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嶷有时也对少数民族施威，但施威的同时也不忘施恩，往往是恩威并用。例如，定莋（治今四川盐源）、台登（治今四川冕宁南）、卑水（治今四川昭觉东北）三地出产盐、铁、漆等物品，而那里的少数民族防备很严，不许这些东西外流。蜀汉政权实行盐铁专营，便在那里设置地方官吏，监督那里的盐铁生产。定榨少数民族渠帅狼岑心中不服，对张嶷傲慢无礼。张嶷派数十名壮士前去收捕狼岑，只将他一人杀死，将尸首送回其部落中，并宣布他的罪行。同时警告他的部众说：“无得妄动，动即殄矣！”当其部众向张嶷谢罪时，张嶷又杀牛飨宴，重申恩信，对其部众进行安抚。
张嶷在越嶲任太守十五年，始终对那里的少数民族实行安抚政策，政绩卓着。延熙十七年（254），当他被调离时，“民夷恋慕，扶毂泣涕。过旄牛邑，邑君襁负来迎，及追寻至蜀郡界，其督相率随嶷朝贡者百余人”。张嶷随姜维北伐，临阵战死后，“南土越嶲民夷闻嶷死，无不悲泣，为嶷立庙，四时水旱辄祀之”。
从汉武帝开发西南到诸葛亮征服南中前，三百多年的时间里，统治者对那里的少数民族杀戮、镇压、掠夺，虽然偶尔有几个开明的官吏能实行安抚政策，但都是人走政策变。像诸葛亮那样，在南中时实行安抚，离开南中仍不变其政策，把安抚政策连续贯彻几十年，这在历史上是少有的。正因为如此，诸葛亮在南中百姓心目中受崇敬的程度，也是历史上所少有的。
据历史记载，诸葛亮逝世时，出现了“百姓巷祭，戎夷野祀”的现象。这里的戎夷，应主要指的是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
不但在诸葛亮逝世的当时南中人民对他祭祀怀念，在身后千余年，诸葛亮在南中的影响也没有磨灭。在今天的云南、贵州、四川西南地区，到处都有诸葛亮南征和抚夷的遗迹。这些遗迹，有的是实有其物，被历代保护、修复流传下来；有的是后人根据传说附会以示缅怀的。总之，诸葛亮南征遗迹存在的范围，要比他实际到过的地区广泛得多。根据西南滇、黔、川南有关方志和古地志及其他文献的记载，诸葛亮南征的各类遗迹，大略统计共八十七处。其中诸葛亮南征驻营地、筑城、驻军石标等二十六处，行军凿山开路等五处，屯粮、藏军器等六处，同蛮夷首领会盟地、盟誓碑等七处，传播汉族文化的祭天坛、祭星台、建石塔降妖、筑水井、引泉水灌田、教民牛耕等十七处，南中人民祭祀诸葛亮的武侯祠、武侯石刻像二十处，其他南征战士大冢六处。这八十七处遗迹，经过仔细考察，属于诸葛亮南征进军和凯旋沿路的共有七十二处，占全部遗迹的百分之八十三，属于南征沿途以外的共有十五处，只占全部遗迹的百分之十七。而且绝大多数遗迹都集中在南征进军沿路的今四川冕宁、屏山、西昌、会理，今云南的永仁、大姚、姚安、牟定、楚雄、禄丰、昆明，以及凯旋沿路的今云南的崇明、曲靖、宣威，今贵州的威宁、毕节，今四川的珙县、高县、泸州等地。由此说明，这些地区南征遗迹具有一定程度的可靠性。
我们认为，这些遗迹中除了作为军事用途的以外，有三类遗迹值得注意。
第一，蜀汉蛮夷会盟遗迹七处，有的盟碑至今尚存，它表明诸葛亮在南征过程中，曾经多次采用古代汉蛮人民常用的盟誓方式，以征服南中人心。
第二，在传播汉族文化的十七处遗迹中，如教蛮人饮井水、引水灌田、牛耕等，关系蛮夷人民的生产生活，使南中人民受到实惠。
第三，正因为如此，南中才出现了各种武侯祠、武侯石刻像等二十处，人们以此缅怀和追思诸葛亮的南征业绩，即古籍所记：“武侯平南中，人思其功德，因祀之。”
上述全部遗迹中，除南征没有到达过的十五处遗迹肯定是后人附会外，即便是诸葛亮南征到达过的地区，有些遗迹确为当时遗留下来的，也一定有后人附会造假的成分。
古代南中人民无论保存真遗迹，或者附会制造假遗迹，无疑都是出于对诸葛亮的爱戴，是对他南征功绩的褒奖和怀念。
诸葛亮征服了他那个时代南中地区的人心，不仅如此，历代古南中地区的人心也被他的精神所折服。
四
南征是一次军事行动，它更是一次特殊的军事行动。
蜀汉政权要通过它基本解决南中问题，但又不能耗费时间过长。
蜀汉政权要通过它平定南中叛乱，但又不能杀得尸横遍野，激起强烈的民族仇恨。
蜀汉政权要通过它来表示朝廷绝不能对叛乱姑息不理，但又不能给南中带来灾难性的破坏。
因为对诸葛亮来说，征服南中不是最终目的，南中之战一是为了开发南中，增强蜀汉国力；二是为了另一次更大更重要的军事行动服务的，这就是北伐曹魏。
“思惟北伐，宜先人南。”
北伐宜早不宜迟，然而，若在南征行动中陷入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就无法实现上述的两个意图。
北伐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后方，然而，若在南征中燃起民族仇恨的烈火，专力北伐就是一个梦想。
北伐需要有后方的物力、人力依托，然而，若使南中因战争造成严重的经济破坏，就不能从那里取得人力、物力的支援。
因此，南征对于诸葛亮来说，是一次关系到下一步北伐能否顺利进行的至关重要的军事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诸葛亮亲自领兵南征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他对南征的重视。
对于南征的必要性，蜀汉政权内的认识是一致的，但由谁统兵，有人就提出了不同看法。大约在诸葛亮决定领兵亲征的决定作出后，丞相府长史王连来见诸葛亮。
王连是南阳人，早在刘璋任益州刺史时就离乡入蜀，被任为梓潼（治今四川梓潼）县令。刘备从葭萌进攻成都，经过梓潼时，王连紧闭城门拒守，坚决不降。后来，刘璋投降，王连才归顺刘备。王连不但有气节，而且有才干，不论是担任县令还是任郡守、司盐校尉，都有很突出的政绩。诸葛亮对王连的品德与才干十分赏识，在建兴元年（223）让他领丞相府长史，总管丞相府各分支机构的事务。王连作为丞相府长史，常给诸葛亮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每当他主动见诸葛亮时，总是要提一些不同意见。诸葛亮想，这次王连又要提什么不同意见了。
诸葛亮猜对了。王连此次见诸葛亮，就是为诸葛亮亲自南征的事。
“丞相。”王连见到诸葛亮，开门见山，直突主题：“南征之事是否决定了？”
诸葛亮知道王连这话的含义。所谓“南征之事”，是指诸葛亮亲自统兵南征之事。诸葛亮笑了，十分肯定地点了点头。
“丞相。”王连的声音有些激动：“您是否知道南中是不毛之地、疫疠之乡？我蜀汉先遭兵败又遇大丧，如今举国之望，全在丞相身上。丞相若有闪失，将置北伐曹魏大业于何地？”
王连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征讨南中的确有很大的危险。军事上的冲锋陷阵自不必说，那里的自然条件也极其恶劣，对于不熟悉、不适应南方气候的北方人来说，仅那时的瘴气就很可怕。据说瘴气剧毒，人触之便死。传说西南夷地区有大湖，名日禁水，水中有毒气，湖中还啧啧地往外喷毒气。木石被它喷中，会破裂；人若被它喷中，会立即死亡。人们都管这东西叫“鬼弹”。对于这些传说，诸葛亮当然不陌生。
对王连的劝告，诸葛亮明白：从私人角度讲，王连是出于对自己的爱护；从国家角度讲，王连是出于对社稷前途的关心。无论于国于私，王连的话都值得认真考虑。王连告辞以后，一连几天，诸葛亮都在考虑自己该不该统兵南征。对于个人的生死利害，诸葛亮已经置之度外。自从白帝城受托以来，他已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蜀汉的事业了。他所考虑的，是把自己的毕生心血浇灌在何处，当然，北伐曹魏、兴复汉室是他值得为之献身的事业，如果能有一个人能把南中的事情妥善解决，自己则全身心地投入北伐曹魏，那是再好不过了。但想来想去，诸葛亮始终没找到一个可以胜任的人。诸葛亮忽然意识到，聪明的王连在思考南征的问题上犯了个错误，他把南征与北伐割裂开了。其实，南征与北伐是分不开的，南中的问题处理不好，就无法进行北伐。而有较大把握解决南中问题的，除了自己别人都不合适。为了早日北伐，诸葛亮认为自己亲征南中，即使冒再大的风险也是必要的，值得的。
事实证明，诸葛亮亲自率兵征服南中的决策是正确的。因为南中的问题是复杂的，民族的、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各种因素纠缠在一起，只有诸葛亮这样既有高度政治水平又有高超军事才能的人才能解决南中问题。解决南中问题是重要的，因为南征与北伐是紧密相联的。这种密切联系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南征是北伐的基础，只有南中问题解决了，蜀汉有一个稳定的后方，北伐才没有后顾之忧。第二，南中问题一天不解决，蜀汉就一天没有北伐的实力，因为南征动用了蜀汉军队的主力，只有南中问题解决了，主力部队才能从南征战场上撤出来投入北伐。用最短的时间，迅速地使南中纲纪粗定，夷、汉粗安，在当时确实也只有诸葛亮才能胜任。
诸葛亮率军南征，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实现了预定的战略目标。
南征的胜利，对蜀汉政权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迅速结束战争，不失北伐时机。
诸葛亮于建兴三年（225）春三月开始南征，从成都顺岷江南下至僰道（治今四川宜宾），然后折头向西南经安上（治今四川屏山）、新道（治今四川绥江）、马湖（治今四川雷波），直至邛都（治今四川西昌东南），从邛都又南下经会无（治今四川会理）、三缝（治今四川黎溪），五月渡过泸水（金沙江）至青蛉（治今云南大姚）、弄栋（治今云南姚安），再折头向东，当年秋天在滇池与李恢、马忠军会师，基本上平定了南中之乱。然后由昆明北还，经味县（治今云南曲靖）、汉阳（治今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至焚道，沿岷江于十二月返回成都，前后只用了约十个月时间。
迅速解决南中问题，有利于抓住北伐曹魏的有利时机。事实上，在诸葛亮南征及南征后的一二年中，曹魏方面确实出现了于蜀汉出兵有利的情况。
首先是曹魏和孙吴的关系越来越坏。孙权黄武四年（225）冬十月，也就是诸葛亮已经平定了南中之乱，正在对那里进行安抚时，魏文帝曹丕带领十万大兵开至广陵（治今江苏扬州西北），临江观兵，给孙吴施加压力。曹兵旌旗连绵数百里，跃跃欲试，作出准备渡江的态势。孙权大惊，严防固守。只因天寒，江边结冰，船不得入，曹丕才下令撤军。曹军撤退时，吴将孙韶又派高寿率五百敢死士卒从小路乘夜袭击，并缴获了曹军的一些军资器械。
其次是曹魏国内阶级矛盾加剧。黄初五年正月，即诸葛亮南征的前一年，魏文帝“初令谋反大逆乃得相告”。号召国内揭发谋反大逆，说明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第二年六月，又发生了利城郡兵蔡方等人据郡反叛，杀太守徐质的事件。
曹魏统治阶级内部也出现了明显的裂痕。曹丕称帝后，有意提拔与自己关系亲密的宗族将领曹真主持朝廷军务。但因曹真年资不高，不好一下给以大将军的高位，便专为他设立上军大将军、中军大将军两个名号，以便向大将军过渡。黄初三年曹真升任上军大将军，进京主持全国军务，同年又转中军大将军。黄初七年五月，魏文帝临死时，又遗诏让曹真、陈群、曹休、司马懿辅政。曹真的迅速升迁，引起了曹魏宗室另一个人的极大不满，这就是曹休。曹休认为：论资历，曹真与自己不相上下；论亲疏，自己是正宗曹氏宗亲，而曹真不过是太祖（即曹操）养子，他本性秦，非曹氏正宗。他凭什么人京执掌兵权，又出任首席辅政大臣！新即位的魏明帝曹叡看出了曹休的心思，为了安抚曹休以稳定政局，在封曹真为大将军的同时，又封曹休为大司马，地位略比大将军高，这才将矛盾缓和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