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我接到了苏黎的电话。苏黎说老兵死了，公安局去人了，确定是正常死亡，时间在昨天下午六点左右。我是五点半左右走的，只隔了半个小时，老兵怎么就死了呢？
“姐，你怎么不说话？你不要有负担，我们都这样分析，老兵以前是有心愿未了，才坚持着这口气，你不是答应他写书吗？是你让老兵闭上眼的，你真正做到了临终关怀，我们都自愧不如！”
苏黎的意思是我让老兵死了，是做了一件善事？这是什么事啊？让我别扭得想撞墙。
连续三天，老兵的丧事办完了，自始至终我都帮着苏黎他们料理老兵的安葬，借此安抚我内心的不安。
老兵走了，他带给我心里的那种冲击也随之减弱了，写书也就是一个突然产生的想法而已，罢了。不料，苏黎的一个电话又把我放下的念头提了起来。苏黎说，“姐，你是鸟作家吧？老兵有遗言，他的所有财产都给鸟作家做写书经费。”
“什么？”
“姐，你发横财了，老兵的拆迁补偿款和房子都归你了。”
“我怎么能接受这笔钱？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这不存在你接受不接受的问题，更不存在人格问题，这是老兵的遗嘱，我们没有任何权力处理这笔钱。你不接受让我们怎么办？”苏黎一字一眼，有点不容置疑的官腔。
“那是你们的事。这样，这书我不写了，就不存在经费之说了。”
“老兵的遗嘱上没有写如果你不写，这笔钱怎么处理，所以，这钱你必须接受。”
“我如果就是不要呢？”
“姐，接受这笔钱吧！这是我的工作，你不要，叫我怎么办呢？悬着，就是我没有完成工作任务，年度考核挂了，硬伤，谁想提我都提不了。姐，好事做到底，你明早十点到我们单位来一下，我在单位门口迎你。就这样，挂了。”苏黎急忙挂了电话。
突然飞来一笔横财，你不要都不行，世上竟有这样的事？我突然觉得这事有些诡异，想着想着，就想到诈骗上了，一旦想到了，就越想越像了，最后我几乎可以认定这是一个组织庞大又缜密的诈骗集团，从那个路边倒下去的老太太到俩警察到老兵都是骗子。现在是一个防火防盗防坑骗的时代，骗子什么招数没有？我决定明天到政府去一趟，但绝对是先“深入敌后”找苏黎，找不到苏黎，我就报警。我绝不会被骗子引到茶社等其他地方套我的银行卡信息的。
区政府上班的时间是早九晚五，我怀着端掉一窝骗子的豪情壮志，九点十分进了芙蓉区政府找苏黎，结果我见到了苏黎。我脸一下子发烫了，我把自己搞到了一个“不是不要钱么，怎么会来得这么早”的难堪境地。还好，苏黎好像没这么想，很快进入了一本正经办事的状态。
我看了老兵留下的遗嘱后，才知道老兵叫钱满仓。这个钱满仓能给鸟作家多少遗产呢？苏黎给我拿出了若干文件、若干数据，让我学习、过目，然后征求我是要分房还是要折成钱，我说你随便。苏黎不嫌麻烦，把两种结果都给我算出来了，如果要房，按最小套的算，需要我再补三十八万，如果不要房，折成钱是二万六千三百四十六元。老兵的住房只有十二点三平方米。
这就是我飞来的横财。
“姐，你决定，如果你嫌房子小，我给你算套大的。”
“不，折钱吧！”
我决定要这笔钱了，第一我来了个大早，已经给人有了迫不及待的印象，覆水难收，不要就是装君子，更让人不齿。第二我已经知道这个数字了，再说不要，就有嫌钱少的嫌疑。
大概是怕我反悔，这笔钱没有让我走烦琐的法律程序（也许政府替我走了），真像天上掉下来一样，快捷得不能再快捷地飞到了我手里。我手捧着二万六千三百四十六元问自己，这只是钱吗？回答：不是。
不是，我就应该考虑真写书了。
事情刚过去一天，苏黎又来电话了。我说，“我现在都怕你电话了，不会跟老兵有关系吧？”苏黎说，“姐，您说着了，真跟老兵有关系，关系大了。姐，连战要来西安城了，我们策划了一个国民党抗战老兵关怀座谈会，请您现身说法，还请您说一说写书的事，当然，也并不是要求您一定要写书。姐，您好事做到底……”
我一口答应了，无论如何那钱还是钱，拿了人家的手软。这时我感到“好事做到底”这句话是有颠覆性错误的，坏事能做到底，底就是法律审判的枪声，好事与坏事的行进方向相反，好事是向上的，越多越久就越高，未来也许有顶，也许没有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