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云南、贵州、四川西南地区，古称南中，被认为是“夷、越之地”。
夷、越是古人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称呼。细分起来，云、贵及川南的少数民族为“南夷”，四川西部的称“西夷”。就族属而言，“西南夷”主要包括两大系统：一是“夷”，即氐羌系，属藏缅语族；一是“越”，即百越系（包括濮或僚），属壮侗语族。
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各有自己生活的地域，各有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史记·西南夷列传》说：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
从上述记载可知，南中地区夜郎、滇、邛都等地方的少数民族，以农耕为主，处于同师以东、楪榆以南的越寓、昆明等地的少数民族以畜牧业为主。
关于南中地区少数民族的起源，有许多美丽的传说。
夜郎国的传说，说夜郎国无君长，有一个女子在遁水边上洗衣服，见一根有三个竹节的大竹从上流漂下来，瞬间漂到浣衣女脚下。河间漂竹，习空见惯，浣衣女并未理会。突然，竹子里传出婴孩的哭声，立刻引起浣衣女的注意，她把竹子捞上来，剖开一看，里面有个男孩。她把孩子抱回家抚养起来，后来，孩子长大了，有武略才干，遂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又号为竹王。竹王捐破竹于野，野地便成竹林。竹王曾带人在一块大石头上休息，想喝羹汤，命下人做，下人说无水，竹王以剑击石，即有水从石上淌出。
再比如哀牢人，据说起初也没有君长。有一个名叫沙壹的女子，在哀牢山居住。有一次她在水中捕鱼，忽然被水中的沉木撞了一下，从此便怀孕。十个月之后，生下十个男孩。有一天，沙壹带十个孩子在水边玩耍，忽然从水中钻出一条龙，对沙壹说：“我乃昔日撞汝之沉木。你给我生的儿子，现在他们在哪儿？”孩子们见状，全都吓跑了，只有小儿子没跑，他背龙而坐，龙爬上岸来，爱抚地舐其后背。沙壹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便把这个孩子叫九隆。十个孩子长大以后，诸弟兄都认为九隆能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他为王。哀牢山下有一夫一妇，正好生十个女儿，九隆兄弟便分别娶她们为妻。九隆死，其子孙代代相传，“往往邑居，散在溪谷”。
传说不是历史，神话亦非事实，但上述传说中都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夜郎、哀牢的第一个首领，都是男性，极有权威，而他们却都有其母而不知其父。这反映了当时夜郎、哀牢等地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情形。
由于地处偏远，道路险恶，先秦时期南中地区少数民族很少同汉族交往，因此中原先进的汉族文化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据有关史籍记载，在楚顷襄王的时候，曾派将军庄从沅水溯流而上，从且兰（治今贵州黄平西南）出，伐夜郎。而当他们夺得夜郎之地后，秦国打败楚国，夺取楚国黔中之地。庄等人归路被断，只得进兵至滇池一带，见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便“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庄所率楚人，其文化要比南中地区先进，但他们远离自己的文化土壤，脱离了与故土的联系，只好人乡随俗，将自己夷越化了。征服者反而被征服了。
南中与内地中央王朝建立联系，是在秦以后。
秦统一六国，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的王朝，这个中央王朝，不断地向周边拓展。约在秦始皇统一后不久，就开辟了通往南中的“五尺道”。唐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说：“五尺道在郎州。唐代郎州即今云南曲靖，一条蜿蜒在山重水复险恶之境的五尺宽的小道，却把南中与秦王朝连在一起。
西汉初年，朝廷曾“弃此国而关蜀故徼”。什么意思呢？就是放弃与南中的联系，关闭通往南中的关隘。但是，民间的往来是关不住的，西汉王朝统治下的巴蜀之民，偷偷地溜出关隘，与南中作买卖，“取其莋马、焚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
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王恢奉命率军进击东越，王恢又派唐蒙出使南越，唐蒙到南越后，南越王用枸酱招待他。唐蒙感到非常奇怪，便问此酱从哪里来的。南越人告诉他，是从牂柯江运到番禺（治今广东广州）的。唐蒙回到首都长安后，又问巴蜀商人，南中怎么会有枸酱？商人说：“枸酱是蜀地特产。蜀人多将其偷运到夜郎出卖，夜郎紧挨着牂柯江，牂柯江宽百余步，足以行船，是联系南中与南越的交通纽带。”唐蒙听后，立即给汉武帝上了一封奏书，建议开通与夜郎国的联系，以利于控制南越。汉武帝认为唐蒙说得有道理，便任命他为郎中将，领千人，带着许多东西，从巴蜀重走五尺道进入南中，来到夜郎。唐蒙此次出使夜郎成效甚大，与夜郎侯多同达成协议，在夜郎国设置官吏。不但夜郎，夜郎周边的小邑因为接受了汉朝的缯帛，也愿意听从唐蒙的话。唐蒙出使南中有功，被任命为犍为郡守。
唐蒙来到犍为，意欲修通西南夷道，征发巴、蜀、广汉三地数万人，用了两年时间也没修成，反而造成修路士卒多死亡，“费以巨万计”。当时，汉武帝正全力对付匈奴，很多人又都说西南夷道不该修，所以，汉武帝下令放弃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不久，邛都、定笮等地的少数民族首领听说南夷与汉朝通好得实惠很多，也表示愿意像南夷一样做汉朝的内臣。汉武帝征求司马相如的意见，司马相如说：“邛都、定笮西夷离蜀郡很近，道亦易通，秦时曾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天如果再与之通，在那里置郡县，其利大于与南夷通。”汉武帝以为有理，便任命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出使西夷。于是，司马相如便“略定西夷，邛、笮、井、駹、斯榆等地首领皆请为内臣”。四川西南部的少数民族也与西汉交往了。
汉武帝为了控制南中，先后在这个地方建了三个郡；元鼎六年（前111）开越嶲郡（治今四川西昌东南）、牂柯郡（治今贵州黄平西南，元封二年（前109）开益州郡（治今云南晋宁东北）。在开此三郡之前，汉朝与南中互相交往很少，特别是滇、夜郎等国，竟不知道汉朝有多大，以至于他们的首领见到汉朝使者便问：“汉朝与我们相比哪个大？”从而留下“夜郎自大”的千古笑谈。自从设立南中三郡之后，南中与中原汉朝的联系日益密切了。
随着南中地区与中原汉朝联系的密切，汉王朝对南中地区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也愈益深重，双方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汉昭帝始元元年（前86），益州郡的廉头、姑缯民反，牂柯二十四邑三万余人也起兵反汉。这两地起事的百姓遭到西汉朝廷的残酷镇压，这是南中地区与中央朝廷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冲突。
汉昭帝始元四年（前83），姑缯、叶榆等地又反，朝廷派衡水都尉吕辟胡将郡兵击之。结果吕辟胡大败，士卒死者达四千余人。第二年，朝廷又遣军正王平与大鸿胪田广明等再征南中，攻破益州郡，“斩首捕虏五万余级，获畜户十余万”。这是西汉历史上与南中发生较大的一次武装冲突。
东汉时，南中地区与中央朝廷的关系不但继续保持，而且还有发展 柯、益州、越寓三郡仍臣服于东汉中央政府的统治，此外，云南西部的少数民族也有许多要求内附。
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47），居住在今天云南保山县一带的哀牢人和鹿芗人发生了战争。鹿茤是已经降附于东汉朝廷的少数民族，哀牢王贤栗遣兵乘竹筏对其进行袭击，擒获了不少鹿芗人，获得了许多战利品。不料返回途中，天气突变，震雷轰鸣，疾雨倾盆，南风骤起，江浪奔腾。哀牢人的竹筏被刮散，兵众溺死数千人。后来，贤栗又派手下六王率万人攻鹿茤，鹿茤王率众反击，杀死哀牢六王。哀牢夷帅将六王尸首掩埋，不料夜里六王的尸首就被老虎刨出吃掉。贤栗大惊，对他手下的耆老们说：“我们自古以来就同周边别族打仗，唯有今天与鹿茤人打仗受到上天的惩罚。中原朝廷恐怕出现圣主了吧？要不然上天为什么如此佑护他们呢？”于是在建武二十七年，“贤栗等遂率种人户二千七百七十，口万七千六百五十九，诣越嶲太守郑鸿降，求内属，光武封贤栗等为君长。自是岁来朝贡”。
这是《后汉书》中记载的一件事。这件事像个故事，且具有神话附会，但它反映了南中少数民族依附中央朝廷过程中的一种现象，即一些少数民族对中央朝廷的依附，是受了率先依附于中央朝廷的少数民族影响的结果。哀牢王贤栗不可能经过两次与鹿茤人的战争就决定依附东汉王朝，而是在与鹿茤人交往碰撞中体会到了依附东汉王朝的益处才决定这样做的。
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干七百一十一”。汉明帝在此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永昌郡治不韦县（治今云南保山东北），这标志着整个南中地区全部成为东汉王朝的行政区域。
南中与中央王朝联系的加强，自然使它得到很大的好处。
西汉末年，广汉人文齐任益州郡太守。他在任上“造起陂池，开通溉灌”，把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带到益州郡。东汉桓帝时，牂柯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
然而，南中地区社会经济的进步，在两汉时是非常缓慢的，即使是这样的进步，也使南中地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自从秦汉以来，南中的社会阶级关系日益复杂化了。南中地区的阶级阶层，大致可分为四个：
第一个是封建政府派往南中的各级政府官员。
第二个是在南中成长发展起来的汉人大姓。
第三个是南中各少数民族首领。
第四个是南中各少数民族百姓。
封建政府机构及其官员是对南中地区进行政治统治及经济攫取的工具，如果派去的官吏在政治上实行比较开明的统治，在经济上实行较轻的剥夺，那么，南中地区就会呈现安定局面。
这样的局面在某个时期，某个地区确实出现过。
西汉末期，文齐任益州郡太守，“率厉兵马，修障塞，降集群夷，甚得其和”。东汉章帝元和年间（84-87），王追任益州郡太守，“政化尤异”，“兴起学校，渐迁其俗”。东汉灵帝时，广汉人景毅任益州太守。他初上任时，郡中饥荒，一斛米价值万钱，他“渐以仁恩，少年间，米至数十云”。广汉人郑纯，“为政清洁，化行夷貊”，被任为永昌太守。他“与哀牢夷人约，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夷俗安之”。东汉明帝时，巴郡人张翕任越寓太守，“政化清平，得夷人和”。他死之后，当地的少数民族群众“如丧父母”，“赍牛羊送丧”。
但上述人和事毕竟不多，因此，安定祥和局面的时间并不长。在史籍中我们见到更多的，是封建政府对南中地区的掠夺。
据史书记载，益州郡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永昌郡也是“金银宝货之地”。在这里做官，可以近水楼台，好处先得，官员们当一世官，便富贵一世，“富及累世”的官僚并不新鲜，“富及十世”的官僚也是有的。对于这些贪官污吏来说，在这里多当一天官，就多一份发财的机会，因此，他们不惜用重金贿赂朝中的权贵，以使自己的官位坐得长久。外戚梁冀，势倾朝野，永昌太守刘君世为了贿赂梁冀，用黄金铸造了一条蛇，作为献给他的礼物。此事可以说明东汉朝廷和南中地方官吏对该地的经济掠夺，正因为如此，南中地区少数民族“反叛”事件也特别多。
王莽时期，“益州郡夷栋蚕、若豆等起兵杀郡守。越嶲姑复夷人大牟亦皆叛，杀略吏人”，王莽命宁始将军廉丹率十余万众前去镇压。
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八年（42），益州郡少数民族首领栋蚕又联合了姑复、楪榆、桥栋、连然、滇池、建伶、昆明等地的少数民族反抗东汉。这七个地方中，姑复属越嶲郡，其余属益州郡，可见这次起义波及了南中两郡。益州郡太守繁胜被打得大败，退保朱提（治今云南昭通）。建武十九年，朝廷遣武威将军刘尚等人率一万三千多人，渡过泸水，进入益州。栋蚕与之周旋了一年多，直到建武二十年才被打败，栋蚕向滇西败退。建武二十一年正月，栋蚕在永昌郡不韦县被官军追上。官军取得“赫赫战果”：“斩栋蚕帅，凡首虏七千余人，得生口五千七百人，马三千匹，牛羊三万余头，诸夷悉平。”这次少数民族反抗，波及两个郡，历时三年多，可见规模之大。
东汉明帝永平元年（58），越嶲郡“姑复夷复叛，益州刺史发兵讨破：之，斩其渠帅，传首京师”。
东汉章帝建初元年（76），永昌郡哀牢族首领类牢与郡守不和，在忿争中，类牢杀朝廷命官而反叛，并进攻嶲唐城。永昌太守王寻逃奔楪榆（今云南大理附近）。章帝“募发越嶲、益州、永昌夷汉九千人讨之”，第二年才把类牢打败。
东汉安帝元初五年（118），在越嶲郡，由于郡县赋敛繁重，郡内卷夷大牛种人封离率众起义。第二年，永昌、益州及蜀郡的少数民族群起响应，“众遂十余万，破坏二十余县，杀长吏，燔烧邑郭，剽略百姓，骸骨委积，千里无人”。东汉朝廷急诏益州刺史张乔选能任征讨之任的从事讨之，张乔便让从事杨竦率兵进讨。杨竦进兵之前，先以诏书告示永昌、益州、越寓三郡，密征武士，重其奖赏。一切准备就绪，然后才进军与封离战。结果，杨竦大破封离军，“斩首三万余级，获生口一千五百人，资财四千余万”。封离惶惧，率众投降。战争结束后，杨竦又向朝廷弹奏奸猾且侵犯蛮夷的长吏九十人和一批下面的“黄绶小吏”。可见这次波及三郡十余万人的少数民族起义，是朝廷命官贪残奸猾，侵犯蛮夷所致。
东汉灵帝熹平五年（176），益州郡内“诸夷反叛，执太守雍陟”。朝廷派御史中丞朱龟率众进讨，不能取胜。后来，朝廷任巴郡人李颙为益州郡太守，并利用巴蜀境内少数民族的力量才把起义镇压下去。
朝廷官员为政清明，南中社会就稳定安宁；他们若贪残刻薄，南中少数民族就“叛乱”频仍。可见封建官吏是影响南中治乱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南中成长起来的汉人大姓，也是影响南中治乱的一种力量。
在南中地区，分布着一些汉人大姓。
牂柯郡的大姓，有龙氏、傅氏、尹氏、董氏等。
建宁郡的大姓，有爨氏、孟氏、雍氏、娄氏、董氏、毛氏、李氏、焦氏等。
朱提郡的大姓，有朱氏、鲁氏、雷氏、兴氏、仇氏、递氏、高氏、李氏等。
永昌郡的大姓，有陈氏、赵氏、谢氏、杨氏、吕氏等。
南中大姓是历史的产物。
西汉武帝时开发南中，修筑西南夷道，在南中设置郡县，不但向南中派去了官员，而且向南中移去了汉民。修筑西南夷道是个艰苦、浩大的工程，先由唐蒙负责，征发数万人用了两年也未竣工。后来司马相如在此基础上将其完成。为了解决修路人员吃饭问题，政府先是组织人力千里负担运粮，但庞大的运输队伍本身的耗粮就是十分可观的数量，据说每送去十多钟粮食，运输者就得吃掉一石（一钟合六石四升），用整个巴蜀地区的租赋都不能满足需要。为了解决修路者吃粮，汉武帝又“募豪民田南夷”，即招募内地人到南中开荒种地，生产粮食。这是向南中移“汉民”的一种方式。汉武帝开发南中之后，“乃募徙死罪及奸豪实之”，这是向南中移“汉民”的又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