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巨才
因为母亲的病，今年春节一放假，我便匆匆赶回陕北。
十年前调北京工作，当时最放心不下的是父母的身体，临别时再三叮嘱他们有病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千万不要硬扛；我只要有空，会常回来看看的。对我人过中年的这次调动，父亲本来就有一种无可名状的忒特，听了后边这句话，显然以为只是出于宽慰说说而已。他泪眼迷蒙地摩挲摩挲我的头发，又弯下腰去拍打拍打我的裤腿，说，再不要给我们操心了，好好去干你的工作，远路风尘的，哪能经常回来，吃公家那碗饭不容易，由不得自己。
父亲是我到北京的第三个年头去世的。病危时我正在外地出差，飞机汽车几经辗转，又遇大雪延误，回去后竟未能见上他生前最后一面。心里的那份痛悔，真是椎心泣血的感觉。
这次从北京出发，已是阴历腊月二十八，正赶上铁路第五次大提速，晚八点半乘新开通的Z19次特快，次日凌晨便到西安，下车后休整半日，下午八点，又登上刚刚贯通陕南陕北的安康至神木的火车，一夜安睡，醒来已是瓦窑堡车站。
老伴不无惊喜地感叹：你说快不快？说话中就回来了，真是方便。
见我们一脸兴奋，儿子瞟了瞟眼，摇头晃脑说：少小离家老大还啊。
我脱口纠正：酸臭。该是青春做伴好还乡。
但要细较起来，要准确表达我此时的心境，还是杜甫老先生“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两句诗更为贴切。
是的，这一天两夜的行程，我们一家人东拉西扯，说说笑笑，毫无旅途的焦愁和疲惫，倒是真切地体味了一把“其乐也融融”的天伦温馨。
有弟弟的引导，很快便到母亲居住的新家。我家原有三孔砖窑，前些年旧城改造时拆掉了，现在的三层楼房是城建局统一规划，公家和住户共同集资兴建的。楼房临街，高门亮窗，一字排开，足有半里路长。一层为出租的门脸儿，二三层住人。从二楼的窗子望出去，街上车水马龙，人头攒动，卖灯笼年画的，买青菜熟食的，呼朋引类，吆五喝六，加上高分贝回旋的音响声，一派喧嚣。那景象，直如一帧活化了的《清明上河图》，若不是有亲人在旁，真会让人产生今夕何夕、此身何身的迷惑。
母亲是骻骨粉碎性骨折，经三个多月的医治，正在康复中，只是还不能下地行动。见我们回来，特别是看到日夜念叨的孙子，自是乐得合不住口。拉过话，吃过饭，午觉起来，她再三催弟弟领我们到街上去转转，说可热闹啦，可时新啦，你看看就知道。见我推诿，弟弟嘿嘿一笑，说，你以为就你们北京好，瓦窑堡现在也“红洋”了，不比从前。
瓦窑堡，这个在《毛选》四卷和中共党史教材中反复提到，又在丁玲等著名作家笔下多次出现过的地方，其实只是陕北高原连绵群山无数皱褶中的一个小小县城。我上小学、中学时，全城也就万把人口。狭长的街道全用石板砌就，也不知经过几朝几代的蹭磨，路面像涂了一层厚厚的腊油，白天晚上，总也折射着钢锭般乌青乌青的光亮。街道的两边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铺面，但除过百货公司、供销社、生产资料公司、医药公司等几家国营门市和骡马大店、大众食堂外，多数已改作民居。城中心的中山门前，另有几家卖凉粉、煎饼、碗饦和油茶、枣糕的、据说“文革”中都以无正当职业为由迁返农村了。总之，除非是到了“六月六，新麦子馍馍熬羊肉”的农闲季节，或是八月十五、春节等几个大的节庆，平常的日子，这古旧的县城就像上了年岁的老人，在岁月的风尘里满脸沧桑，显得格外落寞、冷清。
街道就在楼下。由于行人拥挤，从西头到东头，又绕到县河对岸新建的“农民街”和农贸市场，整整转了两个钟头。经过的商号店铺，至少要有四五百家。弟弟说，这大多是由进城的农民经营的，要不农村怎能那么富。也有从江浙一带和内蒙山西来的，全城流动人口有四万多，加上有常住户口，近七万，听说过两年就要申报县级市。
令人惊叹和赞赏不已的，是那些店铺新颖气派的名号和美观醒目的招牌。我留意了一下，我家对面的几户，就依次是：中山摄影工作室，丰采日化城，安徽黄山名茶，国威电器，中山移动通讯，家庭用品批发城，金龙超市，陕西金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等。端详着这些五颜六色、目不暇接的牌匾，我一时恍如置身疾驰而过的岁月激流和蓬勃涌来的时代风云，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及至回过神来，眼角竟有些潮湿。
入夜便是除夕。家家户户的“火塔”一片通红，鞭炮声震耳欲聋。街上的彩灯和高处和灯笼交相辉映，亮如白昼。吃过晚饭，又陪老太太打几圈麻将，大家都渐有倦意，陆续睡去。而我和弟弟谈兴尚浓，便到隔壁房间里继续啦话。
谈起光景，弟弟说，还可以。杂七杂八加起来每月总有六千来块钱的进项。
我说，那你收入比我高。
这我承认，生活是不成问题，不能亏共产党。弟弟说，但你不想想，我们受的什么苦（受苦，即劳动），你们受的什么苦？
弟弟在延长油矿下属的子长油田工作，开油罐车。据他讲，油田去年计划产油二十三万吨，经过苦打硬拼，年底一举突破二十五万吨。整个油矿的原油产量，去年达到二百三十万吨。你算算，这二百三十万吨原油销售收入就是五十多个亿，税利相加，也有二十多亿。这几年延安市财政收入能到三十多亿，我们有多大贡献。
弟弟是以能说会道、精明过人出了名的。他讲的这一排数字，倒又让我大感惊异。我在延安工作二十年，一九八八年调离时，全区原油产量也就七十多万吨，财政收入不到三亿。十多年时间，能有这样大的跨越，确是我始料未及的。这中间，“决定的因素”，难道仅仅是人为的努力，即弟弟所说的“受苦”么？
这一夜，我久久无法入睡。躺在床上，脑海里总是不断回旋着那句非常流行的歌词：“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看着身旁酣然沉睡的弟弟，我虔诚地向他祝福：
真的，弟弟，我真希望你过得比我好；也希望家乡父老都像你一样，过得比我好！
大年初一，我是被一阵激越的唢呐吹奏声从睡梦中震醒的。
按家乡的习俗，今天是不该出门的，只有过了初二，四邻八乡的人们才会络绎进城，走亲戚，闹秧歌，今年这是怎么了，这么早就上街？
正寻思间，听见老伴在隔壁房间呐喊：快起床吧，热闹极了，新鲜极了，亏你能睡得着！
走过去一看，一家人正围坐在窗前，对着街上的景致，指指画画，评头论足。
原来，这是一幕幕连续不断的“婚礼进行曲”。一家的迎送队伍刚过去，另一家接踵而来。队伍的前头，照例是乐队，除传统的“响器”外，还增加了电子吉他、萨克斯管等“西洋家伙”，曲牌有古老的《将军令》、《大摆队》，也有时兴的《达坂城的姑娘》、《我爱你中国》等。见围观的人多，各家乐队都在暗中较劲，吹奏十分卖力，悠扬的曲调，欢快的节奏，出神入化，和谐嘹亮，在我看来水平绝不比电视舞台上所看到的差。新娘大多披戴长裙曵地的婚纱，也有着丝绸唐装的。新郎则一律西装革履，一个个潇洒英俊，神采飞扬。队伍的后边，是用气球和红绸装扮过的车队，小轿车数量不等，座位大多空着，工具车上则满载冰箱、彩电、立柜、摩托、被褥等生活用品，一一显示着各家的实力和对婚事的重视。队伍行进中，不断有人向空中抛撒彩色纸屑，五颜六色的花雨在和煦的阳光中纷纷扬扬，飘飘而下，极力渲染着婚礼的祥和、喜庆。
弟弟说，今天日子好，城里办喜事的有二十来家。年前家电脱销，现在又把婚庆公司忙坏了。忙是忙，也大捞一把，赚美了。
母亲耳背。按儿子的说法，她只管神情专注地“检阅”着街上的人流。在偶尔回头呼应大家的欢声笑语的刹那间，我发现，她的笑容竟是那样灿烂，生动。几个月来难熬的病痛折磨、几十年艰辛的家务操劳写在她脸上的愁云不见一丝踪影，定格下来的，只是这迷人的、极富感染力的笑意。
最欣赏母亲的，当然是儿子。他在奶奶身边长大，上小学时才跟我们到延安，对老人家格外崇拜，亲昵。这时见他一手搂着奶奶的肩膀，一手指着窗外，大声哄逗：老太太，好不好？
母亲先是茫然，随即会意。连说好，好。
文明不文明？
文明。说这两个字时，母亲多少显得生涩。
大家使劲哄笑。
儿子又问：满意不满意？
满意。迟疑了一下，又说，也不甚满意。
众人一怔。
太铺排了，太“能艳”（招摇）了。有钱，也不能这么糟蹋。
母亲说，你看现在的年轻人，是疯了还是魔了，好好的头发，硬要染得花里胡哨，见天儿成伙结队的，不是打架，就是赌博，也没人管管。
见要扯开话头，弟弟“果断制止”：行了行了，您尽报忧不报喜，老脑筋不改！
什么喜哩忧哩？母亲显然要争辩：从前的社会……
儿子显然以奶奶高水平的发言深为自豪，一边向大家挤弄着眼睛，却反过来加入“大批判”：
老太太，二爸说得对，要与时俱进哩，记住老邓的话：发展是硬道理。
又是一轮哄然大笑。
这个春节，全家人就是在这种欢快舒心的气氛中度过的。临走时，弟弟特地叮咛，以后不要再往家里捎东西了，现在什么买不到？北京有的，瓦窑堡应有尽有。而母亲只是一句话：
抽空儿就回来，北京有什么好待的！
（选自《都市美文》200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