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情窦初开遇知音
杨开慧（1901~1930），号霞，字云锦，1901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板仓乡。著名学者杨昌济之女，1908年以家乡第一批女生入长沙第四初级小学。1920年与毛泽东结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10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敌人酷刑面前她拒绝退党或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于同年11月14日被杀害。
1901年11月6日，初冬的一个早晨，从杨家下屋的厢房里，传出了一个婴儿的啼哭声，杨开慧就在这里出生了。她的父亲杨昌济，虽然只是个教书先生，却是一个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杨开慧出生的这天早晨，红霞万朵聚集在飘峰山上，杨昌济由此景寄托出希望，便给他的女儿取名叫开慧，号霞，字云锦，期望女儿在艰难的世道中犹如灿烂的云霞，嵌着火红，去照亮一片天空。
杨开慧小的时候，主要是在母亲向振熙的抚养下度过了童年时光，因为父亲在她不满3岁的时候，就远涉重洋留学去了。她的童年时代是在湖南的乡下度过的，小开慧懂事很早，又很热爱劳动，关心他人，常常不声不响地帮妈妈扫地、烧火、洗衣服。1908年也就是在她7岁时，父亲就从国外来信，嘱咐杨开慧的母亲一定要送小开慧上学。当时在板仓还没有女孩子上学读书的先例，她是破例进入长沙第四初级小学，成为该校第一批女学生，也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杨开慧在杨公庙小学读了三个学期，就转到离板仓五里路的储能学校，她还回家动员不识字的妈妈也进学校读书。后来杨开慧和妈妈一起转到离家20多里的衡粹女校，妈妈读实业班，她读附设小学班，母女同校读书一时被传为佳话。
衡粹女校的校长是留学日本回来的，他拥护民主，思想进步，时常会给学生们讲日本的明治维新、讲中国的广州起义、讲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讲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向学生们灌输了不少民主主义的革命思想。后来衡粹女校要迁到长沙，杨开慧又转到麻林桥的县立第一女子高校，一直读到毕业。由于杨开慧聪明好学，因而成绩在班里最好。每当别人问她将来打算做什么事时，她总是回答说：“要做对社会有益的事。”
1913年杨昌济从国外归来，任教于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杨开慧全家从乡下迁来长沙，住在大鹅塘。正是在这段时间，杨开慧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从欧洲留学归来的杨昌济，到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书任教，在他的学生中，有几个人经常在杨昌济家里聚会。从他们相互之间的称呼中，杨开慧得知，父亲常常夸奖的“资质俊秀”的高个子青年叫毛泽东，大家称他为“润之”；另一个名叫蔡和森，还有几个叫不上名字的青年。当时杨开慧只有13岁，对杨昌济认为是“海内人才，前程远大”的人，她只视为兄长。每当毛泽东等人到家里向父亲求教时，她总是搬一条小凳坐在旁边，津津乐道地听他们谈论治学、谈论人生，探讨做人的道理，研讨朝代兴衰，探寻救国救民真理。毛泽东也总是像兄长一样照顾比自己小8岁的师妹。杨开慧经常听到父亲和他的学生们的谈话及对社会问题的讨论，深受他们的影响。
1918年夏天，北京大学聘请杨昌济教授到北京任教，杨开慧全家也随之迁到北京居住。不久，毛泽东接到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的来信。信中，杨昌济告诉毛泽东说，北京的蔡元培、吴玉章和李石曾等人正在筹组留法勤工俭学，他认为这是一条很好的发展之路。
这件事是由居住在法国的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人倡导的。他们以“勤以工作，俭以求学”为号召，倡导国内青年在法国一面工作一面求学。同时，联络法国文科大学教授欧乐、众议院议员穆岱等组织了一个华法教育会，由蔡元培任会长，吴玉章为会计，李石曾任书记。1917年，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回国后，又在北京设立了总会，积极宣传勤工俭学的主张，并创办留法预备学校，专门组织国内有志青年前往法国勤工俭学。
杨昌济来到北京大学任教后，得知华法教育会召集留法勤工俭学活动的消息后，马上写信将此事告诉了远在湖南的毛泽东。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振奋。这时湖南政局极其混乱，军阀更迭，教育被摧残殆尽，正处在无学可求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蔡和森组织起来的新民学会只有向外发展，才会有出路。
这年的秋天，毛泽东第一次来到了北京。他前去看望老师杨昌济，并住在了杨开慧的家里。经杨昌济的介绍，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找到了一份助理员的工作，每月的工资是8块大洋。这样，杨开慧和他接触的机会就多了起来。毛泽东的言谈举止，深深地吸引着情窦初开的少女。而他那忧国忧民、雄心救国的宏图壮志，使杨开慧更加感到他是个不平凡的男子！杨开慧开始暗暗地喜欢上他，她有意识地和他接触，听他讲话。如果有几天不见，杨开慧就有些心烦意乱，甚至有点坐卧不安了。毛泽东习惯每天清晨起来洗冷水澡，而且寒冬腊月都是这样，杨开慧对他的行为非常敬佩，认为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渐渐地这种敬佩发展成为了一种爱慕。此时，刚刚17岁的杨开慧已经有了自己的爱情观。她认为：“对爱，不能一厢情愿地去追求，那样很容易而且最终会失去真挚的、神圣的、高尚纯洁的爱情。”她用一句话来概括自己的态度：“不完全则宁无。”此时，杨昌济也觉察到自己的女儿杨开慧与自己得意弟子之间的感情。他珍爱女儿，也喜欢这位激进、睿智、不修边幅而又抱负非凡的学生。对此，杨昌济采取了默认的态度。这一期间，三人时常坐在客厅中一起畅谈知识、人生、理想与现实等问题。
住在杨家的日子里，毛泽东和杨开慧两人经常漫步在北海桥头，欣赏着古都风光，体验着初恋的甜蜜。故宫的护城河边，北海的垂柳之下，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随着他们越走越近，互相之间连称谓也渐渐地由“开慧”、“泽东”改成“霞”、“润”了。1919年12月8日，毛泽东第二次来到了北京，还是住在杨开慧家里。一年多来，他们鱼雁传书，关系更加亲密了。在毛泽东的帮助下，杨开慧大量阅读了《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开阔了眼界。虽然杨开慧悄悄地爱上了毛泽东，但又不敢轻易说出来，怕被拒绝以后会很尴尬。她在日记中曾经这样写道：“我虽然爱他，但决不表示，因为我不要人家的被动爱，我认为爱的权柄操在自然的手里，我决不妄大希求，我也知道都像我这样，爱不都埋没尽了吗？然而我的性格，非如此不行，我没有希望过同他结婚，我早已决定独身一世的。”性格内向的杨开慧深深地坠入了爱河中。她觉得毛泽东是一个不寻常的男子，不敢相信毛泽东也会爱上自己。她甚至曾经想把自己的这份爱永远埋在心底，不让别人知道。但她并不知道的是，此时毛泽东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她。根据毛泽东在陕北对斯诺所述，正是这时“我遇见并爱上了杨开慧，她是我以前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的女儿”。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相爱，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局面，两人谁也不先开口说破。还是杨开慧的嫂子李一纯看出了两人之间的情感，便直接去问毛泽东：“你对霞仔的感情到底是怎么想的？”这时候的毛泽东对杨开慧也是一往情深，只是不好开口说。他对李一纯说：“我心爱的人只有霞妹。”据李淑一回忆，杨开慧随即收到毛泽东写的一首抒情的《虞美人》——“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晓来百念皆灰烬，剩有丽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这样，两个骄傲而又互相深爱的人终于走到了一起。后来杨开慧在她的自传中深情地回忆说：“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的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不过我没有希望过会同他结婚，因为我早已决定独身一世的。一直到他有许多的信给我，表达他的爱意，我还不敢相信我有这样的幸运。自从我完全了解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我想象着假如有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去死。假如他被敌人捉去杀了，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一个命运。”可见，杨开慧当时对毛泽东的爱有多么的深！杨开慧把这些话写下来，藏在长沙板仓老家住所的墙缝里，直到1982年才被发现。
不久，杨昌济染病，杨开慧日夜侍奉于病榻之侧。她常常为父亲读书、读报，每期的《新青年》是必读之书。在这里，杨开慧学习了许多新思想、新道德。1920年初，杨昌济在京病逝。临终前，他给老朋友章士钊写信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信中说：“毛蔡二君，当代英才，望善视之。”毛泽东以半是学生、半是女婿的身份参加了老师的守灵，并帮助料理了后事。由于杨昌济在教育界的名望，北京和长沙的教育界都为杨昌济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
办完父亲的后事，杨开慧跟随母亲和哥哥一起回到了湖南长沙。在长沙，杨开慧得到了父亲生前好友的关照。在李淑一父亲李肖聃的帮助下进入湘福女中读书，并和李淑一住在同一个寝室里。这是一所教会学校，每天要读《圣经》，做祷告，唱赞美诗。校长是个洋牧师的夫人，她为人古板、思想守旧。她看到杨开慧这个北京新来的女学生，头发短短的，思想很新潮，在学校期间不读《圣经》不祷告，也不做礼拜，还经常出去搞学生运动，就说她是“过激派”。杨开慧则认为剪短发是自己的自由，别人无权干涉。在她的影响下，学校一些其他学生也学她的样子剪起短发来。她们以“耶稣也讲自由”为理由在学校学习进步书籍。那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成立。“过激派”往往是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贬称。湘福女中看杨开慧毫无悔改之意，最后决定要开除杨开慧。李肖聃是这所教会学校的国文教员，他出面保护杨开慧，说道：“她父亲杨昌济是湖南教育界的名流，和我是挚友，杨先生过世了，对她的后代，望教育界诸同仁多加照顾。”李肖聃在长沙教育界很有名望，他出来说话，教会学校无可奈何，只好作罢。
1920年9月，杨开慧决定进入岳云男子中学读书。在湖南教育界、学界早就对妇女教育问题展开过热烈的讨论，“男女同校”成为当时讨论中的热门话题。要开风气之先，就需要有勇敢者带头。而在封建顽固势力统治的湖南，需要非凡的魄力和胆识才能走出这一步。杨开慧和毛泽东商量，毛泽东自然非常支持。于是，杨开慧串联了福湘、周南两女校的5名女学生，毅然进入岳云男子中学，成为全省男子中学中的第一批女学生。岳云男子中学，也就成为了湖南第一个男女同校的学校。
这年的8月，毛泽东在长沙成立了文化书社，但缺少经费。杨开慧得知后，回家动员母亲把父亲去世时亲友们送的奠仪金拿出一部分来支持毛泽东的革命活动，同时她还积极地参加了书社的工作。1920年冬，杨开慧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湖南第一批团员。就在这时，她与毛泽东结婚了。
他们讨论婚事时就决定，一不置嫁妆，二不坐花轿，三不布新房，四不办酒席。结婚那天，杨开慧既没有坐轿，也没举办什么婚礼仪式，更没有送亲客迎送新人。杨开慧独自一人提着一个装着衣服的小箱子，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第一师范教员宿舍，以同居的方式来表示结婚，用他们的话来讲叫“不做俗人之举”。同居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才请来一些挚友吃饭，这顿饭总共用了6块大洋，吃到最后他俩向各位客人郑重宣布：“我们结婚了！”客人们惊呆了，随后大家热烈鼓掌，都说“哎呀，这真是新人新事新风气，盘古开天头一回啊！”
二 夫唱妇随，为党默默工作
1921年，杨开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果以党龄而论，杨开慧在女性中仅次于北大的缪伯英，是共产党第二个女党员。1921年夏，毛泽东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一大以后，共产党建立了湘区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毛泽东当时是长沙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校长，他们在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租了几间房子，既作为教学之用，也作为区委的秘密机关。毛泽东的公开身份是自修大学的主办者，杨开慧担任学联干事，在党内担任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成了毛泽东的助手。她经常往来于文化书社、船山学社等党的秘密联络点，传送党的文件和指示，协助毛泽东搜集资料，抄写文稿，同时精心照料毛泽东的生活起居。为了使毛泽东能有精力从事日益繁重的革命工作，杨开慧把她母亲也接来一起居住。
1922年，毛泽东创办了湖南青年图书馆，杨开慧在图书馆主持一切事务性工作。这年10月，杨开慧生了第一个孩子，取名毛岸英。杨开慧一边带孩子，一边协助毛泽东工作。
由于工作需要，毛泽东离开了长沙去上海。这时候，杨开慧又怀孕在身。然而，毛泽东此时忙于纷繁的工作，很少写信回家。杨开慧要照顾母亲和孩子，加之她以前的革命工作主要都是在毛泽东的指示下进行，现在毛泽东一走，以前火热的组织活动她也很少参加。离开了丈夫，离开了革命集体的生活，使杨开慧的心境孤独而又寂寞，因此她更加希望毛泽东能时常记挂着她。但作为丈夫的毛泽东，当时却并不能十分理解妻子的心。杨开慧几次写信，要求和毛泽东一起到上海、广州去。毛泽东却总说：我经常东奔西走，并不能照顾你们母子，倒不如在长沙亲戚朋友多，熟人熟地方便。毛泽东还笔录了唐人元稹的一首诗《菟丝》赠给她：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
君看菟丝蔓，依倚榛与荆。
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
樵童砍将去，柔蔓与之并。
他还在另一首写给杨开慧的词中说：“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
杨开慧拆开信一看，十分生气。她一向视为知己的毛泽东，怎么变得这么不理解她了呢？你毛泽东欲为江海客，难道我杨开慧就是那种只知卿卿我我的旧式女子吗？我要和你在一起是为了革命工作，是想助你一臂之力。你要革命，我就只能做家庭妇女吗？杨开慧满心委屈，从此再不给丈夫回信了。
不久，毛泽东从上海到广州去出席党中央的会议。他特地转道长沙看望杨开慧母子。夫妻见面后，杨开慧并没有往日的热情，对丈夫也是爱理不理的。毛泽东不知出了什么事。后来，经一再追问，杨开慧才含着泪向他倾诉了自己的满腹委屈。毛泽东震惊了。这几年因为忙于革命工作，他很少想到自己的妻子、儿女，毛泽东顿时感到深深内疚。想到杨开慧这些年为他承担了繁重的家庭担子，而自己却不曾为她分忧，甚至连她的革命要求，也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难怪妻子要埋怨。但是，此时他革命任务在身，不能在家中久待。只歇了一夜，第二天天不明，毛泽东又动身去赶火车了。此时，正是半天残月照横塘。而这次，杨开慧破例没有为他送行。毛泽东此时的心情复杂极了，便挥笔写下了一首致杨开慧的词《贺新郎》：“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往。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杨开慧读了此诗，才算是理解了丈夫的心思，心情也逐渐好了起来。
4月，毛泽东回到上海后，马上写信去长沙，要杨开慧带着全家到上海来团聚，一起生活。杨开慧把清水塘和板仓的事情全部处理好，在端阳节前带着两个孩子岸英、岸青和母亲，还有李一纯以及哥哥杨开智的女儿杨展从长沙坐轮船去上海。这是杨开慧1920年从北京回长沙后，第一次乘轮船出远门。
当杨开慧和李一纯等人到达上海时，毛泽东和李隆郅（此时化名为李成）一起在码头迎接，然后领着大家前往住地——慕尔鸣路的三曾里。慕尔鸣路位于中兴路与香山路交会的地方，三曾里是这里的一个小里弄。这里临街一面大都是拱形门楼，里弄则是麻石小巷。毛泽东他们的住址叫甲秀里，内有5幢房屋，毛泽东住靠南的一所房子。李隆郅住在楼下的过堂间。
毛泽东和杨开慧一家人终于团聚了，杨开慧对毛泽东以前的幽怨一扫而光。在这里，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杨开慧和向警予一起去纱厂女工夜校，为此她还专门学习用上海话讲课。一年后，毛泽东回到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在农民夜校担任教员。她不仅一直照顾毛泽东的生活，还带着孩子帮助联络革命同志，协助毛泽东找资料、抄写文章，做了大量无人知晓的工作，成为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随后1923年6月至1927年，杨开慧一直跟随毛泽东去上海、韶山、广州、武汉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再没有分开。
三 我死不足惜，愿润之的事业早日成功
南昌起义爆发后，8月2日，国民党武汉政府暴露出反动本质，明令对共产党员“一经拿获即行明正典刑，决不宽恕”，开始了公开的反革命屠杀。汪精卫更是发出“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疯狂指令，大规模地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武汉三镇处于白色恐怖之中。此时，为了挽救党和革命，营救被捕的同志，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四处奔走。汪精卫的叛军、特务也正在四处追捕共产党“要犯”毛泽东。
一天，毛泽东送几个农讲所的学员到江边，看着他们平安地上了船，才放心地离开码头。当他回来走到六渡桥时，遇上了两个便衣特务的盘问，毛泽东机智地摆脱了特务的盘查，平安地回到了家里。一进屋，毛泽东便对杨开慧说：“我们得换一个地方，敌人已注意我们了。”杨开慧十分担忧毛泽东的安危，但毛泽东当时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要做，一时还不能走。杨开慧就特别注意加强戒备。每天早晨，每当毛泽东外出以前，她总要先打开房门，观察动静；每天夜里，不论毛泽东多么晚回来，她总要等他回来后才去睡觉；平时，有党内的同志来找毛泽东，她总是注意观察房前屋后的情况；有时毛泽东外出参加会议，她还要亲自接送。
1927年秋，毛泽东按党的八七会议指示去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他的这一走，就此与杨开慧断了联系。此时，刚刚生了第三个儿子毛岸龙的杨开慧，冒着生命危险，参与组织和领导了长沙、平江、湘阴等地的武装斗争。在敌人的后方，他们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坚持斗争整整三年。
因关山远隔，书信难通，三年间杨开慧只能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屡屡围剿“朱毛”不成功的消息，她知道丈夫还在斗争，既受鼓舞又十分牵挂。1930年，红军两次攻打长沙。湖南军阀何键气得火冒三丈，他拿“朱毛”红军没办法，就把仇恨都发泄到“朱毛”的家属身上。他悬赏1000银圆捉拿杨开慧。杨开慧在群众的掩护下，几次都逢凶化吉躲过了敌人的追捕。
杨开慧此时早就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而她最担心的是三个年幼的孩子。面临着要与三个幼小的儿子生离死别，她早就想过孩子们万一失掉母亲后的命运。所以她很早就找到能够托付自己三个儿子的亲人——她的堂弟杨开明。杨开慧曾经写信给杨开明，嘱咐他，如自己遇到不测，请帮忙照顾三个孩子和母亲，并把党的文件密封在一个蓝花瓷缸中，埋在菜园里，这个瓷缸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被人挖出来。谁知，杨开明和杨开慧同年壮烈牺牲，根本无法照顾杨开慧的三个儿子，毛岸英弟兄三人流落上海街头，后被党组织营救。杨开慧在生命的最后这三年里，时时思念自己的丈夫。她写下了很多思念丈夫催人泪下的手稿，由于根本无法寄出，她只能把这些手稿藏在卧室的墙缝里。这些手稿，直到1982年杨开慧故居翻修时才被发现。而1990年房屋再度修缮时，又在其卧室外屋檐下发现了八篇文稿。这八篇文稿是用蜡纸仔细包好藏在屋檐下的，文稿中那些对丈夫刻骨铭心的思念，是女主人在离开丈夫的日日夜夜里，极度痛苦的自我倾诉，可以说是字字含泪，句句滴血，让人不忍卒读，这位女主人就是杨开慧。
面对敌人的搜捕，杨开慧早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她让板仓老家的族兄杨秀生先把保姆陈玉英和孩子带回湖南乡下。据陈玉英的回忆说：“当时武汉形势越来越紧张。七月中旬，板仓的杨秀生接了我和岸青，还有11件行李，大都是毛主席、开慧同志看过的书和写的笔记，回到了开慧同志家乡——长沙县东乡板仓。”
离开孩子们，杨开慧和所有母亲一样，每天都是牵肠挂肚的思念。1930年10月，杨开慧悄悄回板仓看望母亲和孩子，结果被国民党密探发现。军阀何键派了80余人团团包围了杨开慧的家，她被敌人逮捕时，连同8岁的儿子毛岸英和保姆孙嫂也一同被敌人抓去。她先是被关在国民党的“清乡司令部”，后又转移到长沙陆军监狱。在转移到押解地时，押签上特别注明：“最严重的政治犯，女共党杨开慧一名，附小孩一名，女工一名。”面对穷凶极恶的国民党长沙警备司令部的种种威逼利诱，严刑拷打，杨开慧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你们要打就打，要杀就杀，要想从我的口里得到你们满意的东西，妄想！”她几乎每天都被提去过堂，遭到皮鞭、木棍的毒打，还被压杠子，被打昏后又用凉水泼醒。回到牢房，她紧紧抱着年仅8岁的毛岸英，告诉他父亲一定会回来打这些“坏人”的。
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叛徒任卓宣向何键献策称：“杨开慧如能自首，胜过千万人自首。”此时，为了营救杨开慧，地下党的同志和杨开慧的亲属们四处奔走，许多知名人士也出面保释。任卓宣想了许久，最后说：“对杨开慧没有更好的办法，唯一的办法还是逼着她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把离婚声明登在报纸上，这对毛泽东、对共产党地下组织，都是一枚重磅炸弹！政治上就是一大胜利。这对社会名流，也好应付过去。”于是，审讯官提出，杨开慧只要宣布同毛泽东脱离关系后就可以得到自由。杨开慧则毅然回答：“死不足惜，唯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她斩钉截铁地说：“要我与毛泽东脱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
这时，杨开慧的母亲找到蔡元培、章士钊等，请他们发电报保释杨开慧。军阀何键接电后，却下令马上行刑，并回复蔡元培等诡称接到电报前已经处决了。同时在外造谣说，如果毛泽东的堂客不杀，别的政治犯也都可以不杀。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被杀害。杨开慧这位中华女杰，为了她所真爱的人，为了信仰，毅然割舍下老母亲和三个幼子，从容地走向刑场，英勇就义于浏阳门外识字岭，那年她年仅29岁。
此时正在江西指挥红军进行反“围剿”斗争的毛泽东，得知杨开慧牺牲的消息，寄信给杨家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并以所生的三个儿子的名字立碑：“毛母杨开慧之墓，男岸英、岸青、岸龙刊，民国十九年冬立。”
20年后的1950年，当毛泽东、毛岸英父子俩聚首时，毛岸英说：当年在大狱中，妈妈杨开慧让只有8岁的他记住牢狱中的一切，将来见到爸爸时一定要告诉他。可见她当年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牺牲。毛泽东热泪盈眶，对毛岸英说：你妈妈是抛下年迈的母亲和三个孩子走向刑场的，这是常人多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啊！……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有过无数被旌表的义女贞妇，各种正史野志中更有无数的历代烈女传奇，但求生的情由之强烈，舍生取义之坚决，死亡之壮烈，牺牲的意义之深远，杨开慧都是第一人！……杨开慧是忍受了常人无法忍受的牺牲和痛苦，这其中有她骨肉相连的、命运未卜的三个儿子……
几十年过去后，我们依然被烈士的刚毅和所付出的巨大生命代价而震撼。如今，在杨开慧烈士家乡建有杨开慧纪念馆，供人们凭吊和纪念这位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杰出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