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请季劳德和戴高乐两人到这儿来。”总统说，“且看我能否把事情办妥。”
两个对手之中首先到达的是季劳德。这位又高又瘦的法国人举止威严，耀眼的星章表明他的军阶，闪亮的绶带说明他对法国的英勇功绩；但是富兰克林还注意到，他眼睛周围的笑纹透露出他的幽默感。季劳德有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的怪癖——“季劳德将军同意他的意见”，这也表明他天真地把自己看做一位历史性人物。他们用法语（季劳德不讲英语）作了一次坦率的交谈。富兰克林发现，季劳德的惟一希望就是能够在战场上统率一支法国军队。
戴高乐将军不想来。他担心会有什么阴谋，还怕人家要求他做出妥协，改变立场。丘吉尔虽然当时正资助着这一位“自由法国”的领导人，然而要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个肯定的答复看来很靠不住。一天进午餐时，罗斯福不得不揪住丘吉尔说：
“温斯顿，你看，我已经把新郎拉来了，老兄，现在该你的新娘出场啦！”
戴高乐只是在丘吉尔威胁说再也不给他一个便士时，才决定前来的。他是富兰克林初次见面就打心里不喜欢的极少数人之一。这种相互厌恶，不完全出于当时形势下的政治条件，而是像两块磁铁的正极碰到一起，自然会产生相斥之力一样。戴高乐自尊心很重，对盟军驻在非洲怀有一种不合情理的憎恨。最初他拒绝走进分配给他住的别墅，他说：“美国政府无权征用一个法国人的房屋给我去住。”
国务院里一个名副其实的外交家连忙说：“这不是法国人的房屋，它归一个波兰人所有。”
戴高乐愣住了：“如果是这样的话……”
罗斯福意识到，使得戴高乐难以与人共事的，正是他得以成为“自由法国”中流砥柱的那些品质：他的勇敢，他的刚正不阿，以及他的献身精神。狂热的正义感在一位穷途末路的领导人身上是一种令人鼓舞的品质；但是对于一位国家元首来说，它就成为在国际关系中做出必要妥协的障碍了。
人们很快就看出，这两位法国将军比油和水还要难以混合到一起去。他们之间那种过分的彬彬有礼，正是表示互相厌恶的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手段。但是罗斯福下决心至少要促成表面上的和谐一致。他对戴高乐施展了浑身解数，把所有的智谋、权术和魅力都用上了。他时而喜笑颜开，时而推心置腹；一会儿满腔热情，一会儿克制忍耐。但是他实际上却一无所获。这位自由法国的领导人丝毫不为罗斯福的魅力所动。
罗斯福所取得的最大的外交胜利，是劝服了这两位法国人同他和丘吉尔在一起照了相。这是一个正式场面。平台上摆好了椅子，前面挤满了劲头十足的摄影师。总统和首相在预定的座位上就座，他们竭力做出一副亲切交谈的样子，然而两人的眼睛却焦急地盯着入口处。不久，季劳德来了，他那轻捷的步伐与他的年龄很不相称。接着戴高乐也来了，他移动着两条僵直的长腿，就像在踩高跷。他们坐定后，摄影机开始工作。
突然，富兰克林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我的朋友们！”他用法语说，“应该做出一个友好的姿势，请大家站起身来，互相握着手。”
季劳德跳起身来，眼睛里闪耀着幽默的神情。
“戴高乐先生。”总统急切地说。
戴高乐为他的权威口吻所逼，十分勉强地直起他的长身子，面对着他的敌手郁郁不乐地站着。
“为了法国的和平，”罗斯福用法语说，“握起手来！”
季劳德伸出了他的手，传统的惯例迫使戴高乐只好照办了。他们的手只在刹那之间碰了一下，然而已被照相机的快镜摄了下来，准备传之后世。快镜还录下了四张著名脸孔的表情：总统为自己的计谋得逞而得意洋洋地笑着；丘吉尔嘴叼雪茄，喜形于色；季劳德显得很高兴，似乎对这一计谋毫无所知；戴高乐由于心里厌恨，长鼻子拉得更长了。
但是这张照片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它在世界报纸上刊登后，造成了法国团结的印象。这不仅在当时就产生了良好效果，而且为促使互相对立的派系团结发挥了作用，因为这些派系都不得不努力达到这一印象在人民中间引起的期望。
卡萨布兰卡会议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大英帝国和美国之间的团结在这里表现得最为突出，而且比以往更加巩固了。正是在这里，总统酝酿成熟了斯巴达式的“无条件投降”公式，并且赢得了丘吉尔的支持，这就把绥靖主义的幽灵驱除得一千二净。
罗斯福为这次会议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从中也获得了真正的乐趣。在极为难得的休息时刻，他情绪高昂，兴致勃勃。出色地执行着空中摄影侦察这一危险任务的埃利特，在会议的大部分时问内都留在总统身旁。凑巧得很，小富兰克林的驱逐舰“梅兰特号”也和一艘护航舰一起来到这里，总统和儿子相聚了两天。在第一天晚上，出现了家人久别重逢的热烈场面。
有一件事是罗斯福下定决心非做不可的，那就是不管安全与否，他要去检阅一下部队。会议一结束，他就像放了学的孩子一样，恨不得马上出去游玩。第二天，他乘着敞篷吉普车奔驰在起伏的沿海公路上。两边田野里停放着巴顿的第二装甲兵团的大炮、坦克和车辆，一些表情木然的阿拉伯人在那里放牧驴子和骆驼。在长长的公路两旁，美国士兵们列队肃立，但不知道在等候什么。
吉普车在两行队伍中间徐徐驶过，士兵们脸上的表情先是万分惊讶，而后转为喜出望外。整齐严肃的队形顿时化成狂热欢呼的人群。富兰克林为这种发自内心的敬意深深感动。当吉普车载着他在灿烂的阳光下在雷鸣般的欢呼声中通过时，他心潮澎湃，激情满怀。
最后两天，总统是和温斯顿·丘吉尔在马拉喀什度过的，这是摩洛哥的南方首府和苏丹的官邸所在地。他们在一位年轻的美国外交官肯尼斯·彭达尔的豪华别墅下榻。马拉喀什是一个古老的摩尔式城市，总统从未见过这样未受西方影响的地方。狭窄的街道上，蠕动着衣着绚丽、皮肤黝黑的人流——其中有阿拉伯人，摩尔人，从西苏丹当作奴隶运进来的黑人，还有少数柏柏尔人，他们具有山区人民那种雄鹰般的剽悍性格。总统坐在车内朝熙熙攘攘的市场望去，商贩蹲在货摊前，叫卖着银丝饰品、土产的陶器、手工制的铜器、地毯和优质皮革制品。他嘴里好像尝得出东方的那种浓重的酸甜滋味。这一片生机勃勃、五彩缤纷的景象使他目不暇接，感到十分愉快。由于长期生活于现代战争死气沉沉的保护色中，富兰克林好似看惯了黑白电影之后开始欣赏彩色影片，感到不胜新奇。
在苏丹举行的国宴上，色彩之鲜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那种富丽堂皇的场面在西方世界里早已绝迹。
富兰克林把这次马拉喀什之行看做是他多年来最大的乐事。后来他还时常说起渴望返回“神话般的马拉喀什城”，有朝一日还要去看看大阿特拉斯山区的柏柏尔人。
这是他和温斯顿·丘吉尔第一次从容不迫地在一起度过的一段宁静的时光。会议已经开完，当前的一切问题都已得到解决，他们可以促膝谈心，加深彼此间的了解和友谊了。他们不是兴高采烈地相互取笑逗乐，就是推心置腹地倾吐各自的崇高理想。罗斯福喜欢听丘吉尔青年时代的冒险故事：布尔战争以及被俘后的脱逃，在古巴当战地记者，手持长矛，在军号声中率领士兵们发起真正的骑兵部队的最后冲锋。
在他们进行严肃的讨论时，总统怀着敬意聆听丘吉尔用伊丽莎白时代的华丽语言有力地表达出来的真正英国之声，尽管他强烈地不同意首相的帝国主义哲学。
至于丘吉尔，他时而赞赏他伙伴的老谋深算，时而惊叹他的远见卓识和致力于人类进步事业的激情。
丘吉尔毫不隐讳他首先是为英国着想，然后才顾及他人。但总统所关心的主要是整个世界的幸福，因为他深信只有全世界人民的自由和安全得到实现，才能保证美国生活方式能继续存在下去。
总统启程时，丘吉尔和彭达尔乘车到机场送行。首相陪同总统走到舷梯旁，站在伸展的机翼下握别，然后转身疾步向汽车走去。他坐在车内，注视着总统缓步走上舷梯，消失在长筒形的机舱之中。
返航途中，总统来到英属西非州巴瑟斯特新基地，打算从这里飞往巴西的纳塔尔。可是利比里亚黑人共和国就在700英里外的南方，这个大胆成功的19世纪黑人自治实验，对醉心于社会进步的罗斯福来说，实在是一种挑逗，他想亲自前去一看。他下了命令，c一54大型专机便沿着非洲的凸肚子南飞。那天，他乘车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参观了当地的工业，察看了教育设施，并且对地方政治、工业、农业、教育和司法机关提出了一连串问题。当天下午他又回到巴瑟斯特，翌日凌晨飞往巴西。
在纳塔尔，罗斯福和巴西总统瓦加斯会谈了整个下午和晚上。在战争期间，睦邻政策已经带来了卓著的成果，几乎所有的拉丁美洲国家都一致支持美国。巴西在为战争出力方面做出了特别宝贵的贡献。这次会晤，目的就在于进一步加强同盟的纽带。
总统专机从纳塔尔迅速回国，没有时间再到其他地方去逗留了。
一回到华盛顿，总统马上又埋头苦干起来，工作永远没完没了。无论在白天还是在大多数晚上，他无时无刻不处在各种事务日益加剧的重压之下。哪怕各部、各委员会的头头们做起事来如何敏捷能干，总还有一些事情需要总统亲自料理，而且也只有他才能做出决定。光是细枝末节的整改就多得不可胜计。
战争打得很好。在斯大林格勒，纳粹军队被打得焦头烂额，踉跄后撤，血淋淋的足迹染红了俄罗斯的雪野。在非洲，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已经完成了对最后几股轴心国军队的包围。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也正在把两支进攻的箭头一步步地向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逼进。
胜利使总统精神振奋，可是减轻不了他体力上的重负。事实上，随着战事渐趋高潮，他的工作量愈发加重了。他手下的官员并不总是那样得力——远远不是这回事。不过，整个工作还不错：生产数量大得难以想象的军需物资、舰船、飞机和枪炮、食物；训练和武装1100万士兵和补充兵员；满足《租借法案》的庞大要求；分配人力、运输工具和消费品；还有其他千头万绪的有关事宜。
但是有时候难免会发生故障和纷乱；不是这个部就是那个部，情况会变得——用新词儿来说——“一团糟”。人们在高度紧张中工作，变得异乎寻常地爱发脾气，闹别扭的事多次发生。例如伊克斯和诺克斯两人，为了阿拉斯加石油问题闹翻了脸，在内阁会议上互相不理不睬。复兴金融公司和乔西·琼斯竟有着一打冤家对头。在国务院里，甚至连科德尔·赫尔和萨姆纳·韦尔斯这一对美国政治的擎天柱，也为了对俄政策吵得不可开交。惟独总统不能够这样感情用事、喜怒无常——他必须保持镇定，完全凭借他个人的品德力量来把整个复杂的班子团结在一起。
除此之外，罗斯福虽然把他的整个身心和精力投到战争中去，但他并没有放弃对社会进步的热情关注。他不得不牺牲“新政”的部分成果；不得不把从工业家手里夺来的权利归还一点给他们，使他们能以最高的效率进行生产；不得不暂时停止进一步提高劳工的福利。可是他坚决不让他为之奋斗终生的基本社会目标遭受损害。为了在胜利之后不会出现工业上的混乱，他已经在筹划把战时生产最终向和平生产过渡了。
为了处理堆积如山的行政事务，罗斯福现在又物色到两名得力助手。萨姆-罗森曼辞去了他珍爱的法官职务，用他敏锐的头脑和卓越的组织才能来为罗斯福效劳。当海军上将莱希摆脱了出色的然而也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从维希回来后，罗斯福让他担任了总统的参谋长。这是一个新职务，莱希的职责是在全球战略的复杂问题上充当总统的顾问，以及使白宫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保持密切的联系。
总统每天都处于极度紧张之中，担负着十分繁重的工作，可是他的健康和无与伦比的愉快心情却看不出受到什么影响，这对于那位无微不至地爱护自己敬爱的病人的麦金太尔海军上将来说，简直是一个奇迹。来访者发现罗斯福跟往常一样欢乐与令人倾倒。每周两次的记者招待会由于罗斯福妙趣横生的谈话开得生动活泼。美国的神经中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生气勃勃，富有活力。
1943年初，第一夫人埃莉诺前往南太平洋视察澳大利亚、新西兰和17个小岛屿，往返飞行2．3万英里，随身携带的不过是一部打字机，她在进行专栏写作《我的一天》。
在瓜达卡纳尔，她受到海军上将哈尔西的接待。虽然她一路都在表示正值战争进行中，千千万万的战士为了美国和世界的人民过上美好生活而流血、献身，她不能心安理得地接受任何优待和奉承，但她每到一处，还是受到隆重的接待。
在瓜岛，她参观了战士的住所、食堂，向战士们打招呼；在教堂墓地旁，向军人坟墓默哀，祈求和平之日早些到来。
在战地，她遇到了自己的故友、年轻的气象兵拉什中尉。他们是在白宫举行的招待青年领袖的就餐会上认识的，很快，他成了第一夫人的知己。“我全部的信任都将伴随着你。”埃莉诺温情地说。
59岁的第一夫人见到拉什时的惊喜与随后过于热烈的拥抱，让在场的人目瞪口呆。
几天后，拉什成了她的司机。
随着战争的继续进行，白宫成了一个缺乏欢乐的地方，罗斯福也成了一个越来越孤单的人。埃莉诺绝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到处发表演讲或者外出视察。他的四个儿子在海外，哈里·霍普金斯又结了婚，搬到乔治城的一所房子里，马文·麦金太尔1943年去世，翌年利汉德小姐也去世了。“看看谁在家里，请他们进来。”罗斯福总是一边在书房里为参加晚上的鸡尾酒会进行准备，一边对招待员说。有些晚上，招待员告诉他：“对不起，总统先生，没有一个人在家。”他总是独自吃着用托盘端来的晚餐，然后很早就睡觉。由于这么多的老朋友都不在了，总统几乎不顾一切地设法扩大他的圈子。他总是喜欢周围有女性，因为他可以向她们开开玩笑，她们也不会给他造成严重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