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选的最后两星期内，希特勒在50个左右城市作过讲演，所到之处，皆激起狂热。一次，在施特拉尔松，他竟让1万名左右听众在雨中等候了整整6个小时——因包尔在黑暗中找地方强行着陆费了时间。听众之所以能如痴似呆地倾听他的冗长的讲演，原因之一是，经济瘫痪症蔓延到了全国。11岁的埃贡·汉夫施坦格尔曾在慕尼黑郊区一个帐篷内听过他对一大群听众作的讲演。“他掌握了人们的全部感情，群众中掀起阵阵狂热。”听众中既有穷人，也有富翁；既有教授，也有工人。开始时，大家都因为有对方存在而觉得周身难受，但是，过了不久，大家便成了一个整体疯狂地鼓掌，高喊着。埃贡看见一对匹配不当的夫妇——一位教授和一位女佣——离开帐篷。“在狂热的欢呼声中，他们兴奋地、亲热地交谈着。阿道夫·希特勒就有这种力量。”后来，埃贡被父亲带至“褐色大厦”。“好啦，孩子，”汉夫施坦格尔说，“找个地方坐下，不要闹，找点东西看看。”通讯员将一捆打字稿交给戈培尔。“是希特勒的演讲记录稿，刚打出来。元首离开了众人，在办公桌前坐下，戈培尔站在他身后，看着他。他们似乎在一同审稿，以便发表。希特勒一边用铅笔作记号，一边在自言自语：‘这点好………这很有力……这点得删掉……’不到一小时前，他刚作完一次在他的生涯中最富感情的讲演。他在宣讲，在请求，在发怒，在咆哮。现在呢，他就像我见过的任何一个人一样平静，一样通情达理。”
在竞选运动中，反犹主义并未被当成一事件。希特勒仇恨犹太人，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许多人都置此予不顾——只要希特勒将偏见置于合乎理智的水平上即可。大部分德国人均认为，当律师的犹太人太多了。他们也反对犹太人垄断百货商店和娱乐行业。战后，犹太人如洪水般从东方涌来，带来了东方犹太人的衣着和习俗。许多德国犹太人也为此叫苦不迭。其中，有两位著名的犹太银行家业已向新任劳工部长请求停止东方犹太移民，因为这些人的到来势必加剧潜在的反犹主义。犹太人首先将自己看成是德国人，然后才是犹太人。他们与德国经济血肉相连，愿意忍受依然存在的社会偏见。毕竟，即使在开明的英国和美国，犹太人也是被排斥在最好的俱乐部和旅馆的门外的。容忍国家社会主义的也不只限于德国的犹太人。不久前，一群巴勒斯坦极端主义者曾宣布，除希特勒的反犹主义外，纳粹运动是可以接受的，它将救德国于水火。
7月31日，纳粹得票1370．277971张，比两个最大的竞争对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得票的总和还超出50万张。在得票数占总投票数37．3％的胜利的鼓舞下，希特勒向党提出建议，由他去竞选总理。
戈林反对。斯特拉塞尔亦然，原因是，这样一来，他与其他右派政党联合夺取政权的政策便全被破坏了。但希特勒急于掌权，无法说服。于是，他们便立即派人送信前往柏林，将希特勒之要求告知施莱彻尔。这个将军并不太相信，因为他认为，兴登堡是决不会将此荣誉赐给这位前下士的。他抱着让希特勒“回心转意，放弃其计划”的幻想，把他请到梅克伦堡会谈。8月5日，两人在首都附近的弗尔斯登贝格兵营会晤。希特勒不但要求出任总理，而且还要求通过法案，使他有权以颁布条令的形式统治全国——实质上是建立独裁统治。会见很成功，连希特勒也相信兴登堡会回心转意。在兴高采烈之余，他建议在墙上钉一块板，以纪念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
他将其幸福感带回了上萨尔茨堡，但戈培尔却不以为然。他怀疑他们是否能如此轻而易举地取得政权。他一心一意要搞行动，不是搞暖昧的妥协，而他的热情感染了纳粹集团。“全党已准备夺取政权，”他在8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为此，冲锋队已离开各自的单位。”8月10日，当兴登堡离开乡间别墅前往柏林时，首都已处于半包围状态，为了解决这一危机，巴本主动提出辞职，但对希特勒出任总理一事，兴登堡七窍生烟。这位奥地利暴发户自食其言，取消了对施莱彻尔许下的种种诺言；另外，希特勒也无治理政府的经验，连自己党内的头脑发热分子也控制不了。兴登堡总统甚至拒绝邀请希特勒赴会。
次日上午，8月13日，希特勒住进了当作柏林总部的凯撒霍夫旅馆。客厅里的电话几乎终日不断，使这地方更像是战斗指挥所。旅馆的转门从未停转，大厅也开了锅。在主楼里，在为元首的副官和参谋开设的紧急办公室内，打字机嘀嘀嗒嗒响个不停；当地和外国报纸的代表们将希特勒的首席新闻发布官奥托·迪特里希，还有汉夫施坦格尔，围得水泄不通，要求希特勒这位风云人物发表意见。
中午，希特勒会见了施莱彻尔。施莱彻尔告诉他，兴登堡只答应让他担任副总理职务。希特勒大怒，指责施莱彻尔不遵守诺言，并怒冲冲地走了出去。片刻后，他来到巴本总理的办公室，指责政府宽容旧制度。希特勒咄咄逼人的态度令巴本大吃一惊。“总统并不准备让你出任总理，”他说，“原因是，他觉得对你还不够了解。”希特勒是不想吃半块面包的。他说，他将倾全力消灭马克思主义政党，但是，除非他掌握政权，并按自己的办法行事，否则他是无法做到这点的。他接着又说，人们是无法躲避流血的。这是历史教训。在向罗马进军后，意大利国王是否提出让墨索里尼当副总理？
他怒气冲冲地离开总理府后，直奔戈培尔寓所。在这里，他一面怒气冲冲，一面又是无精打采地等候兴登堡召见。下午3时，巴本的国务秘书终于来电话了。希特勒只对一件事感兴趣：兴登堡是否让他当总理？国务秘书只回答说，总统有话对元首讲。会见是在总统府的书房内举行的，简短而正式。兴登堡决心不委派像希特勒那样的人去担任那样一个要职。不过，他愿意让他与巴本合作，“再次满足其爱国主义”之要求。他小心谨慎地说，他欢迎国社党参政。希特勒也同样客气地回答说，这是毫无问题的；作为国内最大的政党的领导人，他坚持要组成新内阁，由他自己出任总理。
“不行！”兴登堡喊道，“无论是在上帝面前或在良心和祖国面前”，他都无法承担“把政府的全部权力交由一党掌管的责任”。希特勒对别无选择表示遗憾。“那，你要当反对派是不是？”“我别无选择。”元首说。
兴登堡动了感情，对纳粹与警方近来发生的摩擦表示抱怨。他说，这些事件加深了他的信念，就是说，在国社党内有人是控制不了的。然而，他却准备接纳希特勒进入联合政府。接着，他便将希特勒斥责了一番——是元帅对下士的斥责。“我必须叫你注意，你当反对派要有武士风度，不要忘记你对祖国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你热爱祖国，这我一点也不怀疑。但是，如果像冲锋队先前那样，再搞恐怖活动或暴力行动，那我就会使用严厉手段的。”
这话讲得虽然严厉，但兴登堡在会见结束时讲的一番话却又将其严厉程度减轻了。他说：“你我都是老军人，也希望共事，因为我们的道路也许会再交叉。所以，我向你伸出一只战友之手。”老元帅的人格使希特勒大惭；但是，书房门一关，他又把火发到巴本头上去了，今日之受辱完全是巴本使然。希特勒警告说，这一切的结果，也许会导致总统的倒台，对尔后发生的事情，他希特勒将不负任何责任。
希特勒回到戈培尔的寓所后，汉夫施坦格尔发现，他“脸色惨白，几乎一声不吭，好一阵子情绪很坏”。之后，很奇怪，他突然打起精神，开始左右权衡是否接受副总理一职。“在某方面来说，与巴本共事是不错的。这我能想像得到。战时他也是个军人，是个相当鲁莽的家伙。”他沉思着说，看来，巴本总理像个真正的同志。“请注意，如果他愿意继续在总理府内与夫人一起虚度年华，把权力真正交给我，那我就不介意。”
大街上，报童在高声呼叫着报纸号外的大标题：《可怕的自负——希特勒自食其言——希特勒遭帝国总统斥责》。报纸说，希特勒要求得到全部权力——这是根据会见后发表的公报写的。公报之发表如此神速，这肯定是早有准备的。此举惹怒了希特勒，也打破了兴登堡抛在他头上的符咒。他觉得，他被军方和政治家“欺骗了”。一位敌对的传记作家同意这一说法。“国社党人已进入了权力的前厅，”鲁道夫·奥尔登写道，“他正在参与政治谈判，却遭到鄙视和欺骗，又被人待之以傲慢，倘若最终不能取胜，他们之愤怒是理所当然的。虽然许多大门朝他们敞开，虽然许多人与他们握手，却没有‘受尊敬的人们’接见他们。这些‘受尊敬的人们’，并不想利用他们，只想蒙骗他们。”
巴本的公报也使施莱彻尔几乎同样目瞪口呆，因为他依然相信，最好的解决办法莫过于让纳粹参政。他连忙传话给元首说，签订协议的机会还是有的。他还要求与元首会晤。希特勒断然拒绝与他的会晤，此举令原来镇定自若的将军大为震惊。当晚，有位朋友发现，施莱彻尔脸色惨白，心神不定，语无伦次。他的话终于被听明白了。他说：“这个决定是对的。不能将权力交给阿道夫·希特勒。”
在全市，冲锋队早已咬牙切齿，但党又长时期按兵不动；现在，他们再也按捺不住了，吵吵嚷嚷，要求立即行动。此时，希特勒已醒悟过来，恢复了平静。他将冲锋队的指挥官召至戈培尔寓所，据理说服他们，现在还不是夺取政权的时候，此时起义，结局定是灾难无疑。他们居然接受了希特勒的见解，希特勒之魅力由此可见一斑。所有部队均休假两周。
当天晚些时候，希特勒南下，回到上萨尔茨堡。施列克摸黑开车，沿着弯弯曲曲的道路前进；希特勒则一言不发。后来，汉夫施坦格尔听见他在自言自语地说：“等着瞧吧，也许这样更好。”“他那昏昏欲睡又听天由命的声音表明，他的一切本色均不翼而飞了”。元首毕竟比其部下精明冷静，不时用诸如“由我们开始的事业只能靠自己去完成”，“我宁愿围困一个堡垒，而不愿当它的俘虏”，“日后我们会说，事情就该这样于”的话去鼓励部下。这也许是因为，其他人只看现在，而他则放眼未来。在兴登堡面前虚张声势取胜的赌博已失败了，但希特勒坚信，命运会让他渡过难关的。
不到几天的功夫，希特勒便从逆境中恢复过来，且恢复得很好。但是，凡是在这危急的时刻在贝希特斯加登见过他的人，对他的看法却又不同。其中一人是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他是巴本的朋友，他的贝希特斯加登之行的目的原是要修补总理和元首之间的关系的。但是，在抵达后不到一小时，他就成了希特勒的信徒。“当时，确没有讨论或谈判的余地，”他回忆说，“他只依实陈述，使在场者人人皆能接受。他不受他人影响，毫不妥协。”前来充当说客的里宾特洛甫，在离开该地时业已坚信，只有希特勒才能将德国从共产主义中拯救出来。他于是便加入了国社党。
数天后，8月17日，数名美国记者会见了希特勒。按原计划，路易斯·洛茨纳、赫·V·卡尔顿波恩和卡尔·冯·维甘德三人是要一起采访元首的，但是，代表赫斯特报纸的维甘德却坚持要单独采访。15分钟后，维甘德怒气冲冲地回到了他下榻的小旅馆——就在瓦申弗尔德大楼附近。“那家伙不可救药，”他对两位同行说，“每次见他我觉得他一次比一次糟糕。从他口中我啥也没有掏到。你提一个问题，他便发表一通演说。这次采访完全是浪费时间。”
正当卡尔顿波恩和洛茨纳走向门廊时，希特勒刚好从前门出来。卡尔顿波恩劈头便提了个令人难堪的问题：“对于犹太人您是持敌对态度的，请问，您是否将德国犹太人和从其他国家迁徙来的犹太人加以区别？”
希特勒的明亮碧眼，似乎看穿了卡尔顿波恩。“我们相信为德国的门罗主义，”他喊道，“你排除了未来之移民——你们不接受的移民。你们调节移民的数量。你们要求移民者非达到某种身体水准不可。”其他国家的犹太人他毫不操心，只关心他国内反对德国的分子。“我们要求得到用我们认为适当的办法去对付他们的权力。”
洛茨纳把话题拉回到眼下的政治形势上。希特勒先生是否真的曾向兴登堡提出过要建立权力相当于墨索里尼政权的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希特勒彻底否认曾有过这种交易，但接着又硬说他有“得到全部权力的权利”。他的谈吐，似乎他已掌权，并谈到了他将在德国建立统治的情形。它必须是某种权力主义的政权。议会制并不是欧洲大陆的产物，也与他们的传统不符。“然而，我们却不能用野蛮的力量予以代替。”政府必须有群众的支持。“你不能在真空中建立专政。力量不是源于人民的政府，一遇外来危机，就会失败。”
在新国会的开幕大会上，国社党的代表们的举止是很得体的。反对派发言时，他们静坐着；在选举议会长官时，他们也充分合作。这种模范行为也得到了报酬——在中央党的支持下，戈林当上了国会总裁。人们在平静而有建设性的活动中度过了几天。德国的政局终于稳定了——多亏了阿道夫·希特勒。然而，不到一星期，他突然又改变方向，很明显，是心血来潮使然。共产党提议向巴本政权投不信任票。希特勒令他的代表们不予反对。
这次会议变成了叫喊比赛。当巴本——他匆忙离场让兴登堡在一份解散议会的文件上签字——回来要求发言时，戈林总裁装作没有看见。巴本大怒，将文件扔在主席台上，戈林对此视而不见，要求投票表决。表决结果是巴本彻底失败—512票对42票。
意外政变之成功，使希特勒得意忘形。他满怀信心着手准备大选。在讲台上，他又表演了惯用的伎俩。目击这场魔术的有一个是他的敌人——奥匈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的儿子。在柏林举行的一次露天大会上，奥托·冯·哈布斯堡与一群一直在咒骂希特勒的共产党人一起，站在人群的边沿。希特勒出台了。他还来不及开口，那些咒骂他的人们便被吸引住了。“在开口前他就将他们抓住了。他有某种磁性天才。”演讲快结束时，年轻的哈布斯堡大为惊讶，因为他周围的共产党人正与其他欣喜若狂的听众一起欢呼。
尽管希特勒有吸引群众的天才，他的竞选运动却进展缓慢。这是因为，党的财力和人力已严重枯竭，几乎到了破产的地步。似乎永远终结的选举也使德国人的情绪一落千丈。戈培尔再也无力掀起先前选举时的那种热情，参加大小会议的人数越来越少。以史本格勒为例，永无止境的选举使他怒不可遏；原来对希特勒半心半意地支持此时已变成了讽刺。那年秋天他写道，德国没有真正的恺撒，而货真价实的元首必须“是个英雄，而不是英勇的男高音”。
正当希特勒试图为竞选运动注入生命时，他本人再次遭受不幸。11月1日，数月来一直作他的情妇的爱娃·勃劳恩，也用手枪自杀，一如吉莉·拉波尔之所为。她疯狂地爱着他，后来，随着政治局势的加剧，他们之间连短信也越来越少了。令她更难受的是，有个不怀好意的争风吃醋者，又将元首在竞选时与漂亮女人一起照的相片拿给她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