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以散文为最高。他的散文，不论是讽世刺政、悼亡忆旧，还是登临游览之作，无不充分体现出他那种从容宽厚、真率自然的艺术个性，于深入浅出的行文中叙事说理，精练流畅、娓娓动听；抒情写景，引人入胜，寓奇于平，给当时的文坛吹送了一股清闲的空气。他的许多政论作品，宣扬一种“明道”、“致用”的主张，紧密联系当时政治斗争，指摘时弊，思想尖锐，语言明快，表现了一种匡时救世的抱负。
他的悼亡忆旧的散文，悼念亡友，追怀往事，情深意挚，极为动人；他的游记散文，徐徐写来，委婉曲折，言辞优美，风格清新。他还写了不少抒情、叙事散文，也大都情景交融，摇曳多姿。苏轼评其文说：“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但欧阳修虽素慕韩文的深厚雄博、汪洋恣肆，但并不是亦步亦趋简单地沿袭前人的文风。
欧阳修还开了宋代笔记文创作的先声，其《归田录》、《笔说》、《试笔》等都很有名。
在诗歌创作上，欧阳修也卓有成就。他的诗风格通俗流畅，情景相生，意味隽永。在内容上，他的诗有一部分反映了当时人民生活的痛苦，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例如，在《答杨子静祈雨长句》中，描写了“军国赋敛急星火”，“然而民室常虚空”的社会现实；在《食糟民》中，揭露了官吏“日饮官酒诚可乐”，而百姓“釜无糜粥度冬春”的不合理现象。另外一些诗多是抒发诗人的生活感受，如《画眉鸟》“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抒发了诗人对大自然和自由自在生活的向往之情。
在诗论上，欧阳修时有新见，后人将他的诗论集录成书，称为《六一诗话》。郭绍虞说：“诗话之称，固始于欧阳修，即诗话之体，亦可谓创自欧阳氏矣。”欧阳修的诗论，改变了以前的论诗作品或重在品评，或重在格例，或重在作法，而是兼收并蓄，细加抽绎。
他在评论诗的时候，虽然不废雕琢，但主张归于自然。他特别称许梅尧臣“意新语工”之说，为宋诗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欧阳修在宋初的词坛上也占一席重要的位置。他的词格调较高，技巧娴熟，不乏艺术珍品，内容大都与“花间”相近，写的多是男女爱恋、离情别绪一类的题材。例如为人们所称道的《踏莎行》，末尾两句“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从思妇眼中写征人，情意深远，含蓄蕴藉，给人以新颖别致的感觉。又如《朝中措》开头两句：“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由于作者对事物体察入微，看似随意写出，却是无限传神，没有炉火纯青的功夫，是不能达到这种艺术境界的。欧阳修还打破了赋体严格的格律形式，写了一些文赋，他著名的《秋声赋》是与苏轼的《赤壁赋》媲美并行的赋中精品，文学价值很高，是千载传诵的作品。
欧阳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绩斐然。除文学外，经学有独到见解，金石学有开辟之功，史学成就尤伟。他的独生子欧阳发等曾作了一个统计，欧阳修所著将近20种，仅《四库全书》收录或存目就有13种。以现行《欧阳文忠公文集》和收入《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文忠集》150卷，附录5卷为较全。
欧阳修一生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取得了显著成绩。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的韩愈，苏轼这样评价他：“天下翕然师尊之。”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有过很大的影响。
其中，苏轼最出色地继承和发展了他所开创的一代文风。北宋以及南宋后很多文人学者都很称赞他的散文的平易风格。他的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
苏轼：豪放派词人的宗师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眉州（今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词人、诗人，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词人代表。与其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
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读书的精神和文学素养对苏轼影响很大，他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为他日后的文学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石。嘉祐元年（1056），21岁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其只得第二。嘉祐六年（1061），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苏轼入朝为官之时，正是王安石开始变法之时。苏轼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上书反对，他的见解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期间苏轼又因作诗“讪谤朝政”，被人构陷入狱。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
宋神宗驾崩后，年幼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以王安石为首新党被打压，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此后他几经起落，再贬至惠州、琼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从此随缘自适，过着读书作画的晚年生活。元符三年（1101）徽宗大赦，苏轼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享年66岁。
苏轼的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名列“苏、黄、米、蔡”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其画则开创了湖州画派。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
苏诗现存约4000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苏轼的词现存3450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和南宋的辛弃疾行成词坛的“苏辛”豪放词派。
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作家，他以丰富的文学实践，把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推向前，使诗、文、词各方面的创作出现了高峰。其文学成就曾引起当代和后世学人的普遍重视。南宋的陆游、辛弃疾，金代的元好问，明代的袁宏道，清代的陈维崧、查慎行等都是明显受到他影响的作家。
苏轼还给后世人留下不少书札、杂记、杂说、小赋。这些精致典雅、小巧玲珑之作，大都夹叙夹议，挥笔轻盈自如，抒发了他坦诚的胸怀，也表达了他对人生、对文艺的见解和喜爱之情，成就大大超过他的政治论文。形象地阐明对文艺问题见解的散文，实际上是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相交融的文论佳篇，论述精辟，才气横溢，如《传神记》和《书吴道子画后》便是最能令人心折称道的例子。像“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这一见解，虽是就绘画而言，但其精神对其他艺术门类也可以相通。
陆游：南宋杰出的爱国诗人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
陆游幼年的时候，正是北宋灭亡的年代。金兵在江南抢杀掳掠，陆游从小就饱尝了国难当头、任人宰割的痛苦。同时他也看到、听到了许多江南军民勇敢抗击金兵的可歌可泣的事迹。他幼小的心灵里，渐渐滋长了对祖国、对民族的深厚感情。
少年时代的陆游，由于学习勤奋，能写一手出色的文章。29岁那年，他参加两浙地区的考试，名列榜首。当时恰巧奸相秦桧的孙子秦埙也参加了这次考试。秦桧在考试前就曾暗示考官，一定要让秦埙得第一名。恰巧主考官为人非常正直，他早就对秦桧平日里专横跋扈、仗势欺人的做法非常不满。所以，在录取时主考官根本就没搭理秦桧事先说过的话，毅然将陆游列了第一位。这件事使秦桧十分恼火。第二年，陆游到京城临安参加考试。这一次的主考官发现了陆游的文才，又想让他名列前茅。秦桧得知这件事，更是生气，蛮横无理地命令主考官取消了陆游考试的资格，并扬言还要追究两浙地区考试官的责任。打那以后，秦桧对陆游怀恨在心，不让他参加朝廷工作，直到秦桧死去，他才到临安担任枢密院的编修官。
陆游热情支持北伐，可是担任统帅的张浚缺少指挥的才能。张浚手下的两名主将又相互猜忌，发生摩擦。宋军出兵没有多久，就在符离（今安徽宿县北）打了一个败仗，宋军全线溃退。北伐失败，一贯主张求和的大臣在宋孝宗面前对张浚大肆攻击，还说张浚用兵原是陆游怂恿出来的。后来，张浚被排挤出朝廷，陆游也罢官回山阴老家去了。宋孝宗在金兵的威胁下，抗金决心也就动摇起来。第二年又跟金朝订立了屈辱的和约，打那以后，再也不敢提北伐的事。
差不多过了10年，负责川陕一带军事的将领王炎听到陆游的名声，把他请到汉中去做他的幕僚。汉中接近抗金的前线，陆游认为到那里去也许有机会参加抗金战斗，为收复失地出一份力量，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命。到了那里，他曾经骑马到大散关边，观察金人占领的地区。在王炎衙门里，他常常亲眼看见金军占领区的老百姓，冒着危险给宋军送来军事情报。这些情景使他对抗金前途充满了希望。经过详细考察之后，他向王炎提出一个计划，他认为恢复中原一定要先收复长安，要王炎在汉中积蓄军粮、训练队伍，作好一切准备，随时可以进攻。但是，当时临安的南宋朝廷并没有北伐的打算，川陕一带的将领大多骄横腐败，王炎对他们也没有办法，更谈不上按照陆游的意见出兵。陆游满怀希望又落空了。
不久，王炎被调走，陆游也被调到成都，在安抚使范成大部下当参议官。范成大是他的老朋友，虽说是上下级关系，却并不讲究一般的官场礼节。陆游的抗金志愿得不到实现，心里气闷，就常常喝酒写诗来抒发自己的爱国感情。但是，一般官场上的人看不惯他，说他不讲礼法，思想颓放。陆游听了，索性给自己起了个别号，叫“放翁”。后来人们就称他陆放翁。这样一过又是二三十年，南宋王朝又换了两个皇帝——宋光宗赵惇和宋宁宗赵扩，南宋王朝始终没有决心收复失地。陆游长期过着闲居的生活，他把满腔爱国热情寄托在他的诗歌创作上。开禧二年（1206），韩侂胄担任宰相，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北伐。这使陆游十分兴奋。但是韩侂胄的北伐并没有充分准备，加上朝廷内部矛盾重重，使最后一次北伐又失败了。宋宁宗和一批投降派大臣杀害了韩侂胄，把他的头颅献给金朝，订立了屈辱的和约。
陆游一生遭受了巨大的波折，不但仕途坎坷，而且爱情生活也很不幸。他20岁时和表妹唐婉结为伴侣，两人从小青梅竹马，婚后相敬如宾。然而，唐婉的才华横溢与陆游的亲密感情，引起了陆母的不满，加之唐婉又不孕，以至最后发展到强迫陆游和唐婉离婚。陆游和唐婉的感情很深，不愿分离，他一次又一次地向母亲恳求，都遭到了母亲的责骂。在封建礼教的压制下，虽种种哀告，终归走到了“执手相看泪眼”的地步，一对感情深厚的夫妻硬被拆散。陆游再娶王氏，唐婉也改嫁他人，后来唐婉在郁闷愁怨中去世。这件事使陆游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他一生中写了不少诗追怀唐婉和这一段不幸的婚姻。
陆游一生力主北伐，虽然屡受主和派排挤打击，但是他的爱国之情至死不渝。他渴望收复失地、统一祖国的强烈愿望不能实现，便用诗歌来表达他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民族的忧虑。他与尤袤、杨万里、范成大并称“南宋四大诗人”，一生辛勤创作，一共留下了9000多首诗，在我国历代诗人中，他的创作是最丰富的。嘉定三年（1210），这位86岁的爱国诗人病重，临终的时候，他还念念不忘恢复中原。他把儿孙们叫到床边，念了他最后一首感人肺腑的《示儿》诗：“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首诗堪称是最能表现陆游创作精神的代表作。
罗贯中：章回演义小说第一人
罗贯中（1330—约1400），名本，字贯中，山东东平罗庄村人，祖籍山西太原府。元末明初著名小说家、戏曲家，是中国章回小说的鼻祖。
罗贯中元末明初生于山西太原祁。元代中期，由于灭宋战争的创伤逐渐平息，社会的经济、文化重心也开始由北方转移到了南方。南宋的故都杭州不仅成为人口云集、商业发达的繁华城市，也成为戏剧演出和“说话”艺术发展的重要中心。因此，不少北方的知识分子、“书会材人”，如关汉卿、郑光祖等人，都先后搬迁到了杭州一带。身为小说兼杂剧作家的罗贯中，也受到这一社会潮流的影响，成为南迁作家中的一个。大约在至正五年到六年（1345—1355）间，罗贯中来到了杭州。许多说话艺人在这里说书，一些杂剧作家，也在这里活动。罗贯中与志同道合者为友。加上他对民间文学又极其喜爱，到了这里，自然不愿离开远去。
大约在至正二十年到二十三年（1360—1363）间，罗贯中来到了起事称霸的张士诚那里做客。不久，罗贯中离开了张士诚，又回到了杭州。《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写作，当在此以后。这时，罗贯中已是50多岁的人了，对历史、对人生都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完全具备了创作《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条件。到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罗贯中已写了12卷，之后卷数的写作，是洪武四年（1371）以后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