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认为，像费诗这种不识时宜的僵化思想，不仅迂腐，而且对政治斗争有害，如果不严肃处理，便会使反对曹贼、兴复汉室的大业受到损害。所以，诸葛亮坚决地给费诗以降职处分，把他由州前部司马降为部永昌从事。也许有人会说，何以见得贬费诗之职的决定是诸葛亮而不是刘备作出的呢？陈寿在评论这件事时说：“以先主之广济，诸葛之准绳，诗吐直言，犹用陵迟，况庸后乎哉！”从这段话中，贬费诗似乎是刘备、诸葛亮两人的主张，但此时刘备对称帝的态度是犹豫的、暧昧的，而诸葛亮的态度则：是坚定的、明朗的。很明显，费诗的“忤指”，主要是忤了诸葛亮之旨。
处理完费诗的问题，诸葛亮又找到刘备，对他说：“想当初，光武帝刘秀还未称帝时，他手下大将吴汉、耿弁等人都劝他即皇帝之位，但刘秀多次推辞。后来，大将耿纯对刘秀说：‘天下的英雄对您仰慕企盼，追随于您，就是希望您成就帝业后跟您享受富贵，如果您不听从他们的建议登位，他们就会离开您去另投新主，不再追随您了。’光武帝觉得耿纯的话讲得很深刻，便接受了众人的推举，登上帝位。”说到这里，诸葛亮口锋一转，继续说道：“如今，曹丕已经取代了汉帝，天下无主，而您是汉室后裔，续汉而起，登上帝位，是完全正当的。再说，士大夫们长期追随于您，艰辛劳苦也不畏惧，就是想建功立业，享受富贵。如果您不称帝，一些人也会像耿纯所说的那样，离您而去，另投新主。”
诸葛亮这一番话，利用历史的经验，指出刘备称帝对于团结众人、完成大业的重要性。刘备恍然大悟，才决定接受群臣的拥立。
公元221年四月初六，成都武担山之南，一个隆重的登极仪式在这里举行。刘备在百官的陪同下，走上神坛，接受了皇帝的玺绶。坛下，山呼万岁之声，伴随着燃烧玉器、绢帛、牺牲而冒出的滚滚浓烟冲上天际。
从此，刘备便由汉中王变成了蜀汉皇帝。三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年号：章武。
诸葛亮被任为蜀汉丞相。
蜀汉王朝的建立，是与曹魏斗争的需要，是刘备、诸葛亮实现复兴汉室的需要，是诸葛亮一系列艰苦努力的结果。
刘备是蜀汉政权的开朝皇帝，诸葛亮是蜀汉政权的开国丞相。
二
中国封建皇帝登位，大多都要行燔瘗之礼。
把祭品放到木柴堆上燃烧，使烟气升上天空，就是燔礼；把祭品埋入土中，就是瘗礼。燔瘗之礼，是人祭告天地神祗的一种仪式，但实质上是要昭告天下，让世间的人知道。当刘备行完燔瘗之礼后，蜀汉建国的消息就被天下人知道了。
刘备称帝以后，第一件大事该做什么？这是当时许多人都关心、猜测的问题。
魏文帝曹丕把众臣召集起来，让他们讨论一个问题：刘备称帝以后，还会出兵攻打孙吴不？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蜀不过是个弹丸小国，名将只有关羽。荆州之失，关羽身死军灭，蜀国一片忧惧，绝无再次对吴用兵之理。侍中刘晔却与众不同，他认为蜀国一定要出兵攻打吴国，理由是：“蜀虽狭弱，而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其有余。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羽无不能为兴军报敌，于终始之分不足。”
事实的发展证实了曹魏大部分臣子的猜测是错误的。
但是，假如我们不知道以后的事实，我们在思考刘备是否应该伐吴这个问题上，可能也会同意曹魏群臣的意见。因为刘备伐吴，存在着许多有利于吴而不利于蜀的条件。
孙吴新得荆州，据有荆、扬、交三州，地广兵众。
孙吴全歼荆州关羽军队，得胜之兵，士气正盛，斗志正旺。
孙吴向曹魏称臣，解除了后顾之忧，然后迁都武昌（治今湖北鄂州），孙权亲自坐镇荆州，显然作出尽全力保卫荆州的架式。
孙吴人才济济，文武满朝。都尉赵咨出使曹魏，魏文帝问他：“像你这样的人吴国有多少？”赵咨答：“聪明特达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车载斗量，不可胜数。”这虽是外交辞令，但却反映了吴国不乏人才的事实。
蜀汉方面则不然。
荆州关羽军的失败，不仅使刘备失去了一名匹敌万人的勇将和数万军队，而且也失去了跨有荆、益的大好局面，只剩下益州一地了。
荆州的丢失，又引起了孟达叛变、汉水复塞等连锁反应。关羽攻不下襄樊，又得知江陵失守，急忙丢下襄樊，回军援救，他不但自己回军，还招呼刘封、孟达等人同往。刘封、孟达对收复荆州已经失去信心，又担心离开房陵、上庸、西城，会使三地得而复失，因此没有出兵援助关羽。刘封、孟达的行为，并不是违背刘备调度的大罪，所以刘备对他们只是心中不满，并未对他们采取惩治措施。但孟达深知关羽与刘备的关系，当他知道关羽兵败身死后，总担心刘备会怪罪自己。恰在这时，身为副军将军的刘封又与孟达起了矛盾，二人忿争不和，刘封甚至将孟达的仪仗鼓吹夺走。孟达既怨刘备委屈了自己，又恨刘封欺凌自己，一气之下，便投降了曹操。临走之前，孟达还给刘备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
伏惟殿下将建伊、吕之业，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创，假势吴、楚，是以有为之士深睹归趋。臣委质以来，愆戾山积，臣犹自知，况于君乎！今王朝已兴，英俊鳞集，臣内无辅佐之器，外无将领之才，列次功臣，诚自愧也。臣闻范蠡识微，浮于五湖；咎犯谢罪，逡巡于河上。夫际会之间，请命亡身，何则？欲洁去就之分也。况臣卑鄙，无元功巨勋，自系于时，窃慕前贤，早思远耻。昔申生至孝见疑于亲，子胥至忠见诛于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乐毅破齐而遭谗佞，臣每读其书，未尝不慷慨流涕，而亲当其事，益以伤绝。何者？荆州覆败，大臣失节，百无一还。惟臣寻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复乞身，自放于外。伏想殿下圣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举。臣诚小人，不能始终，知而为之，敢谓非罪！臣每闻交绝无恶声，去臣无怨辞，臣过奉教于君子，愿君王勉之也。
孟达这封信，充满了委屈、怨恨之情。他认为自己是为帮助刘备完成大业而委质追随的，而刘封这样的元功巨勋之人却这样逼凌自己。荆州失败，关羽地失人亡，自己却保住了房陵、上庸。立有这样的大功，不但没有受奖赏，反而被怨恨，因而感到委屈。因此，他要“请命乞身，自放于外”了。
孟达将自己“自放”于曹魏一边，魏文帝曹丕任他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封其为平阳亭侯。魏文帝又将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合为新城郡，让孟达兼任新城太守，并派征南将军夏侯尚、右将军徐晃等与孟达一起袭击刘封。西城太守申仪本为魏将，见魏兵已临城下，便背叛蜀汉。刘封经不住内外夹击，弃城退回汉中。至此，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复为曹魏所有，刘备集团打通的汉水复又阻塞。
荆州失败后，刘备集团不但接连失地，而且也接连失人。
以奇画策算着称的智囊人物法正，在刘备汉中称王的第二年就去逝了，时年四十五岁。法正是个为刘备集团立下大功的人，刘备入川，他起了劝说推动的作用；夺取汉中，他是第一线的军师。在攻打汉中时，有一次战斗非常激烈，按当时情况，刘备应暂时撤退。但当时刘备正在火头上，说什么也不退，谁也劝说不了。当时敌方矢下如雨，十分危险。法正见状，便站到了刘备的前面。急得刘备叫着法正的字说：“孝直避箭。”法正却说：“明公亲当矢石，况小人乎？”刘备立刻明白了，法正是用这种方法提醒自己所处的险境，批评自己冒险蛮干，于是就说：“孝直，吾与汝俱去！”说完，便与法正一同撤下来。一想到这些，刘备对法正的死去感到更加伤心，一连哭了好几天。
五虎将之一的黄忠也与法正同一年去逝。黄忠自刘备取荆州南三郡时便开始加入刘备集团，又同刘备一起进入四川。在攻打刘璋的时候，黄忠常“先登陷阵，勇毅冠三军”。夺取汉中之役，黄忠劝率士卒，在定军山力斩曹军大将夏侯渊。刘备汉中称王后，任黄忠为后将军，赐爵关内侯，与关羽等地位相当。刘备料定关羽不肯与黄忠同列，专门派费诗去说服关羽。关羽果然不服，费诗便说：“自古建立帝王大业的人，在用人方面是不拘一格的。古时萧何、曹参与高祖刘邦乃布衣之交，而陈平、韩信归附刘邦是后来的事。但后来排列官位次序时，却以韩信为先，萧、曹二人也无怨言。如今，黄忠因定军山立功，被主公提拔，但在主公内心情义的天平上，黄忠怎能和您相比！况且主公与您，犹如一体，同休等戚，祸福与共，您不该过分计较官号高低、俸禄多少。我只是个使者，如果您实在不愿意，我也只好返回复命，但恐怕您将来会后悔啊！”关羽听了这番话才表示接受。费诗此行，是刘备所派；费诗之言，为刘备之意。他并不因关羽不高兴而改变对黄忠的提拔，可见黄忠对刘备也很重要。黄忠的去世，也是刘备集团的一大损失。
就在刘备准备起兵伐吴的时候，又传来了张飞被部下暗杀的消息。张飞雄壮威猛，仅次于关羽，曹魏的谋臣程昱等人都说张飞、关羽二人有万夫不当之勇。关羽善待士卒而骄于士大夫，张飞敬爱君子而不恤小人。因此，刘备常告诫张飞说：“你使用刑罚杀戮过分，还天天鞭打勇健的随从，却让他们在左右服侍，这可是取祸之道啊！”但张飞仍不改正。后来，张飞的部下张达、范强二人果然杀了张飞，拿了他的首级投奔孙权去了。张飞的死，又使刘备的五虎将减了一员。
除了地盘缩小、兵损将亡之外，还有两个因素削弱着刘备伐吴的力量。
一个因素是内部对于伐吴意见有分歧。在刘备集团内部，很早就存在着与“隆中对”意见有所不同的另一派主张。早在建安十六年（221），庞统就对刘备说：“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孙吴，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法正也主张凭借益州以成大事，他对刘备说：“资益州之殷富，凭天府之险阻，以此成业，犹反掌也。”庞统、法正等人在替刘备规划总方针时，从不提及荆州，庞统甚至连荆州在经济上的地位也加以否定。他们的主张是“蚕食雍、凉”，占领关中，出潼关以争天下。庞统、法正在刘备欲大举伐吴时虽已故去，但他们的主张并没有消声匿迹，赵云就主张不要东征孙吴。他说：“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操身虽毙，子丕篡盗，当因众心，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讨凶逆，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也。”益州学士秦宓也劝刘备说，此时征吴，“天时必无其利”。群臣意见不一，就很难做到群策群力，即使勉强跟随伐吴，也很难一心对敌。所以，刘备征吴，并没有让赵云参加，而是把他留在江州（治今重庆市）。刘备的五虎将，赵云是仍然活着的两人中的一个，却被留在后方，未能参加伐吴。
另一个因素是刘备受到外交政策的牵制。刘备一向是以反曹兴汉为纲领的，这就决定了他在对付孙吴的同时，还要拿出一部分兵力去防备曹魏。范文澜先生曾指出：“刘备取得益州以后，荆州成为孙权用全力来攻，刘备不能用全力来守的局面。”这是说的荆州未失守时的情况。荆州丢失后，孙吴倾全力防守，蜀汉能不能倾全力来攻呢？同样不能。为了占领雍、凉，确保将来以此地进兵关中，刘备任马超为骠骑将军，领凉州牧，把他放在西北。刘备这样安排，就是因为马超“信着北土，威武并昭”，让他在这里“明宣朝化，怀保远迩，肃慎赏罚，以笃汉祜”。五虎上将在世者，赵云留在江州，马超因对付曹魏而远在西北，竟没有一人随军伐吴。还有一名战将魏延，“善养士卒，勇猛过人”，早年随刘备人蜀，数有战功。刘备取汉中后，超拔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魏延向刘备表示：“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这样一名战将，为了防备曹魏进攻，也被留在了汉中。
荆州丢失，损兵折将，猛将辞世，智臣归天，意见不一，力量分散，这些都对刘备东征伐吴极其不利。然而，这些不利并没有使刘备放弃东征。蜀汉章武元年（221）七月，即登上帝位三个月后，刘备便率军沿江而下，讨伐东吴。
是什么原因使刘备这样不顾利害，毅然决然率兵东下呢？
从古至今，许多人都认为是刘备欲为关羽报仇，是忿而伐吴。
当时人魏国的刘晔说，刘备东征，是为关羽死而兴兵报仇。
南宋学者陈亮说：“（关）羽既就戮，（刘）备不胜忿，遂大举以求复其仇；而不知魏者国家之深仇，非特一关羽之比，吴者一家之私忿，犹有唇齿之援也。”
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说，刘备“即位三月，急举伐吴之师，……而急修关羽之怨，淫兵以逞，岂祖宗百世之仇，不敌一将之私忿乎”？
现代也有这样的看法：“刘备对于诸葛亮的联吴外交，始终不大重视”，“当荆州失守，关羽被害之后，他忿而伐吴”。
上述看法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刘备与关羽，情同手足，恩若兄弟。在稠人广座之中，关羽能在刘备旁侍立终日，他随刘备周旋，“不避艰险”。对于关羽的死，刘备不为之动情是不可能的。
但说刘备为一将之私忿，动数万大兵，是一个凭意气用事的人，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且不说后人，就是当时的人，对他才略的评价也是相当高的。
曹操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指刘备）与操耳。本初（指袁绍）之徒，不足数也。”
魏国程昱说：“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
贾诩说：“刘备有雄才。”
刘晔说：“刘备，人杰也。”
吴国鲁肃说：“刘备天下枭雄。”
蜀国刘巴说：“（刘）备，雄人也。”
英雄、雄才、人杰、枭雄等评价，说明刘备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人，像伐吴这样的大事，如果没有政治方面的考虑，仅凭一股怒气是不可能轻易决定的。更何况刘备伐吴时，已是一个六十二岁的政治家，说他一怒而率兵东征，未必可信。再有，刘备大举伐吴时，离关羽丧败已有一年半了，因此不能说是忿兵。
那么，促使刘备大举伐吴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让我们重温一下诸葛亮的“隆中对”：
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着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这是诸葛亮“隆中对”中最为重要的一段话。其内容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了要达到恢复汉室、实现统一的最终政治目的，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夺取荆、益二州为根据地，改革内政，外结孙吴，积蓄经济和军事实力；第二步待时机到来，一路从荆州向洛阳，一路从汉中出潼关，以钳形攻势争夺中原。可以说，这是刘备集团进行政治、军事斗争的指导思想，是刘备集团根本的战略方针。
荆州的丢失，使刘备集团这个根本战略方针的进一步贯彻遇到了空前的阻力。很显然，钳形攻势的一只钳臂被折断了，如果要继续贯彻“隆中对”两路夹攻中原的战略方针，就必须夺回荆州，重新恢复这只被折断的钳臂，否则，就只有改变原来的战略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