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扇门颓然倒了。时间是2005年6月12日23点15分。
“父亲去世，我才知道父亲像一扇屏风把死亡和我隔开；父亲去世，我才看见了自己前途上死亡的海面。”
19年前，我翻译过井上靖写的《怀亡父》一文，里面的这段话我一直记得，只是把他说的屏风记成了是门。
爸爸是在5月30日下午住进医院的，当时天上下着小阵雨。120救护车开到家里，把他像粽子一样地捆在担架上，哥哥和我送他住进离家最近的民航总医院。一去就住进了监护病房，那时谁也没想到，爸爸此去就再没有回来。
爸爸的毛病是在肺上。他的肺年轻时就不好，经年地咯血，老年后似乎反而好些，好多年没有犯。前两年虽然又犯了这毛病，我们还是以为他能够好起来。记得15年前，妈妈也曾因为肺病住进医院，手术后一度情况不好，在监护室躺了近3个月之后，又奇迹般地回到了家人身边。我们期待爸爸也同样地创造奇迹，不，不是创造奇迹，因为谁也没有意识到他的情况有多么凶险，只想到他是积劳成疾，以为现代医学完全能够为他调理康复。
但是，爸爸的体能在快速地衰竭，每一天都明显地比前一天更弱，我们对幸运之神的期待，也一点一点地被粉碎。
守在病床边，眼看到生命的活力正在从他的身体中流去，不只一次，我感到自己生命的活力也在随之逝去。从他身上，我那么真切，那么频繁地看到了自己的未来；是真切地“看到”，而不是“想到”。爸爸真的就是那扇门，无论他和我是否清楚地意识到。
入院的第十三天，爸爸去世了。还有5天，就是父亲节。还有1个月零2天，就是他的生日。还有3年，他期待的奥运会就要在北京举行了。可是这些他一概不等了，他说走就走了。连他捐献遗体的愿望，也不及去办理和实现。
爸爸的双眼是完全睁开的，表情平静。我对他的身体相当陌生，他从来不打赤膊，不去公共浴池。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我现在仍然不能从容地面对他的身体。在为爸爸擦身的时候，我仍然担心冒犯他的尊严。看着护士把棉球塞进他的鼻孔，我感到自己的呼吸一下子被窒住了，我张开了嘴巴。虽然随即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觉，呼吸仍然是持续地不能自由。
有人说当编辑有三个境界：编辑匠、编辑、编辑家。我试将爸爸对号入座，却觉得意外地困难。可以说他是编辑匠，因为他做事举轻若重，连一两个字词、标点，都不敢轻易定夺，甚至有时下问于我；可以说他是编辑，因为他恪守本份，对作者、作品、读者毕恭毕敬，成绩也得到了认同；可以说他是编辑家，毕竟他经手编辑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几位重要作家的作品，《鲁迅全集》而外，从《茅盾文集》到《茅盾全集》，从《巴金文集》到《巴金全集》、《巴金译文全集》等，恐怕不是机缘巧合所能解释。叠现在他身上的，还不止这些，编务、校对、出版等所有与出版业务相关的方面，都有他的影子。他为借调人员安排食宿，为作者购寄样书和催领稿费，为书籍画版式和设计装帧，联系印厂和纸张等，许多在我眼里是不该他做的事，他都踏实地去做，他就是这样去实现一个编辑的价值。
爸爸有个久已有之的心愿，就是把自己写过的东西也编成一本小书。因为各种原因，这个愿望到他去世也没有实现。也许是他太习惯了编辑的角色，转换这个角色在他竟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也许是他内心对读者的尊重已经形成敬畏，很怕自己的作品虚耗了读者的时间和金钱。只有家人知道，他还是有小小的而又执拗的不甘心，他就带着这种不甘心离开了世界，终身只是一名编辑。
上世纪末，我有过短期出国的安排。行前曾把自己的若干小文留给他，当时以为是一举两得的事：爸爸惦记我的时候，看看这些稿子也算见字如面；稿子经他看过，再要结集出版也会略增光采。5年后回来问起，他答说还没有看过。这多少也在意料中：他的事多，想看的书报也多，年老多病，又为青光眼和白内障所苦。但是我知道，他在这样的境况里并没有停止看稿，并没有停止为人作嫁，只是这些“嫁衣”件件都另有去处了。这次整理他的遗物，赫然见到一只牛皮纸口袋，熟悉的笔迹注明是我的文稿，里面一页也没有动过。
爸爸自律甚严。他极力避免把工作关系扩展到人情关系。有这样一件小事，是爸爸去世后哥哥说起来的。爸爸前后做过编辑《茅盾文集》和《茅盾全集》的工作，与沈雁冰先生有20余年的交往。某次沈先生在谈话中提起了商务印书馆的王景云，他是大革命时代的上海工人领袖，上世纪20年代，他与沈先生同在商务工作。但是沈先生并不知道，爸爸正是王景云的长子。当时爸爸只是听着，并没有接过话题。不用问他为什么不说明这层关系，答案也许就是，他想不出为什么要去进行说明。
上世纪80年代初，他曾被推荐去接任负责一家司局级的研究单位，推荐人是在任的负责人，组织和人事关系已经进行到相当程度，但被他本人固辞了。他说自己不是那方面的专家，不胜任那项工作。至于眼见可以提高的政治待遇和物质待遇，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后来爸爸虽然是以“局级待遇”离休，但是因为没有补过“实缺”，其间的差别不言而喻。
爸爸对哥哥和我的教育，就是简单地让我们知道他的期待。爸爸性情平和，但对他认定的事非常坚持。他对人的要求，很少是正颜厉色，但足够让人忌惮，他在我们眼中“不怒而威”。因为他要求别人的事，自身都做得无可挑剔。一些与爸爸共同工作过的人，也向我们说起过相似的感受。
我们成人以后，爸爸就很少再提对我们的期望。他常用的做法，是不时地拿一角剪报给我们看，其内容可能是谈励志和修养，可能是谈节俭和保健，他对我们的要求或者是批评，就都在里面。后来他对两个孙女也差不多是这样做，当她们长大到不再纠缠他戏耍的年龄以后，他就开始借剪报向她们说他要说的话。
爸爸的晚年，没有停止过做事。编辑《巴金全集》和《巴金译文全集》，都是在他离休后完成的，统共是43卷，此外还有《茅盾全集》和《瞿秋白文集？文学编》，也有20余卷。他只能挤出时间看书看报，也看我从网上打印下来的一些文章。他心重，无论家事国事，看到不如意者就丢不开，总是藏在心里；有些老友在他前面辞世，也总是带给他无法痊愈的伤痛。加上不紧不慢地缠住他的疾病，他显得精神不振和心情郁闷的时候相当多。但爸爸在忧郁中仍不失和善，是个和善的小老头儿。他穿着一成不变的蓝制服，衣服虽然干净，裤脚却经常显得不够长，他简朴得有些窝囊，是个窝囊的小老头儿。
最难和爸爸沟通的，在于对节俭的理解。我自认为是个相当节俭的人，大到反对住房装修，小至排斥使用手机之类。但是爸爸的节俭和我不是在同一层面上，他是小到一张纸、一段塑料绳也不肯废弃的。他平常服药，都会把说明书留下，放进旧信封保存起来，开始我以为他要记清自己都在吃些什么药，后来才发现，他是把这些说明书裁成一样大小，用铁夹子一夹，利用这些小纸头的背面，做成了便笺本。他书桌的一只抽屉里全塞满了绳头，他不时要捆扎书报，就把这些绳头接起来用。
我拒绝完全继承爸爸的价值观，但是我无法拒绝他给我的影响。这种影响，毕竟是开始最早、历时最长的，即使是在否定它，其中也自有继承。在爸爸身上我也领悟到，别指望儿女继承自己的价值观，承认这一点也许是痛苦的，但是不承认就会有更多的痛苦。
我不知道爸爸的生命已经临近尽头，但是我开始担心爸爸难以从这里走出去了。我不想把爸爸交给护工，我尽可能多地陪他；非常不巧的是，正有一部限时完成的译稿压在手里。
那天，我在他额头正中吻下去，然后看着他的眼睛说：“快点儿好啊，爸。”
这平常吗？是的，父子天性而已。这特别吗？是的，简直是有些震撼。一家人的性情都比较内敛，当然我也是。我从没有亲吻过爸爸，至少在自己的印象里是没有过。在我52岁、爸爸84岁的时候，这也算填补了父子关系的一项空白。
就是在今年，在他生病的期间，我第一次帮他洗脸和洗脚、剪指甲和趾甲，当我意识到所做的每一项都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的时候，我才明白我为他做过的事是何等地少。
去世前一月，爸爸基本失去了自理生活的能力。去世前几天，爸爸已经无力自行翻身，说话也气若游丝。但是在去世的前一天，他讲话忽然清楚了起来，从中午到晚上，从晚上到早晨，平素少言寡语的爸爸在不停地说话，我从没有见过他与任何人这样长时间地说话。医生、护士和我，都频频地去看监护器的屏幕，他的脉搏持续地高达150/分钟，但是头脑非常清楚，我们没有办法劝止他说话。
中间有过一次，他抬起右手，在空中顿了一下，说道：“和世界说再见了。”
爸爸走得安静，他的后事也同样办理得安静。他说了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我们都照做了。他真的从这世上无声地消失了，他身后的安静和冷清，一如他的生前。这在爸爸，或许是求仁得仁，而在家人，却是在伤痛中添了酸楚。
今后，无论是喜怒哀乐哪一种感受，都少了一个与我分享的人。我自身的世界会从此变得不一样，我眼里的世界也会从此变得不一样了。从这一层意思说，我永远也无法从这个变故中恢复过来，这就是丧亲之痛。
爸爸不在了，却好像离我更近了。我没想到，爸爸走了以后，我反而更觉得他与我如此靠近。我清清楚楚地觉得他还在，正如我清清楚楚地知道他已经不在了。暂存他骨灰的那只盒子和那个厅堂，像图片一样印在我的脑海里，只要默想片刻，这张图片就会变成他本人，表情生动，宛如生前。而看到了他，就会想到他对我做人和做事的期望，虽然我不是完全接受他的价值观，还是会下意识地按他的想法，去检点自己的行为。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我来说，爸爸从一扇门变成了神。
小麻雀在他窗前啾啾地喊。家里爸爸住的房间窗外，空调的室外机上，放着一只大大的铝盘。爸爸平日做的一件事，是定时地撒些小米在盘子里，有时撒过就去看书了，也有的时候，他会看着麻雀们来啄食。他走了以后，我老是不记得做这件事，老是听见小麻雀喊得急了，才想起来去做。小麻雀一定也能够感到，这世界不一样了……2005年7月29日写在爸爸的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