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省报业集团成立并没有给江城报业市场带来太大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这更是赶潮流、讲政治的产物。
报业集团其实就是原来的江城日报系，报纸还是原来那几张报纸，资产也还是原来的资产。唯一的变化就是王学芳取代木国柱成为了一把手。
T报、S报还在报业集团之外，同W报、C报和报业集团其他子报竞争着、厮杀着。
但是半年后，随着S报投入到江城省报业集团的怀抱，江城报业市场格局一下子就有了质的变化。
S报加盟报业集团，其实是冲着王学芳去的。
S报和王学芳仿佛有着不解之缘。江城报业的这支劲旅耗费了王学芳太多的心血。它的成长、壮大，让作为主管领导的她收获过巨大的成就感，而它在报道中的重大差错又让她的锦绣前程成为了泡影。对S报，王学芳心里的情感是矛盾的、复杂的，爱之深，恨之切。她感叹过：“成也商报！败也商报！”
S报创刊于1997年1月1日。此时，W报已经有了12年的发展，正步入黄金收获期；C报和G报诞生了两三年，在市场上都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
S报的起始资金是300万元，这笔款还是省新闻出版局作保从银行贷出来的。这是在那个年代，若是现在，要创办一张像S报那样规模的日报，门槛高得吓人，首期投入没有一个亿，是绝无可能的。
报纸开张，租用了高新开发区一层1000多平方米的写字楼，条件极其简陋。一百多名员工，除决策层的四位领导拥有事业编制，其他都属于全员聘用的合同制。工资待遇，领导层每月900元，其他人一律500元。而这个时候，W报普通编辑记者月薪已超过4000元，C报、G报采编人员工资也有2000多元。
好在S报首任总编辑邱致远天生就是一个政治鼓动家，口才极好。他总在找机会向员工描绘S报的美好前景。他说：“到那时，你们都是元老，都是功臣，都会在S报的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邱致远是江城省的老报人，业务精湛，但有过一段不光彩的历史，26岁曾任江城日报社革委会副主任，是造反派的头头。因为这段历史，他后来在江城日报长期得不到重用，53岁时从一版责任编辑的岗位上跳槽出来创办S报。这时，****“三种人”的概念已经慢慢淡薄，而重用他的省新闻出版局局长曾担任过江城日报副总编，知道邱致远的新闻业务能力，这才让这个有过历史污点的老报人有了重生的机会。
年过五旬创办新报纸，邱致远憋足了劲，像积蓄了很久的火山突然爆发。他暗暗发誓：一定要把S报办好，要让江城日报那些小瞧他的人失落、后悔。
他全身心扑在了S报的工作上，白天抓报道选题，晚上签审报纸大样，吃住都在报社，最初两个月居然只回过三次家。
邱致远那时的状态很有点像重庆的大老板尹明善。尹也是53岁下海创业，此前捣腾过盗版书刊，还险些身陷囹圄。但他从出版社辞职后，只争朝夕，苦心经营，缔造了老年人创业取得巨大成功的神话。邱致远当然没有尹明善那么辉煌，但是他的勇气和付出也获得了回报。他创办的S报后来成了江城报业市场生力军。这也算得上江城报史上的一段佳话。
S报招募的一批年轻人，在邱致远等人的带动和鼓励下，拿着只有W报员工十分之一左右的工资，也风风火火、满腔热情地干了起来。一个成功的团队往往是这样的。起初，大家并不过于计较眼前利益，他们总被心中的理想、希望、蓝图激励着，一个劲儿地拼搏、奋斗。但是，如果一段时间过后，大家还看不到希望，那就会变得现实起来，要么埋怨待遇太差，要么跳槽走人。
所有人都在近乎奉献地努力工作，S报的日常运转不成问题。但是，W报、C报、G报已经把市场蛋糕分食得差不多，特别是W报和C报背靠江城日报这棵大树，人脉和政治资源远远胜过新生的S报。
S报记者外出采访常常尴尬。“商报？我们怎么没听说过？”很多记者经常被采访对象这样反问道。
怎样在报业市场立住足？怎样从W报、C报、G报的口中分到一杯羹？怎样让S报的知名度、影响力快速提升？这些都是摆在邱致远面前的难题。他清楚，S报如果不能在半年内见到效果，就算他把未来吹得天花乱坠，也会陷入人心不定、队伍不稳的窘境。
邱致远很着急，总在思考该从哪里找到突破口。
一着急，他就喜欢找人聊天。朋友、领导、部属、家人，只要能接触的，他都会抛出自己的困惑，请他们帮着出主意，想办法。
一天，邱致远和经济新闻部主任江野在办公室讨论采编业务。江野说：“邱总，现在好多人都疯了，居然卖房子往股市里投。这段时间股市太火爆，我们的证券新闻还要增加版面才行。”
老邱脑子里总放不下他的“大问题”。听江野一说，马上联想到能不能借这****牛市让S报闯出一条新路。他想：新闻就是要追热点，而现在最大的热点是股市。W报、C报在这方面还很弱，商报“在商言商”，把证券新闻做大做强，不是正好？！
“嗯，可能有戏！”邱致远似乎找到了感觉。一个人的时候，他找来国内很多报纸，研究其中的证券新闻。他发现，外地报纸同江城省的情况差不多，证券新闻的规模都不大，有的还没有专门的版面，只在经济新闻版开设了栏目。
这个发现，让邱致远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后来者要想成功，就得另辟蹊径。别人已经做得很成熟，你再步其后尘，很难后来居上。你得瞄准别人没有涉足或者很薄弱的环节，这样你才有赶超的机会和空间。
邱致远想起一件事。上次回家，妻子对他说：“你们报纸股市行情登在那么不显眼的地方，字体又小，不好找还看不清楚。能不能登到正版上，字体搞大些。”
老邱的妻子姓陈，是大学教师，热衷于炒股票。她说的股市行情，就是每只股票前一个交易日的开盘价、收盘价、涨幅等数据信息。
S报创刊后，跟W报、C报、G报一样，把每天的股市行情登在报纸的中缝里面。所谓中缝，是指连在一起的两个版面之间一寸多宽的缝隙，是报纸最不起眼的地方，如第1和第4版，第2和第3版之间
沪深两个市场，每天上千只股票的信息挤在几条狭长的中缝里，当然“不好找又看不清”。
妻子也是读者，既然她觉得不方便，别人会不会也有同样的感受呢？邱致远赶紧让搞发行的人作抽样调查。反馈回来的结果是：所有股民和陈老师一样，都认为把股市行情登在中缝里，既不便于阅读，又不便于收集。
“对！就从调整股市行情的版位入手。”邱致远的思路越来越清晰，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欣喜。
他翻阅了国内很多地方的报纸，发现还没有一家都市报设有专门的股市行情版，几乎都刊登在狭长的中缝里面。
邱致远说干就干。
他结合江野的建议，对S报的证券新闻进行全方位改造。一是扩版，将过去每天半个版的体量增加到两个整版。一个版以股评为主，如大盘研判，个股推荐，行情把脉等；另一个版以上市公司的资讯和政策面、资金面的动态信息为主，如股市要闻，公司传真，基金动向等。二是专门开辟一个整版的股市行情版，将过去登在中缝的股票基本信息，以表格的形式大大方方刊登到正版上来。除开盘价、收盘价、涨幅，还新增了每股收益、市盈率、日成交量等等。
“老邱，这就对了！”妻子第一个打来电话。她说：“你们这一改，肯定好卖。”
陈老师的预言很快应验了。因信息全面，对大势预判准确，还有内容详尽、版式清爽的行情表版，S报改版不到半个月就在股民中形成了口碑。有时，因出版延误，报纸在股市开盘前还未送到，很多人就觉得缺少点什么，对当天操盘感到心里没底。
邱致远一不做二不休，每周星期六还推出八个版的证券周刊。这样一来，S报在国内都市类报纸中证券新闻的版面可能是最多的。证券周刊盘点上一周资本市场的特征，总结其中规律，研判下一周大盘走势，其中有两个版叫作“机构相马”，专门推荐下周有可能走牛的黑马股、潜力股。
那时，正是股市最火的时候，大家碰到一起，谈论得最多的就是“买了什么票，涨了多少”。但是，那个年代，电脑和互联网不像现在这么普及，股民最饥渴的就是有关股市、股票的正规资讯，连小道消息也很有市场，不少人就因为误听传言赔了钱。这时，S报扩大证券新闻规模，通过正规渠道发布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的准确信息，当然洛阳纸贵。而将股市行情从中缝刊登到正版上，看起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变革，实际却有着首吃螃蟹的革命意义。
S报很多读者一拿到报纸，直接就将证券新闻和股市行情版抽出来，留着细读，其它版面只是看一眼就扔掉了。报贩则把S报拿到各大证券营业部叫卖，他们高喊：“炒股票，看商报！”
报贩喊出的这个口号成为S报最好的活广告。一传十，十传百，“炒股票，看商报！”在江城省叫得越来越响。
S报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一下子高了起来。
当然，十多年后，随着互联网的普及，S报也取消了专门的股市行情版，这时人们在网上可以随时查阅每只股票的全部信息。报纸的中缝，随着印刷技术进步，也早已不存在了。
邱致远选择证券新闻作为S报抢占市场的突破口，是抓住特别的机遇，锁定特别的人群，收到了特别好的效果。
在营销学上，这符合“市场需要什么，你就推出什么”的原理。
在传播学上，这印了证“受众喜欢什么，你就提供什么”的道理。
而按马克思的观点，这就是“发现问题等于解决了问题的一半”。
大凡成功，其理莫不如此。
就在S报证券新闻品牌效应逐步显现的时候，经济新闻部主任江野趁热打铁，把“炒股票，看商报”的影响力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他请示邱致远，专门飞了一趟上海，找到闻名遐迩的“杨百万”，请他到江城举办关于证券投资和金融理财的专场报告会。
“杨百万”，真名杨怀定，1988年在国库券买卖中赚取人生第一桶金，随后成为上海第一批证券投资大户，人称“中国第一股民”。
江野从上海回到江城，先在S报上发表《中国股神“杨百万”》的长篇通讯，介绍杨怀定如何白手起家，如何在股市叱咤风云。接着又发布S报将邀请杨百万到江城教你炒股的消息。
杨百万名气本来就大，是很多股民心目中的偶像。“杨百万要来江城”这个消息在股民中不胫而走，大家都很兴奋，急切地期待着。这成了江城那段时间最大的新闻。
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股民潮水般地涌向东方礼堂，1500人的位子座无虚席，走廊过道也见缝插针地挤满了人。
揣着发财致富的渴望，他们像朝圣一样虔诚，全神贯注听杨百万讲述他的传奇故事和炒股箴言。
“报纸里面有黄金，我的事业是从看报开始的。”报告会上，杨百万这样的开场白吸引着现场的每一个人。他一边讲还一边挥舞手中的S报，说：“像商报这样的报纸，就有很多致富信息，大家只要坚持看，就一定能找到机会。”
杨百万绝顶聪明，不显山不露水就为主办方打了很好的广告。但是，他的创富传奇的确和喜欢看报纸有关。
“我是****以前的初中毕业生。”杨百万如数家珍地讲起了自己故事。
他原是上海铁合金厂工人，后来又当了仓库保管员。由于生活困难，就和妻子悄悄干起了第二职业，慢慢竟有了2。9万元余款。这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可是个不小的数字。有一次，他管理的仓库被盗，厂里怀疑他监守自盗，公安局突然请他“谈话”，他惊呆了。6天后，案子破了，是别人干的。可这事却深深地刺激、伤害了他。他想：我对工厂这么负责，这么热爱，到头来却不信任我。士为知已者死，不相信我，我就走！就这样，在人们都削尖脑袋往国营大厂里钻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杨怀定横下一条心辞职了。这一天是1988年4月21日。
40岁的杨怀定没退路了，怎么办？他的2万多元也一天天地减少，毕竟是坐吃山空啊！这时候，他居然泡起了图书馆，天天看报纸，想在报上找找有什么致富信息。突然有一天，他眼前一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的一个讲话赫然映入眼帘：经******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公民可以自由买卖国库券。这就是说，国库券可以死钱变活钱，可能流通了。杨怀定兴冲冲地跑到上海一家大银行的金融研究所。一位穿西装、戴眼镜的研究员接待了他。当杨怀定问他什么时候可以真正买卖国库券，研究员怔住了，说：“不行！买卖国库券是非法的！”杨怀定笑了，心想：别看你西装革履，却也是不读书不看报的。杨怀定显得很老实地从口袋里拿出他刚从邮局买来的《人民日报》。研究员一看又怔住了，“啊！我们还没有接到红头文件呢！”杨怀定于是托他打听什么时候可以买卖，全国哪些城市可以买卖。研究员十分客气地答应了。
几天后，杨怀定自己就弄明白了：全国首批有6个城市可以买卖国库券，除上海外，最近的是安徽合肥市。
怎么才能快速了解到合肥的国库券价格呢？杨怀定又想到了报纸。他去查《安徽日报》，发现在上海100元面值的国库券市场上卖到了102元，而合肥同种国库券仍只卖100元。杨怀定便和妻子商议，从银行取出全部存款2万元，又从亲友处借了9万元。第二天，他坐火车急匆匆赶到合肥。当时，合肥市工商银行有10。65万元的国库券，正在发愁怎么把这笔钱盘活。杨怀定一到，就说：“我全买了。”女营业员一听，吓了一跳，赶紧请示银行经理。经理说：“我们有10万元，不是1万元，你听清楚啦？”杨怀定笑了，将10捆1万元的钞票放到桌上，说：“点钱吧。”经理一听乐了。
杨怀定买到国库券又一宿不歇地赶回上海卖掉。这第一次易地买卖国库券竟挣了1060元。这才来回两天时间。这在上海工人人均收入不到300元的年头，可不是一个小数字，杨怀定和妻子别提有多高兴了。
就这样，杨怀定一趟一趟来回于上海和合肥之间，不久就积累了一笔不小的财富。从此，杨怀定的大名就在上海的干部、群众中传开了。人们纷纷猜测他有多少钱，有的估计几十万，有的估计上百万。于是，有人开始叫他“杨百万”了。杨怀定听到后乐了，觉得这名字挺响亮的，便在自己的名片上也公然印上“杨百万”，久而久之，人们反倒把他的真名给忘了。
杨百万真正发大财，还是从1989年7月14日买股票开始的。而这又与他喜欢看报纸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段时间，市场上不少生产资料、消费资料卖不出去。国家决定放松银根，将银行的利率降了下来。所有报纸都发布了央行降息的消息。杨百万心想，国家其实在告诉我们，现在不要把钱都存进银行，该去买东西，搞投资啦。他和妻子一商量，便到上海静安证券门市部一次买了面值100元的电真空股票2000股。
半年以后，股市开始猛涨，一下子就摆脱了在100多点徘徊两年多的历史，50元的飞乐音响涨到600元，100元的电真空涨到2200元。
这一回，杨百万可真发大财了。
杨百万非常注意学习，喜欢看报，最多的时候订过大大小小118份报纸。他悟性极高，每次股市风云变幻，他总能把准走势，大跌的时候果断止损，大涨的时候笑到最后。他口袋里的钱成倍成倍地增长，最后竟得了个“中国第一股民”的美称。
杨百万的故事打动着会场里的每一个人。3个多小时，大家竖起耳朵，像听天书一样沉浸在他滔滔不绝的报告声中，时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笑声。
最后半个小时，主办方S报还安排听众和杨百万一问一答，现场互动。这把报告会推向了高潮。
有人问，您炒股有什么诀窍？
杨百万答道：“股市诀窍就四个字：抄底逃顶；股市就两个字：赢、输。”
有人问：怎样才能多赚少亏？
杨百万答道：“股市中不能做‘死多头’，也不能做‘死空头’，要做坚定的‘滑头’；低吸高抛，抄底逃顶，见好就收，落袋为安乃真英雄。”
他在回答提问时，还说出了许多充满哲理的股市箴言：
“股市不相信眼泪，谁笑到最后才笑得最好。”
“股市不比谁赚得多，而要比谁活得长，更潇洒。”
“做散户不可悲，但千万不要做散户中的傻户。”
“不经过熊市的股民，不是一个成熟的股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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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百万的报告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主办这场报告会的S报在股民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民众和市场认可了，官方跟着作出反应。1997年3月18日，S报创刊不满三个月，江城省证监局将S报作为全省证券信息披露唯一指定媒体。这就是说，凡江城省上市公司及所有在江城开设证券营业部、办事处的券商和基金公司，只有在S报上发布信息才能得到证监局的认可。这对于发展中的S报，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因为这些信息都是要收费的，其实就是广告。
S报证券新闻成为了同城报媒中绝对的第一品牌，这为S报带来的不只是发行量的直线飙升，它的广告增长之快让W报、C报、G报看得眼红、眼馋。对于报纸来说，所有环节都是花钱的，广告几乎是唯一的经济来源。所以，新创的报纸只要广告上来了，也就意味着基本解决了生存问题。
商家很清楚，股民从股市里赚钱就像赌徒在牌桌上赢钱，最舍得花。S报读者多是股民，在大牛市的行情里，这些人钱来得容易，购买欲和购买力都很强。基于这种判断，本省和外来的商家纷纷提高对S报广告投放的份额。这让同城其他媒体羡慕死了。
凭借证券新闻，S报一炮走红。到4月底，日发行量已达到12万份，当月广告高达470多万元。
很快，W报、C报、G报也都扩大证券新闻的报道规模，也跟着将股市行情从中缝移到正版上来。但是，正如俗话所说的那样，第一个行动的人是天才，第二个模仿的人是庸才，第三个跟风的人就是蠢才了。竞争对手的跟风虽然能抵消一些S报的影响力，但毕竟是亡羊补牢，并不能撼动S报证券新闻第一品牌的地位。对读者而言，第一印象一旦形成，要想改变、颠覆，绝非易事。十多年后，江城省报业格局几经变化，但“炒股票，看商报”一直是股民的口头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