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不管你多少收租子系数，官田数量在账册是确定的，按着种种系数来收租子，给上面押解的税粮、租粮是死数据。可好田没了，劣田没人承租，收不到租子，怎么办！
那就找好欺负的人来收拾，百姓的下等田给你改成中等田，中等田改成上等田，士绅的中上等田又各降一等减低收税系数。
这就是收税的基本情况，即一个地方给中枢的税从始到终都是一样的，与账面上土地数量绑死的。一百多年下来中枢账面上的收入年年如此，根本看不到多少发展，就连人口也是一如既往的国初六千多万。这个官面的六千多万人口数据，会一直持续到天启、崇祯年间。之所以叫科税，是因为一年一科，也叫课税。地方拖欠严重，今年交不上那就记账，等你交上来再说。还不行，就换个能收上来的人去办事。有本事的官员从士绅手里捞一点就能补上那可怜的一点税，没本事的就欺压最底层的百姓，卖儿卖女也要补上！
明末加派的三饷之所以把北方人逼死，原因就是加派是按着田地数量来弄的。西北一亩地不见得能有八斗收入，扣掉税，还有加派。一亩地给你加派四五钱，地方上扯虎皮和你要四五两，摆明了不给活路，怎么办？造反咯！
所谓苏沪重赋，这两个府一年给中枢租粮两百多万石，比河南一省的税粮还要高，河南的税粮归中枢节度，租粮因为河南承担漕运疏通工作，给中枢的不多，多提留本地使用，或作为漕户的补充发下去。
租粮是官田收上来的说法，苏沪重赋的原因就是朱元璋这个吴王，对另一个吴王张士诚部众的惩戒。整个苏沪田地明初时几乎都是罚抄的官田，田租重的吓人。最夸张的是一家子祖上得罪过朱元璋，家里只有六分地，平均一亩年租是四石！
这些田地罚抄为官田，耕种的还是原来那些人，想跑都没出跑，乖乖待在那里种地去。
种种乱七八糟的政策下来，也就出现了秀才中举人，一帮族人、乡人贡献地契挂靠的原因。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享受到士绅的特权，那就是挂上种种政策好待遇，哪怕给举人一笔三成租子，那他们也是赚的。
因为他们不再是最底层的百姓，受到的乱七八糟杂税也将远离他们而去。
为什么收这些乱七八糟的杂税？地方捞钱是一回事，更主要的就是填补窟窿，将士绅掏走的那一个窟窿填上。
再说苏沪重赋，为什么明末加派三饷却不受影响？因为这地方土地产量好，一亩地等于河南三四亩，陕西六七亩。一家十亩地可以精细耕作，还有更多的时间去操持其他行业，所以手工业发达又弥补上了重赋收走的那部分，那么田地的高产足以养活一家子。然后有余力供应子弟读书，然后做官，一条良性循环。
而三饷加派是根据田亩数量判断的，有多少地交多少加派，这点加派对北方人来说比正税还要高几倍，对人均地不足一亩的苏沪而言，挠痒痒罢了。
这也涉及一个冷笑话，崇祯初期手里没钱又搞加派，朝中就争吵这条政策。东林二代钱龙锡启用，北上时因这个问题问前内阁姓陈的前辈，这位不敢得罪天下士绅高门，含糊说‘拔一毛可救天下’，钱龙锡是支持袁崇焕的，话传到袁崇焕耳朵里。
好吧，既然陈阁老都说了，那就为了天下，拔掉毛文龙这一毛……
扯远了，赵期昌这里开的荒地，收税的是卫衙门。也是根据规矩收税，先评定地的性质确立基础系数，再根据不同政策加成后减免，然后定下来就是科税，赵期昌每年交上去规定的税就完事了。
如果图省事他也可以对下面承租的各家玩这一套，可赵期昌准备好好治水，将土地搞精细化生产，那么玩一刀切，他努力下去吃亏的还是他。
他也看的明白，任何的措施都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变化，一条措施要不断打补丁修正。百亩一丁这种措施，一定要改。随着各家安稳扎根后，土地精细保养后产量上升，他要根据地产量摊派丁役。
合适的丁役训练，不合适的丁役用来做工，今后光眼下这点地盘，就得他发展十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