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内政大臣，丘吉尔相信自己对国内局势的安定和国家的安全都负有重要责任，因此他在处理好内政事务外，还关注着英国国内和国际上各种事态的发展。
在国内事务上，他关注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打破同上院在宪法问题上出现的僵局。1910年大选后，自由党内阁在处理与上院对峙问题上仍无任何明确的计划，英王也未提出任何有效的解决两院矛盾的办法。为了打破僵局，丘吉尔开始向首相阿斯奎斯建言，力促对上院实行改革。内阁经过激烈辩论，决定采取限制上院否决权这一策略。即请求英国国王作出保证，必要时增封足够数量的支持自由党的新贵族，以使上院不能行使否决权。这项政策得到了自由党人和爱尔兰人的广泛支持，对上院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财政预算再次转到上院时，上院不得已表示了接受。
1910年5月，英王爱德华七世突然去世，他的儿子乔治五世成为了英国的新君主。鉴于乔治五世在政治上毫无经验，自由党与保守党都同意举行一次宪政会议，看看能否在不涉及王权的情况下，就两党之间存在的难题达成一项妥协性的解决办法。
丘吉尔和劳合·乔治是两党和解的热心倡导者和主要推动者。劳合·乔治起草了一份备忘录，以指导两党联合的基础性工作。丘吉尔则拟订了一套关于联合条件方面的草案，草案内容翔实，考虑周密，并尽可能均衡地照顾到了两党的利益。首相阿斯奎斯对丘吉尔拟定的草案感到十分满意。
丘吉尔还主动同保守党领袖人物巴尔费进行了接触，巴尔费的态度是开明的，为了顾全大局他表示愿意接受和解。但这项一直进行得很顺利的和解工作，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大多数保守党人不主张联合。巴尔费只不过是代表了一小部分人的意见，他意识到如果强行和解只会造成保守党的分裂，因此，巴尔费最终只得拒绝与自由党联合。丘吉尔与劳合·乔治竭尽全力为之努力的两党合作就此夭折。但是，他们这次尝试具有不可低估的重大意义，这次和解虽未成功，但却为以后两党联合奠定了基础。
1910年底，宪政会议失败后，首相阿斯奎斯无可奈何地再次解散了议会。接着，为了对上院进行改革，又进行了新一轮的选举，竞选运动和投票均在1910年圣诞节前进行。丘吉尔又有了用武之地，此时他已经是自由党最出色的演说家之一，他开始深入全国各地发表演说，既为自己的竞选造势，也给自由党增光添彩。
竞选活动中，丘吉尔的演说成了对保守党最具杀伤力的武器。他的演讲具有一种寓文采于情感之中，寓嘲讽于诙谐之内的刚柔相济的风格，无论是支持他或反对他的选民，都会被他精彩的演讲所感染。他在谢菲尔德所发表的攻击保守党关税改革失败的演说就颇具代表性：“一个大党的路线竟然表现得如此可笑，可怜！总退却的命令发出后，狂热地请求宽恕与怜悯的喊声是那样惊天动地；在保守党俱乐部，在许多贵族院府和很多公共建筑上都竖起了白旗。五颜六色的旗帜、帐篷、行李和弹药，所有这些都散落在溃败的路上。……在英国还未见过这种景象。我们在这条溃败之路的前头看见了什么呢？看到了领袖巴尔费先生的白帽子，就像‘查理大婶’头上戴的一模一样，在奔跑中摆动着。”
丘吉尔毫无意外地在丹迪市的选举中胜出。让人感兴趣的是，丘吉尔的妻子克莱门蒂娜在竞选活动中一直陪在丈夫身边，她还在她的家乡丹迪市选区发表了一篇支持丈夫的演说。夫唱妇随的小插曲，也为丘吉尔的竞选活动增色不少。
1910年12月大选的结果几乎与上次大选的结果完全一样：从整体情况看，保守党人丢了一个席位，自由党丢了三个，这些席位则为工党和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所得。自由党仍然是执政党，从某种意义上这可以看做是选民们对现任内阁的肯定和支持。因此自由党内阁终于在下院通过了一项把上院的否决权降格为推迟权的议案。
两院之争刚刚落幕，1911年英国政府又要面对一场严重的国际危机。这场危机是由于德国为维护其在摩洛哥的权益，派遣军舰驶抵阿加迪尔触发的。1911年7月，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乘坐“豹子号”军舰驶抵摩洛哥港口阿加迪尔，表明了德国不甘于法国和英国在欧洲扩张，企图在摩洛哥分占一片势力。威廉二世还狂妄地自称为“大西洋的海军统帅”，炫耀德国军队所向无敌，可以随时出击任何对手。他公然对法国和俄国表示蔑视，只是对英国还略有尊重，那是因为他自己有一半英国血统。威廉二世的母亲原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女维多利亚公主。
阿加迪尔危机出现后，丘吉尔和劳合·乔治立刻作出了慢烈的反应。内阁大臣劳合·乔治警告德国说：“如果德国人迫使英国作战，英国定将战斗下去。”同时，丘吉尔也对德国驻英大使麦德尔·尼赫伯爵说：“德国不应企图同英国在海上开战。如有必要，德国建成一艘军舰，我们将建造两艘……激进派与保守派无论怎样相互指责，但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
这两位内阁大臣的态度让人有些吃惊，两人此前一直反对增加军费预算，因此被认为是热心于避免同外国列强发生冲突的两位大臣。但是他们却在受到德国挑衅后，迅速得出英德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成为未雨绸缪的积极备战派。作为内政大臣，丘吉尔把对付英德战争作为头等大事，他写道：“七年之内，我不会考虑其他任何事情。”为此他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与陆军部联系，要求他们保护海军大炮所用的无烟线状火药的储备。这类火药都保存在伦敦地区的火药库里。他说服陆军部立即派出士兵对军火库进行警卫。他频频地走访外交部和陆军部，花费很多时间了解英国同欧洲各国关系和英国战备情况，查阅国防委员会会议纪录，向将军们询问军事形势，他的注意力完全超出了内政部的职责范围。根据他的了解，他认为海军部并无应付战争的计划，同时也无应付危机的准备。丘吉尔在给阿斯奎斯首相报告中说，海军部“眼下好像人人都在休假。”
1911年8月13日丘吉尔根据自己搜集到的材料，写出了一份详尽的《本大陆军事行动问题》备忘录，并把它上报首相阿斯奎斯。他抛弃了以前关于英国主要应依靠海军作战的设想，预测未来战争主要战役将在法德两国领土上进行，英国应向法国派遣13个师的远征军援助法国，加上辅助部队共计30万人。他还提出德国人将会在第20天跨过缪士河，而战争形势将在第40天左右发生转折。
丘吉尔这份备忘录写得很成功，受到内阁和帝国国防委员会的称赞。英国内阁和国防委员会批准了丘吉尔的报告，按他提出的建议全面备战。更让人惊讶的是，丘吉尔所作的一些预测，在三年以后爆发的大战中都应验了。
这份备忘录充分显示了丘吉尔丰富的想象力和天才的军事思想，它使得首相阿斯奎斯对丘吉尔刮目相看。当欧洲局势越来越紧张后，首相把海军大臣这一重要职位交给了丘吉尔。
海军大臣
由于看到了爆发战争的危险，首相阿斯奎斯决定更换海军大臣，加强海军部。鉴于丘吉尔在担任内阁大臣时展现出的坚决果断，在研究军事问题方面显露的聪明才智，阿斯奎斯和其他主要阁员都相信丘吉尔会是海军大臣最合适的人选。
1911年9月间，阿斯奎斯首相到苏格兰度假，他邀请丘吉尔与他一同去打高尔夫。在那里阿斯奎斯提出让丘吉尔担任海军大臣，几年前丘吉尔曾拒绝过这个提议，不过现在时间和条件都发生了变化，对丘吉尔来说这是一个让他求之不得的建议。战争的脚步越来越近，这时的海军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可以让丘吉尔在军事方面大有作为，同时又可以调离那个让丘吉尔不得不时常同工人发生冲突的内政部，于是丘吉尔立即答应下来。
本来丘吉尔要担任这个职务是有些障碍的，因为陆军大臣霍尔丹也想要担任海军大臣，而且霍尔丹无论是在年龄还是经验方面，出任这个职务的条件都比丘吉尔要强一些。但是就在几个月前，霍尔丹接受了贵族爵位的册封，这成为了阻碍他转任海军部职务的一个理由。正如阿斯奎斯几天后给克鲁勋爵的信中写道：“大臣应该身处下院，海军部也不应照搬陆军部的一套。总的说来，我满意地看到，丘吉尔是合适的人选，况且他本人也愿意去。”
海军大臣在英国政府的官阶排列次序上没有内政大臣高，但对丘吉尔来说到海军部可以一展军事才能，是一件让他非常高兴的事。1911年10月25日，新任海军大臣丘吉尔到职，他立即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改革海军，海军部的风气很快为之一变。
丘吉尔到了海军部后，埃迪·马什作为其私人秘书再次跟随着他，担负同以前一样的职责。结果，马什上任一个月后，就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哀叹：温斯顿每天至少工作八小时……，甚至连星期天也不能由我自己支配，在最近这四天中，我有三天时间是在“魔女号”上度过的。我们已经规定了新的戒律，“第七天是海军大臣的安息日，而在这一天我等却要做各种各样的工作”。
马什给朋友的信没有任何夸张，丘吉尔确实是以丁作狂的面目出现在海军部的。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海军快艇“魔女号”上度过，他视察了所有的海军基地，走访了几乎所有的军舰和造船厂。他还竭尽全力在海军部机关制造一种德军进攻迫在眉睫的临战气氛，他相信这样做对提高海军部的工作效率有帮助。丘吉尔建立了参谋人员日夜值班制度，以便一有情况就发出紧急警报，这让那些闲散惯了的参谋人员叫苦不迭。他还把北海大地图挂在自己办公室写字台后面墙上，用小纸旗在地图上逐目标出德国舰队部署和活动，就像在战时那样。
丘吉尔到任后几个星期内就对海军部进行了大胆的人事变动。丘吉尔请资深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爵士担任自己的非正式顾问；海军上将阿瑟·威尔逊爵士作为一名海军人员有着极高的声望，但丘吉尔认为他“太多地留恋过时的海军技术，而不能充分地接受新思想”，因此丘吉尔任命海军上将弗朗西斯·布里奇曼爵士为第一海务大臣，取代了年龄几乎比自己大一倍的阿瑟·威尔逊爵士；任命巴滕贝格的路易斯亲王为第二海务大臣，后来又令其取代布里奇曼爵士成为第一海务大臣；又任命海军中最年轻的将官、40岁的海军少将戴维·贝蒂为自己的私人海军事务秘书。
丘吉尔同海军部高级军官的关系并不融洽，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丘吉尔改变了海军部传统的工作方式，引起一些将领的不满。海军部的行政事务，按惯例是由四位海务大臣协同海军大臣共同处理的，海务大臣们握有较大的实际行政权力。但丘吉尔上任后却拒绝了这种共同决策的工作方式，直接向他们发出强制性指令，要求他们服从海军大臣的权威。
另外一些高级军官对丘吉尔在视察中的举动感到很反感。他们觉得新任海军大臣态度傲慢、脾气急躁、秉性顽固、情绪激动。更糟糕的是他竟然允许低级军官和士兵发表意见，甚至批评长官。被下级批评的指挥官觉得自己的自尊受到了损伤，他们常常就此向更高当局提出申诉。一次，诺尔基地司令理查德·普尔爵士就这样干了。丘吉尔也立刻作出了反应，他提出要解除这位海军上将的指挥权，只是由于第二、第三、第四海务大臣联名提出辞呈相要挟，才阻止了丘吉尔这样做。
尽管高级军官对丘吉尔印象不佳，但下层军官和士兵却普遍对丘吉尔抱有好感。这是因为丘吉尔促成了提高士兵薪饷的工作。英国海军自19世纪中期以来，士兵的薪饷几乎从未动过。现在丘吉尔却提高了他们的薪饷，除此之外丘吉尔还打破传统，给下层官兵提供了一条升迁的渠道。他规定，凡优秀的士兵，可以被委任为军官。在丘吉尔任职一年后，作为海军下级军官与士兵喉舌的《舰队》月刊编辑撰文说：“在海军历史上，对处理下级军官与士兵的各种待遇，还没有一位海军大臣能比温斯顿·丘吉尔具有更为实际的同情心。”
年轻的海军大臣还非常热衷于海军的技术革新。在他任职期间作出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是批准战舰用石油作为燃料，因为用石油无疑比用煤作军舰燃料更有效率。丘吉尔也力主迅速实行技术改造。在他任职期间，海军部冒着风险装配了15英寸大炮，作为最新型军舰的主力火炮，替代那种虽经考验但口径却小得多的135英寸的火炮。除此之外，丘吉尔还尽一切可能鼓励皇家海军航空兵部队使用飞机和水上飞机，并在一定限度内使用飞艇进行试验。
但是丘吉尔的这些技术革新也使得海军的费用大幅度增加，1914年的军费预算成了问题。丘吉尔不得不一反以往在内阁中竭力主张限制军费的态度，转而大声呼吁为海军建设增拨经费。劳合·乔治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丘吉尔最亲密的同事和朋友，但这一次他也觉得丘吉尔提出的军事预算太过于庞大了。1914年1月，劳合·乔治、丘吉尔以及阿斯奎斯首相三人进行了磋商，相互作出妥协。最后，丘吉尔几乎得到了他在1914年度所要求的一切，但他也不得不同意，编制1915——1916年度预算时要厉行节约。建造巡洋舰和鱼雷艇的计划被削减了，但丘吉尔想要建造战列舰的计划却取得了一致赞同。
丘吉尔的工作使得海军的实力与效率迅速提高，丘吉尔在1915年离开海军部时，曾经与丘吉尔有嫌隙的陆军大臣基奇纳对丘吉尔说，“您永远可以引以自豪的是，你已使我们的舰队作好了（迎接战争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