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彪悍够哥们，在中队长将我单独叫去，知道我可能凶多吉少的时候，借故上厕所，偷偷给指导员挂了个电话，报告了我一大早在看守所发生的事情。周彪悍虽然知道中队长对我也不错，但他担心中队长智慧没有指导员强，万一经不住法官和检察官的鼓噪，真的将我送警备司令部保卫科那就麻烦了。
但其实周彪悍前脚打小报告，后脚中队长就给在连队守家的指导员去了电话，同样报告了我的所作所为和我捅的大篓子。
当然，这些是指导员和周彪悍在事情处理完后告诉我的。
在当时，我所经历的是：指导员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一进门便给了我一巴掌，并有史以来地大声吼着说：“你是个混蛋！”
我像对待中队长一样继续不作声，还将头有意昂得高高，仿佛一个坚强的革命党。但在心里，我很高兴，亦很欣慰。我清楚，指导员看起来认真的教训我，其实有作秀的成分。既然中队长都不愿意将我送保卫科，特意打电话让指导员来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自然指导员更不会。撇开给整个连队带来的丑闻不说，单就我一年多来为中队争得的点滴荣誉，指导员和中队长都不愿意将赏识的手下交给保卫科，得个落井下石的名声。
虽然我从内心深处感谢和感激他们对我的信任和保护，但我的理智告诉我，我不能领这份情。我而且应该变本加厉，让每一位想替我开脱和保护我的人来恨我，来相信我的流氓本性，从而相信李毅的检举和揭发，也从而达到我所要达到的目的。
现在，事情的第一步已经完成，检察官和法官从中队长的证词中，证实了我殴打看守的行为不假，那么检察官和法官就有理由相信李毅揭发的另外的隐情也可能是真。既然有可能是真，就得调查和落实，就得按程序来执行和实施法律的“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的宗旨。
可现在危险的是，如果检察官和法官出具的李毅死刑的暂缓报告送上去后，上级部门经过调查，我们的机动中队的中队长和指导员一致认为我是一位好同志，只是喝了点酒或者其他的原因偶然失守打了看守，中队已给予警告或关禁闭的处分了，希望上级部门看在这个好同志、好战士以往表现优秀、获得过二等功的份上，给他改正错误、悔过自新的机会，让他继续为中队、为总队、为社会主义的长治久安出力......
如果这样，我计划中的第二步就无法实现，我也就可以顺利过关，而李毅却仍然就地枪决。那么，我的苦肉计也就泡汤，我苦命的兄弟也就命丧黄泉、烟消云散。
因此，我无论如何要阻止指导员和中队长两个“沆瀣一气”地来保护我！
在当中队长出门，留下指导员一个人“审问”我的时候，我的脑子又运转开了。我决定，必须将自己扮作成一个失去理智的家伙，对指导员也同样来一顿不分青红皂白的痛打。尽管我心中是十二分的不情愿，不忍心，但想想李毅，想想我这个兄弟，便一切都要为它鸣锣开道了。
我的右手被拷在办公桌的桌腿上，指导员问我喝不喝水，我“嗯”了一声。指导员于是小心翼翼地倒上一杯白开水，对我边摇头边叹气，心中明显是恨铁不成钢。
我不吃他这一套。当水端到面前时，我左手一扫，“哐当”，将杯子打碎在地，而滚烫的开水则泼洒到指导员的身上，也飞溅到他的脸上。并且，在同时，我的左脚蹬出，用力地踢在指导员的右腿上，他顿时痛不欲生，一手抱脚，一手抱脸，虽然没有叫，但皱着眉忍着，一会儿后，大声叫来了通讯员。
他无论如何想不明白一向在他面前温顺的学生，居然向老师发起了攻击。
通讯员见状，惊慌失措。
指导员指着我对通讯员喊：“给我揍他！他是疯子！”
通讯员当然要服从领导的命令，何况通讯员也不是我的哥们，只是简单的战友关系而已。通讯员眼睛四扫，瞥见墙上有一根警棍挂在那里闲着，便顺手一扯，将棍子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脸上露出不经意的冷笑，也像我刚才打指导员那样，不管三七二十一，对着我的腿，我的胸就是一顿乱劈。
我咬着牙，身子颠覆起落，痛得昏死了过去。
大约一个小时后，警备司令部保卫科的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