在教育史上的最突出的贡献，是他关于“师道”的论述。唐德宗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社会上存在着严重的“耻学于师”的风气，而且，这种风气从魏晋开始流传几百年了，“师道之不闻也久矣”，当时韩愈刚进国子监当四门博士，面对这种不良风气，为恢复师道，不仅自己抗颜为师，并做《师说》，对师道作了精辟的论述。当时柳宗元评论说：在“师道不存”的情况下，唯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
《师说》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篇比较全面地从理论上论述师道的文章。它的思想意义在于它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关于师道的观点，是有创见的，是韩愈教育思想的精髓。《师说》这篇文章虽然只有456个字，但它的思想却一直影响着历代教育工作者，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中珍贵的教育文献。是一份宝贵的教育遗产。
《师说》中所论述的观点，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师和“道”是不可分离的。“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这是阐述教师标准的，意思是一个教师没有一定的“道，”那就不成其为教师，“道”是师存在的基础，是师存在的前提条件。
（2）教师的任务是传道、授业、解惑。《师说》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在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次完整地对教师的职责进行了论述。这个论述从韩愈作《师说》起至今一直在启示着教师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天职，这个论断的生命力就在于韩愈的很大程度上提示了教师的职责这一客观真理。韩愈所说的“传道”当然指的是传儒家之道，传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授业是指讲古文六艺之类的儒家经典，受到文化知识方面的教育。解惑则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解答学生在“道”与“业”两方面的疑。他认为上述三项任务是紧密相连的，但传道是教师的首要任务，传道是目的，是方向，授业解惑是传道的过程和手段。三是有主有次前后有序，职责分明地论述了教师的工作，在当时起到了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开创一代师风的作用。
（3）“圣人无常师”。韩愈在《师说》中提出圣人无常师的观点，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观点在师生关系上的一种论述。他认为，人不分“贵贱、长少”，只要有传道授业的本领，就具备了做教师的条件。“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三人行必有吾师”是韩愈“圣人无常师”的思想渊源。“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成为我国教育史上的优良传统，这精辟的论断，使《师说》放出异彩。
韩愈在阐述教师问题时，认识到了“道与师”、“道与业”、“师与生”之间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含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因素。提出了教师既应忠于理想，传播真理，又要学有专长，认真授业；提出了既要教师起主导作用，又要学生以能者为师，提倡教学相长，这些卓越的见解，不但丰富了我国古代教育理论，而且对我们今天正确理解教师职责、政治与业务、教书育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均具有启发意义。
4关于教学的论述
韩愈自己勤奋求学，曾在国子监任事多年，谪守外地时也不忘大兴学校，成为当时大批青年的导师，所以，在自学和教学方面均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见解。在《师说》中，关于教师职责，师生关系的论述已是教学客观规律的很有价值的概括了。
关于学生如何“进学”的问题，韩愈在《进学解》中提出的第一句名言就是：“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是他治学多年宝贵经验总结，也是他对先人治学经验的总结。在这里他要求学生在业务方面要“精”，在德行方面要“成”，而达到精和成的唯一方法，就是“勤”和“思”；反之，如果整日嬉游，不勤奋用功，那么学业就会荒废，如果随随便便，不认真思考，那么德行就会毁堕。这些虽然都是平凡的道理，但是，它却是学习成败铁的规律。韩愈用明确、形象的语言固定下来了，对后来人们的学习和思想修养，起了极为有益的影响，成为人们的座右铭。自古以来，在学业上有成就的人都离不开勤奋。韩愈在文学方面高深的造诣，就是靠这两条得来的。
韩愈在教学方法上注重生动活泼。他“讲评孜孜，以磨诸生，恐不完美，游以恢笑啸歌，使皆醉义忘明。”教学是一种感情艺术，韩愈“抗颜为师”、“以师自任”，对教育事业的深厚感情，正是他教学生动活泼、不拘俗套的原因所在。
在写作教学上韩愈是更有见地的。从“文以载道”观点出发，“以道弘文”。他认为“道盛则气盛，气盛则文昌，文以贯道，文以明道，文以载道”，这是他写作的基本特点。
三、《师说》中的教育思想
《师说》写于唐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韩愈任四门博士时，为韩愈赠李蟠之作，主旨在于阐明师道，说明教师的重要作用，从师学习的必要性以及择师的原则。“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该文抨击了当时士大夫之族“耻于从师”的错误观念和陋习，倡导从师而学的风气。同时，这也是对那些诽谤者的一个公开驳斥。作者表明，任何人都可以作自己的老师，不应因地位贵贱或年龄差别就不肯虚心学习。文末并以孔子言行作证，申明求师重道是自古已然的做法，时人实不应背弃古道。这是韩愈散文中一篇重要的论说文，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也表现出了作者不顾世俗独抒己见的精神。
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十分发达，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官学。韩愈写这篇文章时35岁，正在国子监任教。那么，韩愈为什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原来他所说的“师”，有其独特含义，既不是指各级官府的学校老师，也不是指“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启蒙教师，而是指社会上学有所成、能够“传道授业解惑”的人。韩愈既以这样的人自我标榜，也以好为人师而著称。《新唐书》本传说他“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
在唐代，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仍有沿袭。贵族子弟都入弘文馆、崇文馆和国子学。他们无论学业如何，都有官可做。韩愈写《师说》的社会背景，可以从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一文中的这段话里看出。由此可见，韩愈作《师说》，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把《师说》看作是韩愈提倡“古文”的一个庄严宣言。六朝以来，骈文盛行，写文章不重视思想内容，只讲求对偶声韵和词句华丽，尽管也产生了一些艺术成就很高的作品，却导致了文学创作中浮靡之风的泛滥。这种风气，直到中唐仍流行不衰。在唐代，韩愈不是第一个提倡“古文”的人，却是一个集大成者。他无论在文学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有力地促成了古文运动的兴起、发展，主张文以载道，并身体力行，培养了大批有志于古文创作的年轻人。
《师说》先从历史事实“古之学者必有师”、老师能“传道授业解惑”、学者定会遇到疑难（“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三个方面，证明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于老师的年长年少，作者认为“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明确了择师的标准。接着就从三个方面进行对比，抨击“耻学于师”的人，先用古今对比，指出从师与不从师的两种结果；次用人们对自己与对儿子的要求不同来对比，指出“士大夫之族”行为的自相矛盾；最后用“士大夫之族”与“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对比，揭露士大夫之族的错误想法，指出这是“师道不复”的真正原因。从后果、行为、心理等方面逐层深入分析，指出他们在“从师”问题上的不同态度，点明了从师学习的重要。作者从“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择师标准出发，推论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的论断。为证明这一论断，作者选择了孔子的言行来作证。在当时人们的心中，孔子是圣人，圣人尚且如此，那一般人就更不必说了。
韩愈以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他“收召后学”，“抗颜而为师”，目的就是要恢复自孟子后已“失其传”的儒家道统。正因如此，他把“传道”视为教师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任务。“受业”“解惑”，都与此有关：“业”即“道之文”，指以“六艺经传”为代表的儒家经典；而“解惑”也是为了“明道”。由此可见，“师道”是贯穿全文的主线，“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个判断就是上述内容的高度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