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时十七分，国会大厦火灾。请求立即支援！”拉泰特让身边的随身警察带着这个报告返回派出所。
布柏特在请国防军士兵去向派出所报告后，朝食堂正下方房间里的人影开了一枪，但未击中目标。
此时是九时十三分左右。
位于林登街的消防总署，早于拉泰特报告之前，就接到了另外的人送来的火警报告。时间是在九时十三四分。
消防总署立即命令离国会大厦较近的利尼恩街第六消防队和莫特凯街第七消防队出动。
拉泰特掏出手枪，推上子弹，带上身边的两个警察，疾步来到了国会大厦的北部左边的楼道。隔着通向议会厅的门，看到厅内正在冒着火焰。
议会厅的西门上并没有上锁，拉泰特推开门和两个警察进入了会议厅内。
厅里鸦雀无声，四周一片漆黑，拉泰特用手电筒向四周扫视了一遍，并未见到一个人影。再往前走，只见议长席和议员席周围的帘布正在燃着火。
“厅里一定还有人！”
拉泰特和两个警察急忙跑出议会厅，跳上警车，直奔勃兰登堡凯旋门派出所，给林登警察总署打电话。
林登警察总署接到拉泰特的电话已是九时二十五分。此时，警察总署的消防车早已赶到国会大厦。
拉泰特走后不久。国会大厦的守卫长舒克拉诺维支带着巡查佩歇尔，悄悄地打开了拉泰特走时随手关上的议会厅西门，然后往里窥了一眼。
舒克拉诺维支和佩歇尔来到大厦东南部的“俾斯麦厅”。
“站住！举起手来！”佩歇尔突然发现了目标，举着枪冲了过去。
逃跑的人站住了。
佩歇尔扭住了这个人的右腕，只见此人光着膀子，浑身大汗淋漓。
这时已是九时二十七分。
“为什么要到大厦里放火？”守卫长舒克拉诺维支问被抓获的人。
那人情绪激动地脱口高喊：
“这是信号！这是革命的烽火！”
佩歇尔从被抓获者的身上搜出了传单和护照。
佩歇尔借着手电的光亮，打开了男人的护照。上面贴着一张戴帽子的照片，写有持照者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出生地：
“玛丽努斯·范·德·卢贝。1909年1月13日生。荷兰。莱登。”
由队长普列指挥的第六消防队的四辆消防车正在灭火。
普列打开食堂的一扇门往大厅走去。
普列从大厅走进有威廉皇帝纪念像的大厅时，碰上了第七消防队队长克罗兹。
克罗兹对普列说：“整个会议厅已变成一片火海！”
除第六消防队和第七消防队的八辆消防车外，先后又有另外的十多辆消防车赶来参加扑救会议厅的大火。
拉泰特巡查部长从勃兰登堡凯旋门派出所回来后，从二号便门进入了国会大厦。
拉泰特在搜寻着火的源头。与他走进二号便门左面的洗手间，在那儿，他发现了一条公用毛巾正在燃烧。
拉泰特来到了第一层楼房。在南门旁边的楼梯上，拉泰特发现了作案者的帽子、领带，还有肥皂头。
这时已是九点三十分左右。
当第六消防队队员伏利兹·波尔晓夫和谈利比·尼斯特从餐厅进入配膳室，顺着西门口的楼梯往下走了三步时，一道手电光从下面照上来。“停住！不准往这边来！我们是警察！”波尔晓夫和尼斯特吓得转身往回走。
除议会厅外，其他地方的火，到九点半至九点四十五分，火势达到了最高潮。站在四十里外，也能看清从房顶上升起来的巨大烟柱。快到十一点，整座大厚的火才被扑灭。
大火扑火后，在政治警察部队鲁道夫一狄尔斯的指挥下，刑事警察们立即开始了现场侦查。
刑事警察向守卫的温特问道：“最后离开国会大厦的是谁？”
温特回答：“是共产党的议员托格勒和凯念。”
狄尔斯兴奋地对他的部下说：“纵火就是共产党暴动的开始！”狄尔斯立即给纳粹冲锋队柏林一勃兰登堡地区的负责人哈因里·海尔道夫写了一封信，声称共产党的暴动已迫在眉睫。
海尔道夫在接到狄尔斯的信后，立即向冲锋队员发出了逮捕德国共产党活动家的命令。
海尔道夫在向冲锋队员下命令时说：“共产党要趁混乱之机搞暴动。要马上动员全体冲锋队员，防患于未然！”
一夜之间，共产党的大半活动家被逮捕。
对共产党的抓捕活动，是从国会纵火案发生的当夜开始的，一直延续到四月末。
1933年2月27日夜九时十五分，威廉普鲁士内务大楼。
身兼国会议长和普鲁士内务部长的赫尔曼·戈林正在加班。
突然，戈林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起来。
戈林接过电话，电话中传来了当夜国会议长官邸值班守卫惊慌的报告声：“我是保尔·阿德曼，国会大厦被人放火了！”
“什么！”戈林立即惊叫起来。
戈林放下话筒。向副官W·雅科比发出命令：“把格劳埃尔特叫来！’，
路特维希·格劳埃尔特在五天前刚刚被任命为内务部的警务局长。
格劳埃尔特接到戈林的电话后，马上赶到了内务部办公室。
戈林告诉格劳埃尔特：“听说国会大厦被人放火了！”
“我们现在就到国会大厦去吧！”戈林接着说。
戈林和格劳埃尔特于九时半乘车来到了国会大厦。
戈林一下车，除了对消防队队长瓦尔塔·盖姆作了消防指示，还及时听取了国会事务局长莱因霍尔特·加来汇报国会大厦的有关情况。
“最后离开国会大厦的是谁？”戈林问道。
“共产党的议员恩斯特·托格勒和威廉·凯念两人。”加来回答说。
戈林转过身对格劳埃尔特说：“这最后离开的两个人是重要的嫌疑分子，把这两个人抓起来！”
几分钟后，政治警察部长鲁道夫·狄尔斯向戈林报告：
“犯人已被抓住，是个二十四岁的荷兰工人，好像是共产党员，托格勒和凯念直到晚上十时才离开国会大厦。”
戈林狂叫道：“够了！那不正是起火后的时间吗？”
狄尔斯接着说：
“据下面报告说，犯人在被抓获时，口中高喊着‘这是革命的信号’，‘是为了抗议’。”
戈林：“信号？他说是‘革命的信号’了吗？”
“是的。”
戈林立刻发出命令：“狄尔斯，这是共产党要通过纵火制造混乱，乘机搞武装暴动。刻不容缓，全体警察马上进入戒备状态！”
“明白！”
狄尔斯应命而去。
国会起火时，希特勒正在纳粹宣传部部长戈培尔家里吃晚饭。
希特勒和戈培尔接到国会大厦被烧的报告以后，急忙乘车赶到了国会大厦。
戈林向希特勒汇报说：
“是纵火。犯人已经被逮捕。是荷兰人，共产党员。共产党的议员托格勒和凯念是最后离开国会的，我已下命令派人去抓捕。”
希特勒边点头边对在场的人说：“这是暴动预兆！懂吗？共产党将要发动暴动！”
戈林和戈培尔与希特勒一起从二号门进入了国会大厦。
希特勒窥视着火势已消的议会厅，挥动着双手激动地说：
“该给他们点厉害看看了！谁敢反对我们，就把谁统统干掉！共产党的活动家全部都要枪毙！今天夜里要把共产党的国会议员绞死！同情共产党的要把他们关进监狱里！对社会民主党和国旗团也如法炮制！”
十点半，希特勒召集了政府首脑会议。希特勒在会上的讲话中，断言纵火案是共产党有预谋的行为。
希特勒情绪激昂地说：
“说这是共产党干的勾当，这是天佑！光耀德国历史的伟大的时刻到来了！诸位，你们将马上会看到结果的！”
纳粹党人居然发现了一个神经错乱的共产党人为他们放了火，这种巧合只有天知道。而希特勒在会上的激动无比，好像烧了国会他更兴奋，比当年夺取总理还激动。
在2月27日夜国会大厦纵火案发生后召开的政府首脑会议上。希特勒认为这是给了执政党在新议会中能获取半数以上的议席和能够通过授权法的“天佑”良机。
一旦上述两点获得成功，希特勒就可以完全摆脱总统的节制，成为一个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名副其实的独裁者。
所以，会议一结束，希特勒便迫不及待地上了“奔驰”，在戈培尔的陪同下，直驶纳粹党的机关报《人民观察家》编辑部。
希特勒和戈培尔到达编辑部时，已经快到零点。
《人民观察家》的晨报已经排版完毕，编辑们都已回家休息，编辑部里只有几个工人还围着火炉在闲谈。
戈培尔下车后，便去敲编辑部的门，工人们对敲门之声未予理睬。
当戈培尔好不容易将门敲开时，来开门的工人满肚子不高兴地说：“找谁？明天上班再来！”
“混蛋！”希特勒一声怒吼。
当排字工人看清站在自己面前的竟是希特勒和戈培尔，顿时惊呆了！
希特勒派人叫来值班的副总编辑，对他发出命令：
“国会大厦被共产主义者纵火烧了。《人民观察家》明天的晨报要改版！”
国会纵火案发生后的第二天，纳粹的新闻媒介发表了由戈林起草的一份公报，说：
通过已经侦查得出的结果表明，2月27日二十一时十五分，国会大厦内数处发生火灾系属纵火，这次纵火从其胆量和规模来说是共产党所为。在对冠名为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共产党总部进行查抄后……发现了共产党大量的绝密材料，其中包括有共产党已经策划好的阴谋铁证。
对国会大厦纵火，本来会成为共产党发动血腥叛乱的开始，以这次纵火为导火线，造成内乱局面。
由于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这个肮脏的预谋失败了。纵火犯已当场被捕，他是荷兰共产党员范·德·卢贝……
公报发出后不久，希特勒便在威廉街的总理官邸召开了内阁会议。
希特勒在会上向到会的各位议员介绍了国会纵火案的经过情况，然后接着说：
“我要对共产党采取最坚决而严厉的手段！”
希特勒还宣称，按原计划举行3月5日的国会选举。
希特勒讲话结束后，戈林说明了关于案件的侦察经过，其内容和所发公报完全一样。内阁会议结束后，希特勒直奔总统府官邸，请总统签署内务部制定的“保护人民和国家法”。
这项法令是以“对付共产党暴力活动的自卫措施”的理由颁布的。对此，内务部长戈林曾宣称：
“这个赋于空前广泛侦察权的法令，虽主要以共产党为对象，但间接地也以跟共产党一起活动或支持、帮助共产党犯罪的人为对象。”
这个法令的第一项即废除了魏玛宪法的基本人权规定，为后来希特勒把德国变成警察国家奠定了基础。
希特勒从纵火案件得到的第一个好处，就是按自己的全部意志制定的“保护人民和国家法”得到通过和实施。
3月5日的国会选举如期举行。纳粹党和国家人民党的票数终于超过了半数。
大选之后，纳粹对仍保持独立性的地方政府，直到市镇村，实行了彻底夺权。希特勒政府因此奠定了在全国内实行独裁统治的基础。这是希特勒利用纵火案作文章捞到的第二个好处。
国会纵火案的侦查，由国家秘密警察负责，仍在进一步地进行。
希特勒利用纵火案获得了镇压异党和镇压反对自己的社会的特权，以及掌握了德国全境的地方自治政府。与国家人民党等保守势力相比已占优势后，他决定于3月21日提前召开国会议会。并将授权法提交国会审议。
会议选择在波茨坦的忠烈祠举行。
3月21日是俾斯麦在1871年主持第二帝国第一届国会开幕的日子。忠烈祠有皇室的墓地，是帝国主义者的圣地。
希特勒选择这样的日子和地点是有所用心的，目的是要唤起保守派们对帝政时代的怀念。
会议的开幕纪念仪式在菲德烈大王的墓前举行。身穿旧普鲁士军队元帅服的兴登堡总统、前王太子和旧普鲁士军队的将军们应邀与新议员一起出席了纪念仪式。
这个使梦想复辟帝政的保守主义者们拜倒在希特勒独裁者脚下的日子，后来被人们称为“波茨坦日”。
纪念仪式向整个德国人表明了谁是德国的统治者。在这次国会上，由于纵火案，共产党的议员或遭监禁，或隐蔽起来，或逃往国外，没有一个人出席会议。一部分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也因遭到同样的排挤和打击而未能出席会议。
3月23日，新国会改在柏林的克罗尔歌剧院举行。
整个歌剧院被纳粹冲锋队包围起来，到会的议员受到了无声的压力。
下午二时十五分，希特勒发表了施政演说。
希特勒演说结束，开始了长达三小时的休息。
休息过后，对授权法进行投票。
投票结果：出席会议的五百三十名议员中，赞成的有四百四十票，反对的仅有九十四票。
授权法通过投票得以通过实施后，希特勒所梦寐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他不再是兴登堡总统的傀儡，而是一手独揽大权的霸主。
授权法的实施是希特勒利用纵火案得到的第三个好处。
希特勒紧接着解散了德国的工会组织，废除了政党制度，建立了纳粹一党专政的独裁制度。
由希特勒导演的这场“贼喊捉贼”的国会纵火案，为纳粹党的独裁统治打开了通向胜利的大门。
尽管法庭屈从于希特勒的淫威，但是在后来的审讯中，戈林、戈培尔，包括希特勒本人，都受到了很大的怀疑。只是为时已晚，因为希特勒借此威胁兴登堡总统。不仅残杀了大批德国共产主义分子，还制定了许多保证纳粹党顺利夺权的法律。希特勒开始成为德国法律的象征。
事实上，在后来不久的莱比锡举行审讯时，就确定卢贝这位昔日的荷兰共产党傻瓜根本没有足够的引火物，更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就把如此规模宏大的建筑烧掉，卢贝的四根炭精棒和一盒火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起到如此大的作用。
根据专家提供的证词，几处大火都是由化学物和汽油引起的，而卢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带进去。
那么，谁是卢贝的同谋呢？
3月3日，波茨坦街“巴伐利亚饭馆”的跑堂约汉涅斯·赫尔玛战战兢兢地来到了柏林警察局。
赫尔玛向警官瓦尔塔·霍尔茨豪萨报告说：“范·德·卢贝在纵火案发生以前，常到我们的饭馆里来跟一个俄国人坐在饭馆的角落里嘀咕。”
瓦尔塔·霍尔茨豪萨对赫尔玛所提到“俄国人”的证据感到振奋。因为一提到俄国人，人们自然就会想到共产党。这不就是共产党纵火国会大厦的有利证据吗？
霍尔茨豪萨告诉赫尔玛：“如果再见到那个俄国人到店里来，你就马上来报告！明白吗？”
虽说参与卢贝纵火国会大厦的同伙根据调查及推理有“六七个人”，但现在逮住的只有卢贝和恩斯特·托格勒。其余的一直找不到线索。赫尔玛的报告使霍尔茨豪萨心中充满了希望：“要是能逮住一个俄国同案犯，不是一切调查都可以划上句号了吗？”
3月9日，瑞士作家鲁道夫·赫迪加去波茨坦大街的“巴伐利饭馆”约见两个保加利亚人。其中一个是他的老相识布莱戈伊·波波夫，另一位是他未曾见过的年青人。
为了甩掉纳粹的盯梢，赫迪加自早上走出所居住的库林卓尔大街九十六号公寓之后，连续换乘了几次公共汽车和电车，兜了不少圈子后，于上午十一点钟才到达“巴伐利亚饭馆”。
那两个人已先于赫迪加到达了饭馆。
身材修长的波波夫和赫迪加打过招呼后。便把身边的青年人介绍给他。
赫迪加用保加利亚语向年青人作了自我介绍：
“我是鲁道夫·赫迪加。”
这位自称为“鲁道夫·赫迪加”的人就是正在流亡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袖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鲁道夫·赫迪加”是他使用的化名。
三人的谈话还未进入正题，两个便衣警察就出现在了”巴伐利亚饭馆”的门口，其中一个便是警官瓦尔塔·霍尔茨豪萨。
这显然是饭馆跑堂告的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