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11日，历时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随着德国的投降而宣告结束。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浩劫，世界各国都遭到了严重的损失，共消耗战费3500多亿美元，仅军队的伤亡就达2000多万人。美国虽然在人力、物力上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但它是战争的最大受益国，由于加大了生产能力和对外投资的规模，美国在战后成为最大的债权国和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但广大民众是战争的最大受害者，战争的结束给他们带来了希望和幻想，他们纷纷要求政府早日撤回军队，让孩子们与家人团聚，过上和平富足的生活。正如纽约的工人们所唱的：“我们不要大炮，我们只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
但此时此刻的巴顿却显得与众不同。他热爱战争，并且是战争的宠儿，因在战争中表现突出而连续晋级，受到军方的表彰和关注。此时，他如同一颗新星正从军界冉冉升起，但战争却突然结束了，他不仅感到一时难以适应，甚至无法接受这一事实。在巴顿看来，只有战争能给他带来荣誉、地位、刺激和快乐，从而实现人生的价值，他早已把自己与战争融为一体了。而和平生活则是庸俗的，甚至愚蠢的，人们失去了高尚的理想和情操，在忙忙碌碌中平庸度日，而他的生活也失去了动力和激情。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巴顿之所以如此热爱战争，除了家世、本人性格等影响因素外，主要是出于对个人荣誉和地位的追求，把战争看做实现个人理想和价值的手段。他不同于狂热地鼓吹和宣传战争的“战争贩子”，也不同于老罗斯福式的“好战的鹰派”。传记作家拉迪斯拉斯·法拉戈在《巴顿将军》一书中写道：“巴顿热爱战争主要是因为他认为，他所具备的特殊而又有限的才能注定自己要献身给战争……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能力有限的人。他相信，他的一辈子只有去搞一项狭窄的专业才能有出息，这就是他公开承认的选择军人职业的原因。”
此时，巴顿还像战时一样对部队进行严格的纪律和技战术训练。他发布了新的“关于着装和纪律”的训令，要求官兵们着装整洁、纪律严明、大练作战基本功。但由于失去了前进的目标，他的情绪和干劲都下降了不少，然而，他对于军事科学的兴趣却依然不减。他把战时使用的法式坦克和从国内运来的美式坦克集中起来，还设法搞到了几辆英式坦克，一边组织士兵操练，一边做研究和试验。巴顿对坦克的作战性能和技战术等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试验和改进。例如，为坦克增添了通讯装置；进一步完善了步坦协同战术；改进了坦克在行进中射击的技术等。他还制订了集中使用坦克突破敌人防御，向敌纵深发动进攻的战术。这种战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被德军广泛地运用，并收到了奇效。
巴顿很认真地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了总结。他收集了不少有关坦克作战的战例，进行了认真分析研究，试图找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他撰写论文，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有几篇后来经整理，发表在美国权威的军事杂志上。鉴于一战中得到的教训，他还对如何改善坦克部队的维护和物资补给工作做了深入的探讨，并强调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
正当巴顿春风得意的时候，战争风云却给潘兴和尼塔的感情生活投下了阴影。由于长期战争的阻隔，两个人的感情逐渐冷淡了下来。他们是理智的，知道这样下去会对双方造成巨大伤害，于是决定终止来往。巴顿试图弥合他们感情上的裂痕，但为时已晚。两个人终于友好地分手了，并互道珍重。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们从未忘记他们共同度过的那段美好时光。
1919年5月，巴顿率部队在巴黎转乘轮船回国。5月中旬，船队抵达纽约。历史在巴顿面前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归国途中，巴顿的情绪一直是闷闷不乐的，为战争的突然结束而感到苦恼。一回到国内，思念亲人的情绪像烈火一样燃烧着巴顿，他突然感觉到自己似乎已有一个世纪未同家人见面了。他摆脱了记者的纠缠，拒绝了任何邀请，匆匆地赶回家与妻子见面。俗话说，久别胜新婚——一连几天，夫妻俩一直沉醉在幸福欢乐的激情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顿回到美国。之中。几天后，他又与父母团聚了。不久，巴顿的部队被安置在马里兰州的坦克训练营地——米德军营。
他看到整个美国的军队处在一种混乱和瓦解状态中。几个月前，军人还受到人们的崇拜，是抵抗侵略、保卫和平的勇士，而现在却成了嘲弄讥讽的对象，被弃之如敝屣。
当和平主义思潮席卷全球的时候，美国人的表现最为突出。全国各界就美国应保持一支规模多大的军队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国会内，两党争得面红耳赤，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最后，还是保守派的意见占了上风：军队要小而精干，以适应和平建设时期的特点，尽可能地减少负担。随之而来的便是大规模的裁军。战争结束才几天，军人竟成了“负担”，这对于巴顿的个人感情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陆军受到的冲击最大。绝大部分军官恢复了平时的永久军衔。陆军参谋长佩顿·马奇将军由上将降为少将。巴顿由上校降为少校，虽说算是比较幸运的，但他的心理已经失去了平衡。巴顿同事们的军衔全部被降低，几千名正规军军官同时被宣布退役。
巴顿以古代骑士的冷漠态度面对宠辱得失，埋头去做他所热爱的事情。他想方设法收集各种资料，潜心开展坦克的装备和技战术方面的研究工作。他参加了陆军部组织的坦克使用条例的编制工作。应邀为军校编写有关坦克作战的教材。他最热心的工作还是指导部队进行坦克训练。但他发现，虽然没有人去限制他，训练却难以进行下去了，因为他得到的油料越来越少，坦克平均每天只能开动几分钟，坦克手们的大量的时间是花费在修建军营的篱笆上。
后来巴顿又参加了陆军组织的改进坦克装备的研究工作，以提高坦克的质量，性能和战斗力。他认为缺少通信设施是影响发挥坦克威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坦克中没有安装通信设施，坦克手既无法与指挥官、司令部联系，也不能与步兵、飞机联络，甚至相互之间的沟通也很困难。应该说巴顿的目光还是很敏锐的，他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但在解决这一问题时，他遇到了麻烦。在做了大量研究和试验的基础上，巴顿把步兵的通信器械装配到坦克上，并与拉尔夫·萨斯上校合作发明了一种同轴架，安装在坦克的炮塔上，以方便射手瞄准。后来证明，巴顿的这种设想是正确的，但由于一些技术性问题没有解决，这种装备接收信号很困难。
在坦克改良工作中，真正给巴顿巨大帮助的是一位新泽西州的机械师兼赛车驾驶员。此人名叫沃尔特·克里斯蒂，自己办有一个小工厂，一直致力于坦克改良方面的研究和试制工作。站在坦克发展史的角度看，克里斯蒂设计的坦克具有革命性意义，其主要特点是大大提高了坦克的速度和机动性。这种坦克的框架是一台机动车的底盘，大功率的发动机安装在坦克的后部，既可以用履带也可以用车轮行驶，此外还安装有避震系统。巴顿对这种坦克非常感兴趣，不惜慷慨解囊资助他搞研究，并在米德军营为他安排了一次表演。巴顿还说服陆军部的主要长官们前来观看。
表演那天，巴顿夫人特意穿上节日的时装，前来为丈夫助阵，还为将军们准备了美味的午餐。表演用的坦克虽然外观丑陋，活像一口装有履带的棺材，但性能却很好，它是靠自身携带的动力开到米德军营的，行程402千米，平均时速达48千米。这在当时简直是一个奇迹，它表明坦克部队可以长途急行军，直接抵达任何一个战场。巴顿作了简短的现场讲解，指出，这种坦克能够撞倒树木、摧毁房屋、穿越坎坷崎岖的道路，而且操作简便。然后，他请在场的将军们试一试，但没有人响应。于是，他便请妻子试验一下。比在丈夫的搀扶下坐上坦克，驾驶它绕场一周。虽然漂亮的帽子被风吹掉了，时髦的衣服上溅满了泥土，但仍顺利地返回原地。巴顿再次请将军们试一试，但他愤怒地发现，长官们虽然十分欣赏比驾驶坦克的“英姿”，但对于坦克本身却并不感兴趣。这种坦克最后被军械署否决了，理由是“操作不便”。巴顿并没有因此而灰心，继续与克里斯蒂保持联系，并大力资助他搞研究。
有趣的是，精明的俄国人却想方设法搞到了克里斯蒂的技术。这种坦克很快就成为苏联红军装甲部队的主战坦克。
回国后，巴顿有时利用休假去探望父母。他发现父母日益苍老了，不仅头发灰白，走道时也显得步履蹒跚。巴顿颇有些伤感，竟萌生了几分退意，想退伍回家陪伴父母。但父母打消了他这种念头。他们嘱咐他不要挂念家里，专心搞好自己的事业。因为在父母眼中，儿子已经成为巴顿家族尚武精神的传人，是他们“英雄的儿子”。
1919年深秋，巴顿准备率部参加冬训。为了激励部队的训练热情，他多次向官兵们发表演讲，大讲特讲职业军人的职责和理想情操。从中，人们可以感受到他对战争岁月的怀念和对军旅生活的热爱，而且，人们已经依稀看到他后来所形成的那种激情四射的演讲风格。随后，他以冲天的干劲和满腔热情投入了冬训工作，从制定计划、进行技战术训练到指挥军事演习，样样工作都亲自去抓，并力求完美。
但巴顿很快就发现，他的这种热情是多么不合时宜。
此时，美国国内的政治气氛出现了转折，孤立主义的情绪迅速席卷全国，它深刻地影响了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从上层精英到普通民众，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普遍认为，战争是非常时期，人民承载了太多的苦难，如今应该把这一页尽快翻过去，转入正常的发展轨道。他们要求政府不要介入欧洲事务，远离任何战争。他们对于建立什么新的世界秩序兴趣不大，只希望能过上富足和平的生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巴顿迷上了马球。图为1933年马球手装束的巴顿。1920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国防法案》，规定陆军编制是28万人。两年后，又猛减至12．5万人。令巴顿最为伤心的是，该法案使坦克兵失去了存在的根据。法案规定，坦克兵配属于步兵，分散到各个步兵师中，由各师统一指挥，不再作为独立的兵种存在。根据该法，坦克部队的经费也被一笔勾销了。
巴顿曾经四处游说，试图说服军界有影响的朋友们支持保留独立的坦克兵。没有一个人支持他，就连老上司潘兴也表示爱莫能助。
巴顿别无选择，只有离开坦克部队，他绝不能在未来的战争中为别人充当一个配角。他没有进入步兵，而是重新参加了骑兵。他不仅热爱骑兵的作战方式和纵马疆场的那种酣畅淋漓的感觉，而且喜欢骑兵生活中的种种乐趣——打马球、赛马、游猎等等。而且，只有在骑兵部队，巴顿才能找到与祖先的那种神圣的心灵感应——他们都是英勇潇洒的骑士，在不同的时空里扬鞭跃马，纵横驰骋。当然，巴顿也有其他一些考虑，例如，他的熟人和好友大部分在骑兵部队；他认为，美国下一步将会对墨西哥动武，在那片坎坷的荒原上，骑兵的威力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另外，巴顿在米德堡结识的一位新朋友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当时也决定离开坦克部队，他的举动对巴顿也产生了影响。
有人说选择是一件最痛苦的事情——特别是当你在两个美好的事物问作抉择的时候，因为无论你做出了什么选择，都意味着你失去了另一个美好的东西。巴顿此时的心境就是这样，他陷入了矛盾之中。几年来，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热情都倾注到了坦克兵的创建工作之中，并带领这支部队冲锋陷阵，同呼吸共患难，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他在一战中获得的所有荣誉都与这个新的兵种联系在一起。他对坦克的未来充满期望并胸有宏图，确实舍不得离开。临走前，他向官兵们发表了感人肺腑的演讲，由于意识到这是最后的时刻，所以他的感情相当冲动，留恋之情溢于言表。官兵们对他也依依不舍，因为他给他们带来了辉煌和荣誉，并使他们理解了军人的责任和价值，他是他们的榜样和骄傲。巴顿在演说中指出：“坦克部队有我的心血和希望，我坚信它是不会衰亡的。总有一天，我还要与它重聚，我的生命和荣誉全都与它息息相连。”
1920年夏天，他终于挥泪告别了坦克兵，重返骑兵部队。但他对坦克的价值和前途仍坚信不疑，私下里继续与克里斯蒂合作，并一直在陆军坦克委员会兼职，为坦克辩护，关心这个新兵种的发展。他对未来机械化战争的争论一直十分关注。
同年秋，巴顿离开米德堡，回到阔别多年的第二故乡迈尔堡。在此后的七八年里，他数度调任，并到各种军校深造，有的职务与他的专长相距甚远。尽管如此，他仍以充沛的精力和饱满的热情将每一项工作都干得有声有色。在此期间，他虽然经常变动工作岗位，但他的活动半径却始终环绕着一个轴心——迈尔堡。
迈尔堡位于弗吉尼亚州，紧靠华盛顿，但地理位置十分偏僻。这里驻扎着一支十分特殊的部队，长年保持战备状态，纪律森严，军容威武，这似乎很合巴顿的口味。但其任务却并不具有军事性质，只是为国家的重大庆典活动提供服务。营区里到处是茵茵草坪和高高的白杨，环境幽雅，绿树成阴，还有一条清清的溪流从其间穿过，别有一番情致。巴顿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因为它靠近首都，便于与那里的大人物们保持联系，获得各种信息。而且，这里还拥有完善的赛马设施和马球场，一年四季都可以进行马术训练和各种马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