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谢丰收、钟富强、李艳兰三个年轻人，是这个叫善福屯的小村里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好朋友。三个人从小一起挨饿，一起掏鸟窝捋树叶，一起上学，一起笑着闹着看着大人们**********，一起十五六岁就去扬水站和大人一起挣工分，一起回到队里劳作，又在二十四五岁的年纪先后结婚生孩子。
彼时的中国农村正被改革开放的大潮推着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前进。人们的思想刚从十年****中解放出来，解散大集体打破大锅饭，实行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层出不穷的新政策让人眼花缭乱，手里有点毛票的甜头让人兴奋不已。经济解放，生活富裕；思想解放，人心爽朗。人人都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生怕走慢一步，再退回到上个十年。农民们大力发展果园、养猪养鸡等农副业，努力甩掉贫困帽子，积极致富奔小康，日子越来越红火。
但只有一样东西越来越紧，那就是女人的肚皮，再不能象上一代那样想怀就怀想生就生。这缘于从1970年代末期提倡的“只生一个好”，到1980年代全面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1982-1985年间，中国全面推行“一胎化”，农村也不例外，头胎生男孩的，不准再生育二胎；头胎是女孩的，必须在女孩年满8岁后才能申请生育二胎。
政策制定者们兴高采烈地计算着，憧憬着这扎紧妇女输卵管为中国少生的人口，省下的粮食。计生工作成为各级政府机关的头等大事，政治生命红线，不可逾越。各级政府官员都身背硬指标，誓要啃下这块最难啃的硬骨头，计生工作者成了肩负特殊使命，对妇女肚子里的孩子拥有生杀大权，使百姓表面无比恭敬内心暗暗害怕的人。
善福屯能人不多，能干的女人就更少。李艳兰从小就头脑活络，聪明伶俐。小时候大人闹**********，村里三天两头开批斗会，唱样板戏，只有十岁出头的小艳兰穿着对襟红布小棉袄，在小辫子上系上一根红头绳，随时往人多的地方一站，就能有板有眼地唱上一段“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紧握小拳头，瞪着大眼睛，活脱脱一个小铁梅。她的清清亮亮的小嗓门一起，正在学文件或者开批斗会的大人们的心思就会放松起来，群众对地富分子的讨伐声就会不知不觉地慢下来，低下来，说不定就会使站在台上低着脑袋战战兢兢的“坏蛋”们少挨几个鞋底子，少被扒几遍老祖阴德。因此，无论是哪一派的大人都喜欢她。及至长大，李艳兰更是伶牙俐齿大胆泼辣，事事争强好胜，不输男人。李艳兰24岁时按照父母之命嫁给了同村老实巴交的青年赵福胜，次年生下了女儿赵琳。赵琳2岁时，计划生育开始在山东农村全面强制推行。尽管赵德胜的哥嫂已完成了老赵家传宗接代的任务，他爹妈仍然盼望多子多福，希望二儿媳妇李艳兰能再给赵家添个男丁。但李艳兰紧跟形势，积极响应号召，瞒着赵德胜和他爹妈偷偷去县医院做了结扎手术，用实际行动为国家减丁省粮。李艳兰顷刻间成为全乡思想好、觉悟高、政治性强的计生标兵，为国家人口的健康发展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领袖，也成为乡里强力推行计生工作的一个好抓手。乡长看到了这里面的政治因素，亲自为她披红戴花，大会表彰小会提，号召全乡的育龄妇女向她学习，并送她去县里学习了三个月。学习归来，27岁的李艳兰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善福屯村妇女主任。
谢丰收是老谢家的独子，本来他还有一兄一妹，************的时候，8岁的哥哥夜里偷吃了生产队上的一大捧生黄豆，干渴难忍，咕嘟咕嘟地喝了一大瓢凉水，没挨到天亮就涨死了。6岁的丰收饿得皮包骨，躺在炕上奄奄一息。不得已，谢全有做主把丰收4岁的妹妹以两袋地瓜干的价钱卖给了一个走村串乡耍把戏的外乡人，趁着熟睡抱走了。那两袋地瓜救了丰收的命，他就此成了谢家的独苗。谢全有给他起大名“丰收”，是满含了对贫困的恐惧，和对吃饱肚子让仅存的独苗顺利长大的苦苦盼望。谢丰收生性老实，从小到大不惹事，遇人打架躲着走，是李艳兰和钟富强的忠实跟班。每当有坏孩子想欺负老实巴交的丰收，艳兰和富强总会勇敢地挡在前面，对那些熊孩子或骂或打，一点不怵。谢丰收长大后，谢全有做主给他娶了同样本分老实的赵桂花。赵桂花的肚皮很争气，结婚第二年就给老谢家生下了大胖小子谢双，一举完成了传宗接代的光荣任务，老谢一家走在幸福的康庄大道上。
钟富强的父亲钟君彦是六十年代善福屯的老支书，带领全村人修水库建良田，为人公正无私，在村里颇有几分威信。钟富强上有一哥二姐，他是老小。他大哥70年代末从部队转业到省煤矿上班，已经生有两女，再生就会铁饭碗不保。父母对抱孙子的盼望就落在了小儿子富强身上。可惜富强没有丰收的好命，媳妇王秀芝第一胎生的是个女儿。
谁也想不到，李艳兰、谢丰收、钟富强三个少年好友，会因为计划生育而尝尽悲欢离合，命运终生交织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