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卜拉东·卡拉他耶夫说了一个长故事，说他到别人家的树林里去找木材，被看守人抓住，他们鞭打他，审问他，送他去当兵。“哦，好朋友，”他说，他的声音因为微笑而改变着，“我们认为那是不幸，结果却是幸事！假如不是因为我的罪过，我的兄弟便要去当兵。但我的兄弟有五个小孩，我呢，你知道，只是留下一个女人。我有过一个女孩，但在我当兵之前，上帝把她拿去了。我告了假回家。我要把情况告诉你。我看到他们过得比从前好。牲畜满院，妇女在家，两个兄弟在外面挣钱。只有顶小的弟弟米哈益洛在家。父亲说，孩子们都是一样的：无论咬了哪一只手指，都要痛的。但是假如不是那时候把卜拉东剃了头去当兵，米哈益洛便要去。他把我们叫到他面前去——你相信——要我们站在圣像前面。他说，米哈益洛，到这里来，跪下来，你，妇女，也跪下来，孙儿们，跪下来。他说，你们明白吗？就是这样的，我亲爱的朋友。运命是注定的。我们总是批评哪个不好，哪个不适宜。我们的幸福，好朋友，好像拖网里的水；你拖，它胀起来，但是你把它拖了出来，什么也没有了。就是这样的。”
卜拉东在草秸上换了个地方。
卜拉东沉默了一会，站起来了。
“啊，我看，你想睡了吧？”他说，开始迅速地画十字，低语着，“主耶稣基督，尼考拉圣徒，弗罗拉和拉夫拉，主耶稣基督，尼考拉圣徒，弗罗拉和拉夫拉，主耶稣基督！可怜我们，救我们！”他说完，跪到地上，立起来，叹口气，又坐到草秸上。“就是这样的。上帝，让我睡下来像石头，站起来像面包。”他低语着，然后躺下来，把军大衣拉到身上。
“你念的是什么祷告文？”彼挨尔说。
“啊？”卜拉东低语着，他已经快睡着了。“我念什么吗？我向上帝祷告。你不祷告吗？”
“不，我也祷告的，”彼挨尔说，“你说的弗罗拉和拉夫拉是什么？”
“啊，当然，”卜拉东迅速地回答，“他们是马神了。我们也该可怜畜牲，”卜拉东·卡拉他耶夫说，“啊，贱货，你蜷缩起来。你暖和了，狗崽子。”他说，摸了摸脚旁的狗，然后转过身，立刻就睡着了。
外边遥远的地方传来了哭声和叫声，从棚板隙缝里看得见火光；但是棚里是黑暗而寂静的。彼挨尔好久没有睡着，在黑暗中睁着眼躺着，听着躺在身边的卜拉东的均匀的鼾声，并且觉得，先前破碎的世界，现在带着新的美丽，在新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上，在他的心灵中活动起来了。
13
在彼挨尔住了四个星期的棚子里，有二十三个俘虏的兵，三个军官，两个文官。
他们后来在彼挨尔的记忆中都印象模糊了，但是卜拉东·卡拉他耶夫在彼挨尔的心中永远保留着最生动最亲切的印象，并且是一切善良的、圆形的、俄国的东西的化身。第二天黎明彼挨尔看见他的邻人时，某种圆形的东西的最初的印象，充分地证实了：卜拉东穿了法国军大衣，腰间系着绳子，戴着军便帽，穿着草鞋，他的整个身躯是圆形的。他的头是完全圆形的，他的背、胸、肩，甚至他的总是好像准备要抱什么东西的胳膊，都是圆形的；他的可喜的笑容，他的亲切的棕色的大眼睛，都是圆的。
卜拉东·卡拉他耶夫，从他这个老兵所参加过的各战役的叙述上看来，一定有五十岁了。他自己不知道，也不能确定他有多大年纪；但是他的明亮的、洁白的、结实的牙齿，都是良好的完整的，在他发笑时（他常常发笑），便显得是两个半圆圈儿；他的胡子和头发里没有一根是白的，他整个的体态显出灵活的样子，特别是坚强和耐劳的样子。
他的脸上虽然有细微的圆皱纹，却有天真和青春的表情；他的声音是好听的、唱歌般的。但是他的言语中的主要特点是直截了当和恰到好处。他显然从来没有思索过他所说的以及他要说的话；因此，在他的音调的迅速与真实中含有特别的不可抵抗的说服力。
在囚禁的初期，他的体力是那么充沛，行动是那么灵活，似乎他不知道什么是疲倦和疾病。每天晚上他睡倒的时候，他说：“主啊！让我睡下来像石头，站起来像面包。”早上起来的时候，总是同样地耸动肩膀，说：“睡下来，把腰一弯；站起来，身子一抖。”确实，只要他一躺下来，便立刻睡着了像石头一样，只要他身子一抖，便立刻，没有片刻的迟疑，着手做事，好像小孩一起身就要去玩耍一样。他能做一切的事情，做的不很好，但也不坏。他烘面包、做菜、缝纫、削铇、补靴。他总是忙着，只是在夜晚，他才让自己说说话，唱唱歌。他是爱说话的。他唱歌，不像那些知道有人在听的歌者们唱的那样；他唱歌却像雀鸟唱歌一样，显然因为他觉得，这些声音是必须发出来的，正如同人必须伸腰或者散步一样；而这些声音总是尖细的、温柔的，几乎像女性的、忧郁的。在唱的时候他的面孔是很严肃的。
被俘之后，他留了胡子，显然是抛去了一切强加于他的、格格不入的兵士的习惯，不觉地恢复了从前农民的那种习惯。
“退伍的兵士——衬衣又放在裤腰外边了。”他说。他不愿说到自己的当兵生活，然而也不抱怨，他常常说，在他整个的兵役期间，他没有被打过一次。在他说话时，他大都是说他从前的、显然为他所珍惜的回忆，如他所说的，“基督徒”生活的即是农民生活的回忆。他的言谈中充满了俗语，这些俗语不是兵士们所说的那种大都是下流粗野的俗语，而是民间的俗语，这些话，单看时，似乎毫无意义，但是适当地说出来时，便顿时显出高深的知识。
他说的话往往和他先前所说的话完全相反，但两方面的话都是正确的。他爱说话，并且说得很好，运用着彼挨尔以为是他自己发明的亲切字眼和俗语来润色他的话；但他的言语的主要魅力，就是那些最简单的事件，有时正是彼挨尔看见而没有注意的那些事件，在他的话里都显得是严肃而恰当的。他爱听一个兵士在晚间所说的故事（总是同样的故事），但他最爱听现实生活的故事。他快乐地微笑着，听着这些故事，时而插言几句，提出问题，要弄明白他所听的那些故事中的道德教训。彼挨尔所了解的恩情、友谊、爱情，是卡拉他耶夫全都没有的；他也曾爱过，也曾和他生活遭遇中的一切，特别是和人——不是和某一个人，而是和他所遇到的那些人——亲爱地生活过。他爱他的狗、爱他的同伴、爱法国人、爱本国的同胞彼挨尔。但是彼挨尔觉得，卡拉他耶夫虽然对他有亲切的深情（他不觉地用这个来表示他对于彼挨尔的精神生活的敬意），却不会因为和他分别而有片刻的悲伤。而彼挨尔也开始对于卡拉他耶夫怀着同样的感情。
卜拉东·卡拉他耶夫在其他的俘虏们看来是一个普通的兵，他们称呼他“小鹰”或卜拉托莎，好意地取笑他，派他送东西。但是在彼挨尔看来，他永远是他在第一天夜里那样的，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圆形的、永久的简单与真实精神的化身。
卜拉东·卡拉他耶夫的心中，除了祷告文，什么都背诵不出的。说话时，似乎他开了口，便不知道怎样结束。
彼挨尔有时被他的言语中的思想所感动，当彼挨尔请他重述他所说的话时，卜拉东已经记不得他刚才所说的话了，正如同他不能用文字向彼挨尔说出他心爱的歌词。词中有“本乡的，桦树，我心痛”，但这些字眼，若是说出来而不唱出来，便没有任何意义。他不了解，并且不能了解从言语中单独取出的字眼的意义。他的每一个字和每一个动作就是他所不了解的一种活动的表现，这活动就是他的生命。但是他的生命，照他自己的看法，作为单独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生命只作为整体中的部分，才有意义，这个整体是他不断地感觉到的。他的言语和行动那样均匀地、必然地、直接地从他的身上露出来，正如同香气从花里发出来一样。他不能了解一个单独分开的行为或字眼的价值或意义。
14
玛丽亚公爵小姐从尼考拉·罗斯托夫那里得到了她的哥哥和罗斯托夫家一同住在雅罗斯拉夫的消息，便不顾姨妈的劝阻，立刻准备前去，不仅她一个人去，而且还同侄儿一道。这件事困难不困难，可能不可能，她没有问，也不想要知道：她的责任不仅是她自己要到也许将死的哥哥那里去，并且要作一切可能的努力把他的儿子带到他面前去，于是她准备动身了。玛丽亚公爵小姐认为，安德来公爵自己没有通知她，是因为他身体太弱，不能写字，或者是因为他认为这个长途的旅程对于她和自己的儿子是困难而危险的。
玛丽亚公爵小姐准备几天之内就上路。她的车辆是一辆家庭大轿车（她坐这辆车到福罗涅示来的），一辆半篷车和一辆行李车。和她同行的有部锐昂小姐、尼考卢施卡、他的教师、老保姆、三个女仆、齐杭、一个年轻的听差和姨母派遣的随从。
循通常的路线取道莫斯科，是不能够想的，因此，只得绕道——即是玛丽亚公爵小姐必须取道利撇兹克、锐阿桑、夫拉济米尔、舒雅，而绕道是很远的，因为不是到处有驿马，那是很困难的，并且锐阿桑附近（据说）出现了法国兵，甚至是危险的。
在这个困难的旅途中，部锐昂小姐、代撒勒，和玛丽亚公爵小姐的仆人都诧异她的坚强意志和充沛精力。她睡得比大家晚，起得比大家早，没有任何困难可以阻挡她。由于她的勤快和精力鼓动了她的同伴们，他们在第二个星期末便到了雅罗斯拉夫。
在她住在福罗涅示的最后几天，玛丽亚公爵小姐感到平生最大的幸福。她对罗斯托夫的爱情已经不再苦恼她，不再激动她了。这种爱情充满了她的心灵，成了她自身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不再反抗这个爱情了。玛丽亚公爵小姐虽然从来没有用明确的言语在内心里向自己说过，但是近来她相信她被人爱并且在爱。当她上一次和尼考拉会面，尼考拉向她说到她的哥哥和罗斯托夫家在一起的时候，她便相信了这个。虽然尼考拉没有一个字提到：假若安德来公爵康复了，则安德来公爵和娜塔莎之间的旧关系便可以恢复，但是玛丽亚公爵小姐从他的脸上看出，他知道并且想到了这个。虽然如此，他对她小心、体贴、钟情的态度，不但没有改变，而且玛丽亚公爵小姐有时似乎觉得，他高兴的是，现在他和玛丽亚公爵小姐之间的亲戚关系，使他可以更自由地向她表示他的友爱。玛丽亚公爵小姐知道，她是平生第一次也是末一次恋爱，觉得她被爱着，并且在这种关系中她是幸福的、心安的。
但是心灵的一方面的这种幸福，不但没有阻止她充分地感觉到她对于哥哥的悲伤的心情，而且反之，心灵的一方面的这种安宁，使她更能够让自己充分体会她对哥哥的情感。这种情感在刚离福罗涅示时是那么强烈，以致送行的人，望着她的憔悴的失望的面孔时，相信她在中途时一定会生病；但正是旅途的困难以及玛丽亚公爵小姐对旅途的积极的安排把她暂时从悲伤中解脱出来，并且给了她力量。
正如同在旅途中总是这样的，玛丽亚公爵小姐只想到旅途的本身，忘记了旅途的目的，但是到达雅罗斯拉夫时，当她又想到不是在几天之后，而是在当天晚上她可能要遇到的事情的时候，玛丽亚公爵小姐的兴奋达到了最大的限度。
有一个随从是被派遣了先到雅罗斯拉夫去探听罗斯托夫家的地址，以及安德来公爵的情况的，这个随从在城门口迎到了进城的大马车，公爵小姐从车子的窗口伸出头来向他望着，当他看见公爵小姐的异常苍白的面孔的时候，他恐怖起来了。
“一切都打听到了，公爵小姐：罗斯托夫家在广场上，在商人不郎尼考夫的房子里。不远，就在伏尔加河的边上。”随从说。
玛丽亚公爵小姐惊惶地疑问地望着他的脸，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回答主要的问题：哥哥怎样？部锐昂小姐替公爵小姐问了这个问题。
“公爵怎样？”她说。
“公爵大人和他们住在一个屋子里。”
“那么他是活着的，”公爵小姐想，她低声问：“他怎样？”
“用人们说：他还是那样。”
“还是那样”是什么意思，公爵小姐没有问，只是很快地不被注意地瞥了瞥坐在她前面高兴地看着城市的七岁的尼考卢施卡，她垂下了头，直到沉重的、震动的、颠簸的、晃动的车子停下时，才抬起来。被放下的脚踏板响了一声。
车门开了。左边是水——一条大河；右边是大门台阶；台阶上有男仆、女仆，和一个面色红润的、有大黑辫子的姑娘，玛丽亚公爵小姐似乎觉得她令人不快地、虚伪地微笑着。她是索尼亚。公爵小姐跑上楼梯，那个虚伪地微笑的姑娘说：“这里，这里。”于是公爵小姐到了前厅里，面对着一个有东方人脸型的老妇人，她带着深受感动的表情，迅速地走来迎接她。这人是老伯爵夫人。她搂抱着玛丽亚公爵小姐，并且开始吻她。
“Mon enfant，（我的孩子，）”她说，“je vous aime et vous connais depuis longtemps，（我爱你，早就知道你。）”
玛丽亚公爵小姐尽管很兴奋，却知道这是伯爵夫人，应该同她说几句话。她自己不知道如何地说了一点恭敬的法语，她的语气正和别人向她说话的语气一样；然后她问：“他怎么样？”
“医生说，没有危险。”伯爵夫人说，但在她说这话时，她叹着气抬起眼睛，在这个姿势中，有和言语相反的表情。
“他在哪里？能看他吗，行吗？”公爵小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