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凯瑟琳早有准备，她想马歇尔肯定会要追查这件事，因而将推荐信留下了一份底稿，她一边哭，一边把压在写字台玻璃板下的底稿拿给马歇尔看：
“致美国海军有关人士”
“持此信者善捕狗。”
落款是乔治·C·马歇尔夫人。
马歇尔看后，仰头大笑。
作为陆军参谋长，对于庞大而又复杂的人事安排，马歇尔有着决定权。几百万的军队，需要各级的指挥官员。当美国卷入战争的时候，马歇尔最感到困难和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把真正有才能的年轻指挥官挑选出来，安排到合适的岗位。遵循着选贤任能、不拘一格的原则，他培养、选拔了一大批合格人才，其中包括艾森豪威尔、布莱德雷、巴顿、柯林斯、克拉克等，他们基本上都能胜任指挥作战的本职岗位，这是马歇尔作为陆军参谋长最重大的功绩。
在选择人才的问题上，马歇尔最瞧不起那种为了个人名利而钻营的人。1942年的一天，他和艾森豪威尔在五角大楼谈起军官晋升的问题。马歇尔说，有一位参谋人员被安排了一份很好的工作，但仍不满足，闹着要求晋升。马歇尔气得脸色发青，并且告诉那位军官：“在这场战争中得到提升的是指挥人员和能挑重担的人，参谋人员是不会得到提升的。”马歇尔似乎在有意考验一下艾森豪威尔。他说，有好几个战地指挥官要艾森豪威尔去当师长或军长，但艾森豪威尔是一个参谋人员，他告诉艾森豪威尔：“你是一个准将，而且你还将是一个准将，没有什么可说的。”这实际上是向艾森豪威尔暗示，不要在他面前提晋升的问题。艾森豪威尔回答，他自己对晋升毫不在乎，只是努力尽自己的职责。艾森豪威尔的回答，使马歇尔非常满意。在10天之内，他就亲自向参议院写信，要求将艾森豪威尔提升为少将，接着，又派遣他去欧洲指挥盟军作战。这充分反映了他对艾森豪威尔的信任。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马歇尔所选用的人才，大都在20世纪20、30年代同他共过事，他对他们都比较了解。对于与他没有共过事但是大家认为确实有才华的人才，他也一样重用，决不另眼相看。所以，没有人批评马歇尔用人不当或是任人惟亲。有一位年轻的职位不高的军官，马歇尔一点也不熟悉，但有不少前线高级将领指名道姓要这名军官，凭着这一点，马歇尔觉得这位年轻人一定表现不错。于是，马上晋升他，让他单独带一个师作战。
对于那些不称职的军人，马歇尔不会让他们得到晋升，晋升了的，也会毫不犹豫地予以降职，即使是很好的朋友也是如此。
巴顿将军向史汀生部长推荐了一个名叫史密斯的军官到装甲部队去任职。史汀生与马歇尔进行商量，马歇尔坚决不同意。他告诉史汀生，史密斯是他的朋友，在上年的军事演习时，因表现不错，得到提升。但提升以后，不思上进，干得不好，证明此人能力存在问题。
有一位高级将领，是马歇尔很要好的朋友，马歇尔还是这位将领儿子的教父。在他儿子出生时，马歇尔整夜没睡，在医院的走廊上走来走去。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位朋友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判断错误，马歇尔照章办事，将其少将的军衔降为上校。
在选用人才方面，马歇尔最不能容忍那些讨价还价、畏首畏尾的人。1942年，美国要选派一名够级别和资格的军官来中国。首先考虑的对象并不是史迪威，而是休·德鲁姆中将，但德鲁姆有些犹豫不决，好像到中国来担任职务是大材小用，委屈了自己。接着，德鲁姆又向史汀生写了一封信，表示他愿意服从安排。史汀生把信交给马歇尔。马歇尔觉得，这正是德鲁姆不能胜任工作的证据，它表明德鲁姆试图保护自己，以免因抗拒命令而党到批评。
马歇尔也讨厌那些唯唯诺诺，没有主见的人。他要求各级军官和他的部下敢说敢干，承担责任，精益求精。他把工作的相当一部分交给助手们去干，助手能够干好和处理的问题不要推卸给他。艾森豪威尔回忆说：“马歇尔对推卸责任者很反感，特别是把责任推卸给他。他坚决主张，他的主要助手应该在他们的职责范围内，按照自己得出的结论去思考和行动。”
参谋人员，脱离军队，远在后方，如不调查研究和深入实际，就很容易犯主观主义和闭门造车的错误。马歇尔很重视这一点。他强调各级参谋人员要亲临前线，考察地形，与指挥官密切配合。而他自己，身在华盛顿，不能抽身经常到前线巡视，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他派出许多巡回军事特使，不断在各地战场调查，发现问题，能够就地解决的即就地解决，不能就地解决的，上报研究以后解决。
一件小事，证明了这种实地调查和考察的意义。马歇尔每到一个营地，都不要当地司令官陪同，只带着他的司机出发，一路倾听各种怨言。正是这种作风，才使他真正了解到了东南亚某地航空站士气低落的真正原因。航空站的站长向马歇尔报告，飞行员们表现得烦躁不安，原因是经常要同日军进行空战，回来时精神疲惫，他们应该得到轮换和休整。但马歇尔根据自己的亲自调查和走访得出了与航空站站长稍有不同的结论。马歇尔发现，航空站里士气低落的主要问题，不在于飞行员，而是飞机修理人员。因为当地气候闷热，潮湿，蚊子成群，士兵大都得了疟疾，全靠使用药物来维持，结果晕晕乎乎，身体虚弱，以致机修人员在维修飞机时都不清楚自己是在干什么。维修的工作都在晚上进行，灯光昏暗，许多飞机根本没有修理，或是没有修理好。
飞行员怕的不是日本人的飞机，而是他们自己的飞机。
马歇尔回到华盛顿，立即下令给航空站紧急运去了掩蔽和修理间降温用的新风扇，建立了维修士兵轮休制度，而飞行员没有得到轮休的机会。维修的条件改善了，维修过的飞机靠得住了，飞行员在空战中发挥正常。马歇尔诙谐地说：那些飞行员“真正需要的是姑娘，而这正是我们没有多大办法做到的。不管怎样，一旦他们知道维修人员已经恢复正常工作，飞行靠得住，他们也就好多了。”
马歇尔选择军官要求严格，希望他们尽心尽责，否则予以严厉处罚，毫不留情，这是他严肃认真的一面。除了这严肃的一面之外，还有他富于人情味的一面。他每次到前线巡视回华盛顿以后，总要亲自写信或打电话告诉他见到过的军官的母亲、妻子和至亲，这是一件十分讨好和得人心的事。在马歇尔所收到的信函中，许多是前线军官妻子、儿女和父母亲的感谢信。前线军官从亲属那里得到反馈的信息，知道马歇尔这般关心他们，有人情味，情绪更为稳定，工作尽职，这大概是马歇尔虽然苛刻要求但军官们仍对他敬重和忠诚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陆军部长史汀生在他1943年12月31日的日记中评论了马歇尔的这一点：“马歇尔独具的领导特色是，无论驻扎在什么地方的美国军官，甚至那些在前线赢得了盛誉的军官，都像忠于自己的领袖一样忠于他，仿佛他们在五角大楼里一样。”
劳顿·柯林斯将军也评论说：“马歇尔将军品德高尚，他是个爱交际的人，他参加社会活动，关怀部下。他的行为举止使人们对他极端忠诚。”
不仅是指挥官，对普通士兵他也非常关心。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过菲律宾战斗的老兵写道：“我只见过马歇尔将军一次。那是我在日本俘虏营里度过了漫长的监禁生活回到了美国之后，他派他的私人座机到旧金山来，把我送到那些令人激动的地方与我分散在各处的直系亲属团聚。这件事过后，我到五角大楼向将军报到，感谢他的照顾。马歇尔将军搁下一切事情，推迟了很重要的约会，让我不拘束，用了很长时间询问我的情况，充满了人情味。”
一个普通士兵受到陆军参谋长的如此礼遇，当然会铭记于心。
他20年代的一个参谋人员也回忆说，马歇尔“对所有在他手下服务的人都有天生的人情味，不论他们的职位多低，他总是不厌其烦和随时随地去向他们表示他的真诚、尊敬、体贴、关心和友爱。他这样做，并不认为是浪费时间。我有很多他关心我的美好记忆。我只是一个中尉军官，他关心我是不可能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回报的，那纯粹是他本性的一部分。”
作为陆军参谋长，除了处理军队内部事务外，还要经常与总统、国会和新闻界打交道。马歇尔受到这三个方面的普遍尊重和好评。在他与罗斯福总统之间，他始终如一的按上下级关系办事，既尽职尽责，又不刻意逢迎。他从不像海军作战部长那样，去找罗斯福总统闲谈。罗斯福曾经有意托人给马歇尔捎话，希望他在与总统打交道时不要那么拘谨。马歇尔坚定地回答，那完全不符合他的性格。他的谦恭、谨慎、庄重，是他获得成功的重要特征。
在国会面前，马歇尔很注重站到比较客观的立场上说话，不让自己牵扯到美国那纠缠不清的政党政治之中，这是他能取得国会信任的重要原因。议员们都认为，马歇尔为的是整个美国的利益，不代表哪个党派说话，诚实可靠，因而有许多在罗斯福和史汀生看来是非常麻烦的问题，他都能说服国会。
在与新闻记者打交道时，马歇尔也能坦诚相待。不少新闻记者非常厉害，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有时牵涉到军事机密。马歇尔总是尽量多地告诉记者一些情况，从不使用“无可奉告”之类的话。大家感到马歇尔的诚恳态度，理解他的难处，相互配合得很好，没有发生过新闻记者泄密的事件。
综观马歇尔的一生，他的成功和魅力之处在于：始终坚定不移地为美国资产阶级国家利益服务，不参与党派之争；处事谦恭、谨慎、理智，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和欲望，做到适可而止；能以坦诚态度待人处世，恰当地运用权力；知人善任，对部下既严格要求，又关怀体贴。所有这一切，加上他自己的努力和时代提供的机遇，使他登上了美国陆军权力的顶峰，战后又出任国务卿和国防部部长，赢得普遍的尊重和声誉，成为20世纪美国为数不多的几个最有名望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