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片乱七八糟的城乡接合部，这幢七八层高的楼也算是一座高楼了。奇怪的是，那天下午，有三个打扮得花花草草的姑娘，正沿着这幢楼的外楼梯，十分艰难地向上爬着。她们在干什么？
房顶还有积雪。不错，越往高处，寒风的牙齿越锋利。走在前头的那个穿白羽绒服的小姑娘手上还裹着纱布，后面两个小一些的姑娘被风吹得直打趔趄，越来越抓不牢扶梯，早就头晕得不敢睁眼朝下看了。
“娟娟姐，我冷。”一个穿红袄的姑娘说着缩起肩膀站住不动了。
“娟娟姐，我怕。”那个叫三妮儿的姑娘说着闭上眼坐在台阶上掉泪了。
那个穿白羽绒服的叫娟娟的姑娘一看她俩这个样子明显地生气了：“像你两个这样没出息的样子，咱们的工钱到底还要不要了？”听娟娟这一说，那两个小姑娘一下便停止了胡闹。但娟娟却并不急于走，只取出一个小手绢，细细地又包裹起自己手上的伤口来——她手上的伤口还是半月前和一个不要脸的客人纠缠撕扯时不小心在桌沿碰伤的。要知道，她们的工作是在一个小娱乐城替人洗脚。既如此，这样的事怎么避免得了呢。
掐指一算，她们离家都快两年了。她们谁不急切地盼着回家过年，但她们兜里却都没买车票的钱啊。
一年多前，告别了家乡父老，她们像三朵满怀着玫瑰色梦幻的花骨朵似的进城来了。在懵懵懂懂转遍了大半个市区后，她们终于忐忑不安地在一个洗脚城门口站住了。老板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胖男人，但说起那份她们足以胜任的工作却就不像老板身后站的那帮人那般面目狰狞了。在把身份证交由老板保管后，她们立马就换上超短裙为客人们服务了。但这究竟是多么无趣的一份工作啊！不到一星期她们就想走人了。老板却不给她们身份证，说：“没干够三个月还想走？”就熬吧。三个月了，老板却又说：“干不够半年还想领工资？门都没有。”终于半年了，老板说：“一人交300元，想走马上走。”娟娟说：“凭什么？”老板说：“你们的工资够不够还你们的食宿费呢？”看她们都哭了，老板又好言相劝说：“等干够一年，我给你们补工资、发奖金还不行？”一直撑到现在了，老板又说生意亏本了。老板说：“等明年生意好了，我一定给你们把账清了……”也是被逼无奈啊，她们最后才撕破面皮把老板状告到工商局去了。但一进那个办公室的门，她们的心一下就凉到脚底板去了——原来工商局的那两个人都是老板的朋友和洗脚城的常客！不过她们很快就发现她们真是错怪人家了。虽说由于她们没有正式和老板签订合同，这事处理起来有点棘手，但他们还是向她们明确表示：一定马上着手搜集证据……
可是她们实在等不及了。更令她们绝望的是临近年关，老板却像在人间蒸发似的消失了——要不她们会采取如此极端的方法学电视里那些叔叔阿姨们的样子向楼顶爬吗？
但越是接近楼顶，风越是大。要命的是从楼梯到楼顶上去，还要经过一段没有扶手的地方。现在，坐在那截“天梯”下面，三妮儿和红袄都颤抖得像只小羊羔似的说啥也走不动了。
这算什么事啊！爬不到楼顶去，她们预先写好的横幅打不出来，只坐这儿哭管屁用啊！娟娟心一急，就又忍不住骂了：“三妮儿，你还想不想拿钱回家给你娘看病啊？二丫，你还想不想要钱替你哥交学费了……你们就坐这儿哭吧等吧，等冻成冰棍儿掉下去喂狗吧……”说着，只自个儿气呼呼地向上爬去了。
三妮儿和二丫最后还是被最先爬上去的娟娟一个一个死拉硬扯地拽上去了。
一上楼顶，她们立即就把那面横幅打开了。横幅在风里哗啦啦地响着，她们想站都站不稳，但她们还是一个个咬牙坚持着。终于，有人停下步伐向楼顶张望了。不一会儿，下面的人就黑压压聚了一片。一看她们打出的那面“还我血汗钱”的横幅，就骂起什么。但过去了老半天，却还是不见一个记者或警察出现。娟娟便说：“这样不行，咱们都站到护墙上去……”但就在她们抬起脚步的一霎，突然有个人喊了声“危险”，横在了她们面前。
这个从天而降的人是从旁边那个小阁楼里冲出来的。她们都吃了一惊说：“老板？！”但她们立马就反应过来，只扔了横幅，哭喊着向那个臭男人猛扑过去：“你这个大坏蛋，原来在这里躲着……你倒是说，为什么欠我们的血汗钱？”老板不顾一切地抱着脑袋说：“唉，你们知不知道，我办这个店，要伺候多少头头脑脑敬多少神？到现在，还欠人一屁股债，一年赚点钱连窟窿都不够填……”他只没好意思说自己是像杨白劳一样跑这儿躲年债来了。
不知何时，已有警察悄悄摸上来了。“走吧……”警察们在抓住他们的手腕时冷冷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