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好梅
我父亲的名字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跟中国电影紧密相连的，而电影又是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之一，这样父亲的名字也就被人们所熟知了。
父亲去世后，不少人曾写下有关的回忆，我们家人却从未写过些什么。现在这篇文章的内容，只是我回忆中有关父亲的一些片段。
一、“你爸到底会什么？”
我从小就知道，父亲是“搞电影”的，但到底什么是“搞电影”，又是怎么个搞法，却并不清楚。
记忆中父亲除了上班，在家时总是在伏案工作，我很少去书房打扰他——不是因为懂事，而是因为他根本不会跟孩子玩儿。偶然进去看看，他便折一只纸青蛙给我。好像是只会折这个，没有其他花样儿。有一次我拿了个小娃娃进去，要求给它做件衣服，他就找了一根布条，把娃娃捆上，说是衣服做好了。我举着小娃娃出去，告诉别人：“这是我爸给它做的衣服！”闻者无不微笑点头说：“做得挺好！”
伏案累了，父亲就走出书房，背着手在院子里散步，边散步边“想问题”。好几次我跟在他身后学他：也背着手，抬着头，若有所思地迈着方步，被家人看见笑坏了。那时我也就三岁多，据说学得相当神似。
一天北影导演凌子风来我家，耍了各种花样给我们看，比如变个魔术啊，做个鬼脸啊等等。他边耍边得意地问：“你爸会这个吗？”“你爸会那个吗？”我摇着头说不出话来。后来他一直追问：“你爸会什么？说啊，他到底会什么？”我被逼急了，突然大声回答：“我爸会散步！”此话一出，引起哄堂大笑，从此在我家成了经典段子。
前些天看一个旅美女作家写的散文，说她上大学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那时她非常敬佩一位著名的启迪民智的学者——他主编了一套大型丛书，号召中国走向世界大循环。这套书在知识分子中受到高度评价，一时洛阳纸贵。
多年后那个女作家在美国结识的一位女友，正是那个学者的女儿，于是她常和她谈起她的父亲，并又一次重读他充满智慧的著作。而那位学者的五个儿女都学理工，她们从未读过父亲的著作，也一点儿都弄不清父亲这一生究竟在做什么。在她们心目中，母亲才是家中的支柱，而父亲只是一条书虫。
那个女作家感叹：人们遗传了自己的很多生理基因给后代，却无法遗传自己的思想。她说：“隔行如隔山，就是至亲，也是如此！”
我觉得我们家的情况也有些类似。父亲在家什么事都不管，除了星期天偶尔带我们去公园玩玩儿，平时很少能见到他。早上我们起床看不到他，晚上睡觉时他常常还没下班。
母亲常常抱怨说，家里的有些事应该是男人做的，比如敲个钉子啊，修理个小物件啊等等。可是这些父亲都不会。有一次我病了，母亲女权思想大发作，问为什么孩子病了请假的总是她？于是父亲只好破天荒地带我去了一次医院。可是回家后，面对母亲提出的所有关于如何吃药如何将养等问题，他一句也答不上来。母亲就此认命，以后还是她带我们去医院。
因此，我小时候也一直认为父亲什么也不会，比母亲差远了。有一次我跟他去电影协会看电影，之后很多人在一起吃饭。好像是快到新年了，饭桌旁大家一起拍手说：“欢迎陈局长讲话！陈局长，给我们讲几句！”父亲温和地笑着推辞说：“今天就不讲了！大家好好吃饭！”可是人们坚持要他讲。我不禁担心极了，觉得他一定什么也讲不出来。后来他讲了几句平平常常祝贺的话，我这才放下心来。
二、“跟我看片子去！”
小时候我家住在北京西城的宝产胡同里，是北影厂的宿舍。这儿原来是一座王爷府，被日本人占过，在内部做了些改动。我家所在地是王爷府的花园部分，原来是个大戏台及其穿堂，被日本人改造成了住人的地方。里面有大大小小好几个房间，有的房间被日本人安上了拉门。父亲的书房就在朝北的一个小屋里，里面有一桌一椅，一张可以打开的沙发床，以及一排书架。
院子里面住了十几户人家，包括崔嵬、田方、于蓝、海默等著名的演员、导演和编剧，所以我们经常听到关于“下生活”、“改本子”、“拍片子”之类的术语。我觉得别的叔叔阿姨的工作一听就能明白，唯独父亲的工作我想不出来。这就像在小学里，我知道老师是干嘛的，就是不明白校长整天忙些什么。有一次校长来我们班听课后，我忍不住问二姐这个问题，她只告诉我说校长很重要，可他到底在干什么，她也说不上来。
当然，我们对父亲的工作还不至于一点儿都不了解。那时他常常在出门前匆匆交代：今天去电影局开会；或者，今天去看片子。所以幼时的我一直认为，父亲的工作无非两类：开会和看片子。
有时赶上假期，片子的内容又适合小孩子看，父亲就会带我们一起去看。那地方离我家不远，出胡同西口坐四分钱的公共汽车就到。有一个星期天，我们院儿里的小孩儿分了两拨人马打仗玩儿，一个个跑得蓬头垢面，气喘吁吁。这时父亲出现了，叫住大家说：“今天审的是儿童片，跟我看片子去！”于是所有的孩子立刻欢天喜地大呼小叫地一起出发了。上了公共汽车，父亲才开始一个个数人，再按人数买车票。
还有一次，先审中国片，然后是苏联电影《复活》。父亲觉得后者不适合孩子看，就让母亲带我们先回家。可我姐不肯，在放映厅里绕着椅子跑，母亲追不着她，只好作罢。多年后我姐告诉我，她还真看进去了，而且记得很深。有一个镜头是，男主人公在法庭上看到女主人公，觉得似曾相识，便举起单柄眼镜来辨认。镜头随之一点点推进放大，人物特写越来越清晰，然后又慢慢淡出……还有男主人公坐在灯火通明的火车头等舱里吃喝玩乐，而凄风苦雨中的女主人公在外面看见了他，想跟他说话而不得……那种非常非常美的画面和鲜明的对比都让她感到震撼。
现在想想，我们真跟父母看过不少电影。很多电影从开拍到公映，前前后后看了多次，比如《东方红》就看了五六次，“文革”前没来得及公演的《阿诗玛》也看了好几次，所以往往知道这片子原来什么样，公映时又是什么样，并且知道，这中间的修改过程就和父亲的工作有关。因为每次在放映厅，一到换片时大人们就开始议论，看完了以后大人们往往还要开会，我们就在外面边玩儿边等。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我们就知道了父亲在忙些什么。
比如，母亲在电影学院教表演。她对表演的要求很高，常说剧本再好，表演差也无法忍受（这直接影响了我对文学作品的要求，那就是故事再好，语言差也无法忍受）。有一次她看了一部战争片，一个战士受了伤，而那个演部队首长的演员却打着官腔，拍着他受伤的肩膀……母亲对这种不合理的表演深恶痛绝，回来后一直追着父亲说：“光抓创作有什么用，再不抓表演就不行了！再说为什么不能一起抓呢？”（后来父亲确实开始“抓表演”了，据说下面顿时一片歌颂声，说他抓得多么多么及时，只有母亲说，及时什么呀，早就该抓了！）
这样我们就知道父亲那时是在“抓创作”，其实就是“抓剧本”，“文革”中大肆批判的那几部电影“大毒草”《林家铺子》、《舞台姐妹》和《早春二月》就是他大力“抓创作”的成果。
父亲的工作对我们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其一是，我们从小接触的文学作品大多是剧本，有的是纯粹的剧本，有的是电影文学剧本，还有的是分镜头剧本。就连小人书，我家也只有电影出版社出的电影小人书，我一直以为这才是正宗的呢。这样我后来看小说，出现在眼前的总是一个个场景（听说这样的人应该去学导演，不知真假）。本来以为别人都跟我一样呢，后来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其二是，我们都不喜欢看歌舞节目。有歌舞之类的演出，父亲从不带我们看。他的一句口头禅是：唱歌跳舞有什么好看？结果在他的影响下，我们也只喜欢有故事情节的艺术形式。（后来到了新加坡，由于缺乏艺术生活，我有两次买票去看国内来的歌舞演出，每次都看得不耐烦。我痛下决心地跟丈夫说：以后我要再作如此打算，你就用我爸的口头禅提醒我！）
其三是，我们很快学会了如何判断电影作品的优劣，那就是能否令人“入戏”。特别是长大以后，审美观鉴赏力都已形成，那么如果一部电影能令我入戏，肯定是不错的，如果入不了戏呢，那它一定有问题，或是情节不合理，或是语言不贴切，或是表演不到位……
三、“戴着镣铐跳舞”
那时家里的客人总是很多。找父亲的一般都是来谈剧本的，而且大多是谈了就走，而来找母亲的一般是她的同事或学生，在这儿又玩儿又闹又留下来吃饭，比父亲的客人有趣多了。
来谈剧本的有时也包括我们院儿的大人，经常是晚上下班以后才来。那时父亲的小书房里就变得灯火通明了，平常父亲是只开台灯的。而书房传出的声音也时大时小——有时大家七嘴八舌，乱成一片，甚至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有时忽然没声儿了，那就是父亲在说话。他的声音一向很小，所以他一开口，所有的人都会静下来，全神贯注地看着他，听他说些什么。有一天他们正准备谈《烈火中的永生》，却发现少了一套剧本。父亲立刻轻车熟路地来到我们的房间，拉开抽屉，那剧本就在里面躺着呢。看来父亲早就知道，我们是常常偷他的剧本去看的。
也有些客人是来找父母两个人的，那就是他们的老朋友了。我印象较深的是，这些客人看到我们姐妹几个，常常会问一句话：“以后长大了干什么呀？也像你爸妈那样搞电影吧！”这时母亲总是立即表态说：“她们不搞电影！”父亲则像平常那样温和地笑笑，不置可否。
后来我家几姐妹果然没有一个搞电影的。现在想来，可能这还真跟母亲多次坚定表态形成的潜移默化有关——在我们的心目中，我们与“搞电影”是毫不相关的！（但我大姐的两个女儿却分别进入电影学院文学系和北师大影视编导专业学习，现在都以写剧本为主业，这到底应该归功于我家的遗传基因呢，还是归功于她们的母亲没有像我们的母亲那样坚决地对此表示反对呢？）
“文革”后不少电影世家的第二代都开始拍电影，我也终于知道这是一件多么好玩儿的事情，于是这才想起问母亲她反对我们“搞电影”的初衷，但她却说不出所以然来。
最近母亲才告诉我，这工作太不好做了，自从父亲开始管电影，就麻烦不断。他说过，这辈子从来没听过那么多批评，也从来没做过那么多检讨！他那么喜欢电影的人，弄得后来看电影都得不到享受，光忙着在那儿琢磨了！
曾读到这么一句话，叫做“带着镣铐跳舞”。我觉得，父亲那一辈搞电影的人，无不是这样的舞者。他们一方面笃信文艺为政治服务，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最高宗旨，另一方面又追求文学即人学这样的艺术境界。偏偏这二者常常发生冲突，他们的命运也就常常随之发生变化。而且，如果只是思想上的冲突还好，偏偏还有很多政治上的风波，更是他们这些人无法避免，又永远搞不明白的。
1965年就是这样，在文化部的所谓大整风中，父亲首当其冲地受到批判。我们虽然小，也能感受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那些日子父亲整天在家写检查，倒是不那么忙了。而在广播里时时传出的点名批判文章中，虽然还是一口一个“陈荒煤同志”，口气却极为严厉。
那时我大姐在外地上大学，而我整天只顾着玩儿，对这些事儿并不关心，只从我二姐那里听到一些只言片语：“咱爸犯错误了，以后不能搞电影了！”后来她又神秘地告诉我：“咱家要搬到重庆去了！”
果然，不久后的一天，父亲把我们叫到院子里坐下，郑重地说要跟我们“谈谈”。这是他第一次跟我们长篇大套地谈话，好像是要把近来的事向我们做个交代。但我什么具体内容都不记得了，只记得他说让我们在家听妈妈的话，他要先去重庆上班了。
四、“何日君再来？”
父亲离开北京时院儿里的不少大人都去火车站送行。田方伯伯和崔嵬伯伯是明星，引起了很多人的注目，他们就笑眯眯地掏出墨镜戴上。火车开动时崔嵬伯伯眼眶里闪着泪花问父亲：“何日君再来？”而我二姐眼圈也红了，她毕竟大我一岁多，可能心里比我更清楚一些。
送走父亲后崔嵬伯伯和海默叔叔带我们去东安市场吃东西，在那儿我们第一次吃到放在汽水里的冰激凌。海默叔叔对我姐为什么哭，我为什么不哭似乎很感兴趣，老想探讨其原因，估计是他的作家天性使然。但我们什么都说不出来，他只好认定：我二姐比较重感情，我比较麻木不仁。（后来海默叔叔在“文革”中被电影学院的红卫兵打死，我知道后也没有太感意外——那时这样的事太多了。）
父亲到重庆后常常来信，说他现在是分管工业的副市长，正在各个大厂跑，准备熟悉工作。我只记得信中一些令我感兴趣的内容，比如那里的树冬天也是绿的等等。他还照母亲的吩咐，把那儿的小学和初中课本寄来让我和二姐预习，并且告诉我们，他买了一个乒乓球台，以后我们到了重庆，就可以天天打乒乓球了。这样我们慢慢地对去重庆有了些期待。
在重庆，父亲离开了电影界，终于可以轻松地看电影了。但他说，还是不行，总是边看边想：这里导演处理得不错，那里本子似乎有些问题……
接着“文革”开始了。刚开始是批判三家村，很快战火就烧到了父亲。《重庆日报》有一天头版头条转载了《中国青年报》的文章，题目是关于夏衍和陈荒煤在北影厂推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路线。文章发表前市委跟父亲打了招呼，父亲也跟我们打了招呼。我虽然以麻木不仁著称，心里还是知道，我们的生活将要发生巨大的变故了。
果然，父亲很快被文化部召回“说清问题”，我们送他到重庆机场，看飞机起飞后才离开。那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父亲要到八年多以后才能够回家，而且是以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方式，被分配到重庆图书馆，在库房整理书籍。
父亲回重庆后，图书馆的几个爱看书的年轻人常常去找他谈天，其中有后来非常著名的学者。我们知道父亲被关了这么些年，却依然不知政治斗争的险恶，对这件事就有些担心，怕他再被扣上个毒害青少年的罪名。
有一天那几个年轻人到我们家来找他，一进我们那又黑又窄、堆满了煤炭炉子的走廊就叫：“荒煤呢？荒煤呢？”看到坐在屋里的父亲后，更是大声叫道：“哈哈，荒煤！荒煤在这儿呢！”一下引了好几个邻居出来看。我从小就不喜欢“讨厌的男生”，又反感他们直呼其名的无礼，当即脸色就很不好看。可父亲倒是一点儿也不以为忤，跟他们谈笑甚欢。
后来似乎是为了平息我的不满，父亲用赞叹的语气告诉我：“他们看了好多书啊！”我没好气地回答：“那有什么了不起，我也看了好多书！”
父亲这才知道我们这些年看了不少世界名著，对此好像有些担心，也颇有些欣慰。从此，他在整理库房时看到文学名著，就会偷偷带回来给我们看，等我们看完了，再偷偷拿回去。记得有好几本狄更斯的小说我就是这样读到的。
那时“文革”已到后期。不久后，除了那些年反复上映的电影“老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和几个样板戏外，终于又出了几部新电影，比如《决裂》、《春苗》等等。它们的内容当然是极“左”的，但对于多年没有新电影看的老百姓来说，这几部电影的公映还是相当轰动，以至于一票难求。
我那时刚从农村回来不久，在重庆朝天门码头当搬运工。每当搬运社里组织看电影时，我都想办法多买一张票，带父亲去看。但他看了两三部后就不肯再看了，说是听不清。我们知道在关监狱期间，父亲因病打了好多天链霉素而导致听力受损，但他平时跟我们说话并没有障碍，估计那些电影给他的感觉太不好了吧。
五、“能帮就帮一点儿嘛！”
等到终于熬到了“文革”结束，父亲在夏衍伯伯的帮助下得到平反，回到北京。那时他工作热情高涨，六十多岁了，还是整天不着家。他在文学研究所当了一阵所长，又回到文化部工作。那时我们家人各忙各的，基本上互不过问。但我还是知道，有一阵子父亲在平反文艺界的冤假错案上做了大量工作，在否定所谓十七年文艺黑线的战斗中是一名勇将。同时，他在极“左”遗风尚存时期发表的各种文章和讲话都非常大胆，常常让读者或听者为他捏一把冷汗。我的重庆同学看了他发表在报上的《阿诗玛，你在哪里》后就跟我说过：“你家老爷子可真敢说啊！”
那时我二姨夫严励（张瑞芳的丈夫）在上海电影局担任艺术处的处长，也以敢说著名。有人向他打趣说：你们两个连襟一南一北，彼此呼应得够默契的呀，要是再来一次文革，看你们怎么办？我二姨夫公然在大会上回答：“再来个文革，老命休矣！”
有人这样评价父亲，说他历年来的表现是：一有运动就挨整，那时就会收敛一下，可是只要风头一过，他又会大力宣传他那套人性论的文艺思想。可见在他的内心，这条所谓“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是多么根深蒂固了！
我也知道，父亲在扶持文坛新人上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那时我家门铃常响，我们只要打开门，就会看到外面站着各种各样的作者，准作者、预备作者等等。他们是通过各种渠道找上门来的，带着他们的作品，准作品，甚至只是一些构想，一些框架……
有几次父亲不在，我或我姐还招待过其中的一两个人。
记得有一个不修边幅的四川老头儿，他的脸，他的衣服，他的书包都皱皱巴巴的。他在北京见了很多文化界的名人，全都跟他们合影，再把这些合影贴在一个皱皱巴巴的本子上到处展示。他的作品是《诗经今译》，已经出书了。他用浓重的四川话读他的译文给我们听，强调说：“我跟别人不一样哟，我是以诗译诗，以诗译诗！”
我看着那本有些脏兮兮的书，一直怀疑地追问：“这是你写的？真是你写的？”他被追问急了，大声叫道：“小妹儿，你不要以貌取人！”后来他把我们姐妹三个的名字都问了一遍，在书的内页上写了长篇的半文半白的留言，称父亲为“荒煤兄”，我们姐仨儿被称为“世妹”，还专门感谢“好梅世妹”的盛情接待呢！
还有一个小伙子，雄心勃勃地想要写一部完整的中国电影史，为此带着大纲到处乱跑，无心上班，跟单位领导关系很糟。我们认为他好高骛远，所以一致劝他先把本职工作做好。他听了表示很受启发，但不久后又抱着大纲来找父亲了。后来好像他还真折腾成了，我记得我们曾经为此感叹有志者事竟成。
有一个和我们一起在四川插队的知青，把她写的回忆文章寄来给我二姐，我看后用四个字做评价：有事儿，没味儿。父亲看了之后，却先按惯例肯定一番，才说批评的话，指出作品缺乏文学性。那朋友弄不明白，还一直写信来追问，要加点儿什么具体内容（事儿）才能有文学性（味儿）？
如果父亲在家，就常常会跟上门来的客人谈上好一阵，而且跟我们不同，他在他们身上都能发现闪光点。有时客人走了之后，他还会意犹未尽地叹道：“他的想法真不错！”
有时我们会劝父亲说，现在的社会很复杂，你还是爱惜一下你的名字吧，有人会利用你的名字包装自己呢。
这并不是空穴来风。听说有一位作者就把父亲写给他的信断章取义地发表了——说来可笑，父亲又是按惯例在信的前半段对他的作品说了些肯定的话，比如题材还是不错的啊之类的，其实只是客气话，后半段话锋一转，“但是”之后指出了种种不足，那才是重点内容呢，但人家就能只把前半段发出来！
父亲听了我们的劝告总是温和地笑笑，不置一词。有一次我跟他说，真正的好作家你不扶持人家也能出来，差的作家你扶持也没用。父亲听了还是温和地笑笑，但这次他说了：“能帮一点就帮一点嘛，有的作者还是需要帮助的！”
六、“好人啊！”
现在想想，父亲对我们从来都是温和的。他多次提议我拿起笔来写作，我却执意不肯。有一次我从新加坡回来跟他天南海北大大地聊了一番，他还鼓励我说：“你把你说的这些写下来就行！”可是每次我都振振有词地拒绝说：“我不爱写东西！”“你现在写什么都有人给你发，我就不行了，说不定呕心沥血也没人理呢！”“你天天写也不过如此，我再怎么写也超不过你的境况，那又何必麻烦呢？”父亲听了这些强词夺理也都一笑置之，从不反驳。倒是母亲针对我的第三句话表示反对，她说：“大狗要叫，小狗也可以叫嘛。”
父亲的温和还表现在为人处世上。我听闻多次，说是文化部的司机都最听他的，那时需要用车时，别的人要不出来，只有父亲因为人缘好，司机随时都愿意出车。后来他有了专用车，跟司机小陈的关系也非常好。有一天晚上小陈夫妇吵架，女方抓起电话找父亲哭诉，父亲在电话里训了小陈一顿。第二天是星期天，父亲出门散步，看见他们两口子正亲密地手挽着手在街上走呢，气得他作势要打他们说：“你们倒好得快！可害得我一夜都没睡好！”
而我从小陈那儿听来的是，你爸太不会做官了！人家都知道给自己弄点儿好处，你爸什么也不会！
这些年来，我们越来越多地通过各种渠道得知，父亲在文化界（包括电影界）多年，威望很高，口碑非常好，尤其是主创人员都很喜欢他，认为他是一个懂创作的领导。我想这就是所谓“内行领导内行”吧。
父亲去世后，来家里吊唁的人纷纷叹息：“好人啊！”我原来并不认为这有什么，现在想来，这应该是对一个文化界的干部的最高评价了！
（选自《红豆》201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