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曾对人说过，自己愿做“洪秀全第二”，可见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孙中山公开号召同盟会员、革命志士宣传太平天国，宣传洪秀全，借以激发民气，推翻清廷。他首先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因此大家就以“洪秀全”呼之。他又褒称太平天国诸领袖为“民族英雄”、“老革命党”。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鼓励留日学生刘成禺搜集资料，写出一本太平天国史来，光绪三十年（1904）成书，定名为《太平天国战史》，孙中山为之作序，交由日本东京祖国杂志社出版，作者署名为汉公。在孙先生的倡导之下，革命党人借太平天国史事宣传反清，一时蔚然成风。
谭嗣同：视死如归的维新先驱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廖天一阁主等，湖南浏阳人，近代变法家、革命家，著名维新派人物，“戊戌六君子”之一。
谭嗣同是清末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出生于北京。他从小饱读经书，知识广博，武艺精湛，少年有志。一次，谭嗣同到古战场井陉关去游览，想起韩信出奇兵大败赵军的史实，心中荡起无限的激情。面对祖国大好山川，缅怀古人，抒发爱国壮志，他写下了铿锵的诗篇：
平生慷慨悲歌士，今日驱车燕赵间。
无限苍茫怀古意，题诗独上进陉关。
青年时期，谭嗣同用了10年时间游览了祖国大好河山，北至新疆，南到台湾，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黄河上下。他看到大地在悲歌，人民在呻吟，田园荒芜，市井萧条，百姓啼饥号寒，官府横征暴敛。见到此等情景，他哀伤，他苦闷，他悲愤！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后，谭嗣同万分忧愤，压抑不住心头的怒火，写下血泪的诗行：“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体；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中国向何处去？祖国的命运，民族的危亡，如何才能拯救？谭嗣同苦苦地思索着。最后，他认为，向西方学习变法改革才是出路。谭嗣同在北京结识了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两人十分相投，结为莫逆之交。以后，谭嗣同积极宣传科学，得到湖南巡抚陈宝箴和按察使黄遵宪的赏识，因为这两人也都倾向变法维新。不久，谭嗣同在南学会当了学长，他经常进行慷慨激昂的演说，他的讲演气势磅礴，观点新颖，语言铿锵犀利，道理清晰明确，深受听众欢迎。
谭嗣同奉召赴京主持变法，启程前，好友唐才常为他饯行，两人分析了局势，估计到变法维新的路上布满荆棘，前途并不乐观。谭嗣同对爱妻李闰说，此次赴京，吉凶未卜，要“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嘉无悲，所其自然”。他已将荣华富贵生死存亡置之度外，决心为变法图存，为国家昌盛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乃至自己的生命。
之后，光绪皇帝召见并破格赏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予新政。从此，谭嗣同便在皇帝左右处理奏折，忙于变法事宜。
然而变法一事却遭到了慈禧太后周围的顽固保守派的敌视，他们日夜谋划，企图将维新派置于死地。形势急转直下，光绪皇帝得到消息后，惶惶不可终日，接连下两道密诏，要康有为、谭嗣同等人急筹对策。于是，谭嗣同便冒着风险去找袁世凯。
狡猾的袁世凯当面并不拒绝，而且慷慨地说：“‘圣主’是我们大家共同拥戴的君主，你我同受皇上特殊的恩宠，救护皇上的责任并非只在你一人，也是我的责任。你有什么吩咐，我愿洗耳恭听，万死不辞！”
听了袁世凯的表态，谭嗣同心里十分高兴，异常欣慰。他想：自己没有看错人，大家计议时林旭对袁世凯的不信任不放心是不必要的了。
袁世凯奸诈狡猾，心毒意狠，在光绪和慈禧这两方面，他深知慈禧的力量比光绪的力量大得多，投靠慈禧才能实现他更大的野心。于是，袁世凯并不去履行自己的诺言，而把全部秘密向荣禄报告，荣禄面见慈禧，慈禧闻讯，十分恼怒。
慈禧经过密谋，赶回北京，进入宫廷查抄了皇帝住处，搜去所有文件，并开始动手收拾维新派人物，变法到此成为泡影。北京城笼罩着一片恐怖阴影。一夜之间，形势大变，维新派被捕的被捕，逃亡的逃亡。
谭嗣同在自己的住处收拾东西，将自己多年来所写的诗文稿件、来往书信，装了满满一箱子，来到梁启超避居的日本使馆，和梁启超说：“我们想救皇上，没能救成。现在，一切都无济于事，只好受死。你快到日本去，我只要你把我这箱东西带去就没其他的挂怀了！”说完，悲悲戚戚地低下头去。
梁启超给他讲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道理，劝他一起到日本去。谭嗣同却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他愿梁启超充当“行者”，“以图将来”，而自己以死来报答光绪皇帝。侠肝义胆的王五找到谭嗣同，说：“请快走，我当以生命为你保镖！”他的声音，震彻屋宇。
谭嗣同看了看这位自己青少年时代的武术老师、多年的莫逆之交，眼泪不禁湿衣，强作镇静，解下随身佩的“凤矩”宝剑，抚弄一回，然后双手递给王五，并说：“你我多年，以此物作个纪念吧！”
王五接过宝剑，眼里充满了泪水，他仍苦劝谭嗣同赶快逃走。后来又有些人来劝他逃走，都被他拒绝。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下定死的决心，以期唤醒后来有志图强的人。
古老的北京城笼罩在一片阴沉昏暗的风沙里。在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上，竖立着六根木柱，木柱上绑着六位爱国志士，他们是维新变法的闯将——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康广仁、杨深秀。在行刑前，“六君子”面不改色，横眉冷对。只听谭嗣同高声朗诵：“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此情此景，使上万围观的人无不潸然泪下。
谭嗣同死后，大刀王五（一说老管家刘凤池）为他收尸。第二年，谭嗣同骨骸运回原籍湖南浏阳，葬于城外石山下。后人在他墓前华表上刻了一副对联，以表扬英灵：“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趋若波涛。”
康有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广东南海人，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
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康有为自幼学习儒家思想，21岁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康有为19岁时拜南海九江有名的学者朱次琦为师，朱次琦崇信宋明理学，学习一段理学之后，康有为对理学就不赞成了，认为理学“仅言孔子修己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在22岁那年，康有为离开朱次琦，一个人到西樵山白云洞读书，读了不少经世致用的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魏源的《海国图志》等，使他大开了眼界。这一年是康有为从中学转为西学的重要开端。
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回归时经过上海，进一步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事物，并收集了不少介绍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的书刊。经过学习，康有为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他目睹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政府的腐败，胸中燃起了愤怒的烈火，他立志要向强盛的西方学习，以挽救处于危亡中的祖国。
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当年9月，他上书光绪帝，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的主张。1891年，康有为回到广东，开办万木草堂学馆，聚徒讲学。期间他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宣传民主思想、平等观念，他的改革精神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1894年，康有为编写了《大同书》，描绘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提出“大同社会”将是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人间乐园。
1895年4月，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听说清政府要与日本订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为愤慨。康有为连夜起草了一份进劝光绪皇帝的万言书，各省举人1300多人集会，通过了这个万言书。5月2日，这份万言书送交都察院。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在上书中，康有为从爱国的立场出发，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光绪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在这次会试中，康有为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以后，康有为又连续给光绪皇帝上了几次进劝书。在这些上书中，康有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变法思想，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几个方面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政治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的要求。他指出：“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在经济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发展工业，振兴商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主张。在文化教育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开民智”、“兴学校”、“废八股”的主张。这几个方面构成了康有为变法维新的基本纲领。光绪皇帝对康有为提出的问题很受感动，从此产生了变革图强的思想。
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发展扩大维新派力量。康有为在强学会成立之后时常举行例会，讨论“中国自强之学”，寻求变法维新之路，对顽固派的投降卖国行径进行了无情的批判。1897年11月，德国出兵占胶州湾，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1898年3月，康有为在北京又组织了保国会，会员很快发展到数百人。这就引起了顽固派的恐惧和诽谤。有人上书大骂保国会是“名为保国，势必乱国”，有的人还上书弹劾，准备对康有为等人进行查究，只是光绪皇帝说了“会为保国，岂不甚善”才算作罢。康有为和他的同事们通过组织学会，宣传了爱国主义思想，进一步动员了群众，扩大了变法维新的影响。
康有为还通过发行报刊，对自己的变法主张进行舆论宣传。1898年强学会成立时，康有为就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当时许多官员都能看到，一时在朝廷内外引起很大影响。同年，康有为又在上海组织发行了《强学报》。改良派通过报纸动员力量，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巩固了自己的阵地。
康有为的一系列的政治改良活动，引起了光绪皇帝的注意和重视，准备召见康有为。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实行新政，“变法自强”。五天以后，光绪皇帝正式接见康有为，并赏给六品衔，任“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同时给他以专折奏事的权力。不久，梁启超、谭嗣同也得到了光绪皇帝的器重，都在清政府中任了职。在三个来月的时间里，他们根据皇帝的授意，发布了不少实行新政的诏书，如设立学堂，提倡一定的言论自由，奖励发明创造，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改革财政等。康有为等人以为，只要抓住了皇帝好像就能无事不成，其实光绪皇帝只不过是个空架子，实权完全掌握在顽固派慈禧太后等人手里。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光绪皇帝被囚禁，谭嗣同等人被杀，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国外，戊戌变法宣告流产。戊戌变法运动前后不过百天，历史上又称“百日维新”。
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往日本，自称持有皇帝的衣带诏，组织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以保救光绪帝，排除慈禧太后、荣禄、刚毅等顽固势力为宗旨，成为保皇派首领。为获得国际支持，他曾游历列国，会见欧洲各国君主。辛亥革命后，康有为于1913年回国，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尊孔复辟。作为保皇党领袖，他反对共和制，一直谋划清废帝溥仪复位。1917年，康有为和效忠前清的北洋军阀张勋发动复辟，拥立溥仪登基，不久即在当时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讨伐下宣告失败。康有为晚年始终宣称忠于清朝，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后，他曾亲往天津，到溥仪居住的静园觐见探望。1927年，康有为病死于青岛。
康有为曾经是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当他倡导维新运动、领导戊戌变法时，他代表和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为推动社会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当他在民国初年为尊孔复古思潮推波助澜，与袁世凯复辟帝制运动同流合污时，他就站到了历史进步的对立面，成为社会前进的阻力。
蔡元培：中国教育之父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孑民，号孑农，绍兴山阴（今越城区）人，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者、教育家、政治家。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开启一代“学术”与“自由”之风。
蔡元培出身于商贾之家，少年时期饱读经史，17岁考取秀才，18岁任塾师，21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26岁升补翰林院编修。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他认为革新必先培养人才，于是走上倡导教育救国之路。同年9月，他弃官归里，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
20世纪初，他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致力于打破封建主义教育，为反清革命培养人才。1906—1916年间，他赴德法留学，为兼通中西文化奠定了基础。1912年他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对封建教育进行改革，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教育体系。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对北大进行全面改革，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成为研究学术、传播新思想、培养新人才的基地。“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主张抗日，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援救了一批革命志士和爱国青年。晚年，蔡元培为抗日救亡事业奔波，努力促成国共合作。蔡元培的一生，主要以教育和科学作为事业的支柱，为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功绩卓著，影响深远。蔡元培写了许多教育方面的著作，后人将其收入《蔡元培选集》、《蔡元培教育文选》和《蔡元培全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