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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章 酒的器具(8)

这种类型的铜盉,源于商代晚期同类铜盉,主要流行于西周早、中期。其盖上雕塑蟠龙,则见于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的铜罍和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的铜罍,系西周早期以来铜酒器上有代表性的装饰。

与蟠龙铜盉同时出土的“宜侯矢”,有铭文约130字,主要内容是:周康王视察武王、成王所伐之商图及东国之图,康王在宜地宗社举行祭祀,康王册命矢(人名)为宜地的宜侯,并赏赐礼器、土田、奴隶。矢受封赏后,为歌颂王德,便作该器纪念其父虞公。由此可知,这是西周时宜侯之器,那么,蟠龙铜盉也应是宜侯之物了。

凤鸟纹铜卣

以攫取财宝为目的的盗墓行为,历来为道义和法律所不容。旧中国的军阀动用军队盗掘古墓,搜取文物,其行径之恶劣,最令人切齿。当年盘踞在陕西凤翔、宝鸡、岐山一带的地方军阀党玉琨,青年时曾在北京古玩店当学徒,知道文物值钱,便从1925年起,出动军队并征驱民工数千人,在宝鸡斗鸡台大肆盗掘,获古铜器千余件,集中在凤翔城中。1928年,宋哲元奉冯玉祥之命肃灭党玉琨,宋哲元的部队掘地道埋设炸药炸毁了凤翔城墙,党玉琨死于乱军之中,他所盗掘的文物成为宋哲元的战利品。后来,这些文物多半流散海外。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凤鸟纹铜卣,便是其中之一。

这件凤鸟纹铜卣系1927年出自宝鸡斗鸡台的戴家沟,通高35.7厘米。其主体与西周时期常见铜卣的形制相仿,而其装饰则别具一格,颇为新奇。它整体由盖、器腹、圈足和提梁四部分组成。盖作圆亭状,盖面饰瓦楞纹和风鸟纹,中心有钮,四道扉棱等距分布,两侧各铸凸出盖体外的牛头。盖沿下饰一周凤鸟纹。腹部亦有四道扉棱,腹上装饰可分成三个纹饰层。上层为凤鸟;中层为瓦楞纹,从中有四根方柱伸出,柱端铸牛头,下有垂珥;下层雕大型凤鸟,配小凤鸟。圈足有四棱,夔龙纹。扁带状提梁上雕云雷夔龙纹,浮雕二牛头。提梁两端铸兽头,似鹿。

该卣装饰以平雕凤鸟纹和浮雕牛头、鹿头相衬托,富于变化,层次感强。其凤鸟矫健秀丽,羽毛华美,装饰效果极佳。在探伸出器体之外的方柱上雕塑牛头,系一项创新,而提梁上的鹿头雕塑亦属罕见。该卣的突出特点是,既凝重肃穆,又奇巧活泼。

1975年3月15日,陕西省扶风县庄白村农民在村南犁地时,犁尖忽然被地下硬物碰坏,掘土探查,原来地下埋着一些西周铜器,共有鼎、盘、盉、爵、觯、饮壶等14件。在附近再行掘寻,又出土鼎、簋、壶等4件铜器,其中鼎、簋有长篇铭文,记载着上述人物事件。

铜饮壶共2件。一件圆直口,下腹垂鼓,椭方形圈足,两耳如象鼻上卷,颈下饰长尾鸟纹,耳刻粗云纹。腹底铭刻“伯或作饮壶”5字。高14.5厘米,口径11厘米。另一件侈口,垂腹,象鼻状双耳,颈饰长尾鸟和兽头。同样的器物,一个叫饮壶,一个称旅彝,是何缘故?原来,“彝”是周代对青铜礼器的统称,“旅彝”指铜礼器之一类。而“饮壶”则属于专称,即这两件铜器的本名应叫做饮壶。

所谓饮壶,其实就是在觯上增设双耳,一个“饮”字,足以说明它们是饮酒之器。

现存扶风县博物馆。

它盉

它盉是一件西周晚期的青铜酒器,1963年出土于陕西省扶风县齐家村的一座西周铜器窖藏中。造型别致,独具风格,是西周时期很特别的铜盉。盉体犹似一件圆形扁腹小鼓,两腹侧面有阴线花纹,中心为涡纹,涡纹外是一周重环纹,最外圈是斜角雷纹;顶部有圆角长方形盉口,盉盖雕塑成鹫鸟游水状,神态悠然自得。流管雕作龙形,从盉腹前部斜伸而出,引颈探首,似蛟龙出水状。龙口张开就是流嘴。

盉鋬形如腾云小龙,龙体多屈。腹下四足,似兽蹄。盖内铭一字“它”。通高37.5厘米,重4.6公斤。现藏陕西省博物馆。

与它益同时出土的铜器还有方彝、觥、匜、盘各一件,其中铜盘也有“它”字铭文。铭刻“它”字的西周铜器,1958年曾在距它盉埋藏地点不远处的地方出土过,系两件铜鬲,据专家研究,这几件“它”铭铜器系同人同时所造。

我国古代青铜酒器自从商代晚期始,摒弃了以前简约、轻薄之作风,改而进入一个造型敦厚凝重、装饰繁复精细的新时期。西周前期大致秉承旧制不变。但到西周晚期,随着王权衰落、礼制崩坏,青铜礼器中逐渐透出一些令人轻松的气息,旧有的神秘、庄重与沉闷渐渐隐去,铜器一步步走向生活,一些活泼玲珑的器物随之而生。它盂便是冲破旧制的代表作。

西周晚期青铜酒器的上述变化,虽然把铜礼器从神秘的雾气中拉了出来,但随之而来的却是青铜礼器的衰退。它益虽有玲珑活泼、近于生活的一面,同时又有简约潦草、不求精细的一面,这是时代风格在它身上的烙印。

国差铜甔

这是一件罕见的春秋时期齐国的铜器,形制很特殊,名字也很生僻。小口,斜肩,肥腹,四耳,无花纹。据铭文所载,这件铜器是由工师伯铸造的盛酒之器,器名叫蒲。□,字书无此字,应即甔,《史记·货殖列传》有“酱千甔”句,徐广说甔是“大罂缶”,《方言》五说:“罃,……齐之东北海岱之间谓之甔”,原来,甑是山东方言,古时齐国人用以称呼罂缶之类的器物,《汉书·韩信传》颜师古注语说:“罂缶谓瓶之大腹小口者也”,小口大肚子的瓶就叫罂缶,与国差甔的形制正相合。据知,流传下来的商周铜器中自称甔者目前只此一件。

铭文提到的“国差”,指齐国大夫国佐,又叫宾媚人、武子。鲁成公二年,齐国伐鲁,卫国乘机侵齐,结果卫国兵败,求救于晋,晋国派兵救助卫、鲁,齐国被打败,齐顷公派国佐捧了灭纪国时俘掠的铜甗玉磬去与晋人讲和,国佐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动晋人,双方言和罢兵。鲁成公17年,诸侯围郑,齐国佐率兵而往,“以难请而归”,兵至虞地,与齐大夫催杼、庆克相遇,国佐杀庆克,据榖邑而叛齐,后来被齐灵公设计擒杀,连其儿子国胜也被杀。

国差甔应即国佐得志时所铸宝器。该器经一千几百年的沧桑变迁,后来成为清宫盛京所藏八百件文物之一。1914年移存于北京古物陈列所,著录于容庚《宝蕴楼彝器图录》中,其铭文最早见于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

说到齐国酒器,不能不提到齐国名相管仲“弃身不如弃酒”的故事。据《说苑》等记载,当初齐桓公设筵招待大臣,约定正午开筵。管仲迟到,桓公罚他一杯酒,管仲饮一半弃一半。齐桓公就问:“约好时间而不遵守,饮酒又喝一半弃一半,这在礼仪上说不通吧?”管仲答:“臣闻酒人者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弃。臣计弃身不如弃酒。”意思是说酒喝多了话就多,话多必有闪失,而伴君如伴虎,一句话说错,就有丢命的危险,丢掉性命当然不如舍弃半杯酒合算。说得合情在理,表现了管仲的机敏善辩。

错金栾书铜缶

栾书铜缶是以作器人栾书的名字命名的春秋时代青铜酒器。该缶看上去像只普通罐子,小口,细颈,圆鼓腹,小平底,肩有四个圆环钮。盖微隆凸,上装四个圆环钮。通体光素无花纹,似乎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其实它是一件很有名气的珍品,其珍贵之处,是有错金长篇铭文,即在缶体上刻字后,在字口内填嵌黄金,幽绿的缶体,金黄的铭文,明快悦目,虽非花纹,却胜似花纹。铭文共5行40字,其中有“择其吉金,以作铸缶,以祭我皇祖,余以祈眉寿,栾书之子孙,万世是宝”之句,字为直行,从左到右排书,这在铜器铭文很少见。

铜器错金技术,约创始于春秋中期,该缶属于现知最早采用错金铭文的春秋铜器之一,而铭文长达40字,则独一无二。

缶高40.5厘米,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品。

缶在古文献中是盛酒和盛水之器,考古发现东周铜缶常自铭“尊缶”、“盥缶”,证明铜缶有盛酒与盛水之分。栾书缶铭文日“以祭我皇祖”,应是祭祀祖先时所用酒礼器。

栾书是春秋时晋国的将军,《左传》中有他的事迹。鲁成公二年,齐国伐鲁,卫国趁机伐齐,兵败后求助于晋,晋国派兵六万,战车八百,分三路出征。中军将领是邵克,下军则由栾书统帅。在对齐战斗中,郤克被射伤,仍击鼓不息,终于击败齐军。鲁成公四年,郑国与许国发生摩擦,晋国派兵伐郑救许,栾书将中军,把郑国一个叫汜祭的地方占领了。鲁成公十八年,栾书与中行偃二人合谋,指使晋大夫程滑弑晋厉公。可见,栾书是晋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因此,栾书缶应是春秋晋国的产品,当时晋国强大,栾书身为上将军,制造这件错金铜缶当非难事。

莲鹤铜方壶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青铜馆,珍藏着一件十分著名的春秋时代青铜酒器——莲鹤方壶。该壶为扁方体,修颈斜肩,腹垂鼓,双耳,圈足。壶盖铸作莲花形,立雕双层莲瓣,花瓣上布满小镂孔。莲花的中央有一活动小盖,其上立一鹤,昂首振翅,似鸣似舞。盖边饰窃曲纹,两兽尾部相连,连接处插设一目。壶腹遍饰蟠龙纹,龙角竖立,回首反顾,塌腰卷尾,身雕鳞纹。壶腹四隅各有一神兽,兽角弯曲,顶端分叉,肩生双翼,长尾上卷。圈足之下压两只怪虎,抬首屈肢而伏。壶高126厘米,口径长30.5厘米,宽24.9厘米。

莲鹤方壶之所以名闻天下,主要是因为它造型巧异精妙,铸造亦很工致。壶上物象众多,杂而不乱。神龙怪虎,神态各具。最值称道的要数壶盖上的莲鹤:莲化肥硕盛开,仙鹤站立花蕊,一大一小,一静一动,一花一鸟,搭配巧妙。春秋青铜艺匠对鹤的塑造尤为成功,它形神俱佳,栩栩如生,似乎若有人猛喝一声,它就会拍翅惊飞。郭沫若曾称道壶盖之鹤说,它“突破上古时代之鸿蒙,正踌躇满志,睥视一切”。细品他的评论,可以看出,他这里所指述的,既是莲上之鹤,又是归纳了春秋时代青铜礼器之总的风格与趋向。当此之时,旧的礼制迅速崩溃,新的观念正在形成。表现在青铜艺术上,也正开创一代新风,故郭沫若说莲鹤方壶“乃时代精神之象征”,实在精辟而深刻。

曾侯金盏

湖北随县战国曾侯乙墓是新中国的一项重大考古发现,曾侯乙墓出土文物中最为大众所熟悉的,是其雄伟壮观的青铜编钟。其实,除了青铜礼、乐器,曾侯乙墓中的金酒器也十分的珍贵难得。

曾侯乙墓中的金酒器有杯、盏各一件。金杯呈弧腰筒状,口稍大于底,器壁中腰内收,杯体形似矮觚。杯上设二个环柄,球冠形盖。通高10.65厘米,总重近745克。

金盏为方唇直口,浅腹平底,盏腹上部有两个圆环钮,底附三足,足作倒置的凤首状。口沿下有一周蟠螭纹。盏盖隆顶,顶面饰蟠螭纹、绚纹和勾连云雷纹,盖顶中心为圆形捉手,捉手上饰一周涡云纹,盖口外缘有三个等距的小卡鼻,刚好卡住盏口外沿,使盏盖难以滑落。全器通高11厘米,口径15.1厘米,重2156克。

出土时金盏内还放有金漏匕一把,圆身,方头,长柄,匕身镂孔呈变形龙纹。全长13厘米,重56克。

金盏采用钮、盖、身、足分别铸造,再合范浇铸或焊接而成一体,工艺复杂。其纹饰细腻,抛磨光亮。器大体重,金光夺目,富有王气。据专家考证,它是现知出土文物中年代最早、器体最重的一件金质酒器。可以说是中国古代金酒器之王。

过去曾经在湖北随县出土过一件青铜酒器,其铭文自称为“盏”,其形制与曾侯乙墓金盏相近,因此学者们便把曾侯乙墓中的这件金器叫做盏。盏内匕的用途,大概是清除酒内糟沫。古时米酒酿就,经过滤沥,或令其自行沉淀澄清,即可饮用,所以酒面上往往浮有一层糟沫,微呈绿色,俗称“酒蚁”、“绿蚁”,一般人任其入口,讲究些的便要捞一捞,尽量使酒清净些,估计金盏内的金匕就是用来捞搅酒中杂物的。

甘斿银耳杯

耳杯是战国时期兴起的一种饮酒器,以漆耳杯最为流行,也有铜耳杯,但很少。以金银制耳杯始于何时,现在还说不清,目前所知最早的一件银耳杯是战国时期的制品,系日本东京市细川護立氏之收藏品。杯口呈椭圆形,浅腹,附窄长双耳,耳及内底周围鎏金,杯底刻“甘斿”二字,口径长约12.7厘米。

据说,甘斿银杯系早年出土于洛阳,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桃形杯和一件银制胡人俑。胡俑作垂手站立状,脑后垂发结,穿狭袖窄腰短袍,腰间束带,赤足,背后衣带上刻二字。据著名考古学家陈梦家先生在《海外吉金图录》中记述说:此俑“容貌卑锁,令人想象为胡人之小像”,其背部刻文“细小如发”,从字体上观之,可证为晚周物。甘蓐杯刻铭之书体同于胡俑,因而甘斿银杯被推定为战国文物。

错金银云龙纹铜樽

错金银云龙纹铜樽,系湖北省荆门市包山二号战国楚墓中的两件随葬品,同出于东墓室内。二樽形制相同,应是一对。樽形呈圆筒状,口大于底,腹浅,平底。平顶樽盖,盖面饰错金银蟠龙纹,盖中央有相背对称兽面套环钮,周围配四个昂首凤鸟钮。盖之周边沿饰一周二方连续勾云纹。口内有榫,樽内髹红漆,樽外通体错金银花纹,其主题花纹是6组相背对称龙纹图案,辅助花纹在底缘处,也是一周二方连续勾连云纹。通高17.5厘米,口径24.8厘米,重4.15公斤。

错金银云龙铜樽以其细腻精湛的工艺、繁缛复杂、令人目不暇接的花纹,给我们提供了极好的艺术享受的机会,在此特意印出其花纹实测图,以供读者朋友欣赏。

包山二号楚墓中共随葬了铜壶、铜缶、铜盉、铜勺等酒器,均属以前常见的器种。而铜樽的出现则是战国时代的新创制。除此之外,该墓出土的酒器还有不少颇有新意,如鎏金鸟首铜杯、雕镂蟠龙纹三足铜杯等。另外,墓中出土的漆杯也十分精美别致。

樽也是盛酒之器,其与商代和西周铜尊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为大口,桶形腹(少数微鼓腹),往往有三足,而后者则为小口,腹肥鼓,平底,无足或有圈足。樽是尊字加木旁,表明樽以漆木制造者为众。樽自战国创制以后,到秦汉时变化不大,后来樽至少沿用到唐代不衰,“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这是杜甫的诗句,可以作为例证。只是唐代的樽在形制和用法上已与战国之樽有不小的差别。

重金络壶

重金络壶是南京博物院珍藏的一件战国时期青铜器,1982年出土于江苏省盱眙县南窑庄的一座古代窖藏中,高24厘米。

该壶的形制并无特别处,但它的装饰却独具一格,举世无双。除了壶的颈、腹部装饰着错金银的斜方格云纹以外,壶体外围还有网络外套笼罩在壶之肩、腹部,它由卷曲起伏的蟠龙、繁茂盛开的梅花交错套扣而成,肩部有蟠龙48条,梅花48行计144朵。腹部雕头尾相交的蟠龙48条,每条龙起伏卷曲9次,腹部梅花共48行计432朵。在网络套的横箍上,相间装饰着四只伏兽和四个兽头衔环耳。伏兽似虎,遍体饰错金银方格纹。衔环兽头额部镶嵌绿松石,环上有细如发丝的错金流云纹。

壶体系浑铸成型,而其他配件、装饰附件均系分铸成型后,再焊制为一体,还要镶嵌绿松石、错嵌金银丝,工艺精细复杂,充分体现了战国时代青铜技术的高超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