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欧洲人十分了解李鸿章，他们可以根据私人观察，写出有关他毕生事业的许多重大事件的秘史，可惜这些人已经过世，没能留下任何记载。李鸿章的日记由其美国秘书毕席克先生保存了多年，据称已被人在其临终时偷走，而且从未出版过；大量的信件与笔记则由罗伯特·哈特先生保存于天津，但在义和团动乱期间完全被毁灭；因此，李鸿章从1870年到1900年之间在对外事务中采取的秘密外交政策大多就成了值得商榷之事，因为留下的证据存在矛盾的地方。
已故的亚历山大·密吉先生的著作，仍是所有当代记载中最有价值的一种，但它却只涉及了一个相对简短的时期；而且它还有一个缺陷，就是该作者与李鸿章的私人交情甚密，他对这位伟大的总督心怀热烈的敬仰之情，所以在《英国人在中国》一书里为李鸿章描绘的可敬之形象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平衡感和透视性。
另外一个现存的资料即为李鸿章自己大量的作品，它们可能揭示了中国这位19世纪打造者的性格和毕生事业。在其一生中，李鸿章无疑是一个不知疲倦的编纂者，对时事编写了大量的记录和评论，但根据现在对这些文字的了解，从根本上来讲不能为我们增加多少准确的信息，不论是有关它们的作者还是有关他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负责人还是代表人。
1913年出版的名为《李鸿章回忆录》的一本书里，由约翰·W·弗斯特（华盛顿的前任国务卿）作序，序中声称该书是依据李鸿章大量手稿的译文编选而成，这些手稿均从他担任官职的各部门那里得来的。根据该书故意匿名的编辑所说，这个回忆录的编选集是由这位已故政治家的家人与朋友公之于世的，且得到了当时中国政府的批准。
即便该书不被认定为赝品，它对国际大事的缄默不语，对细小琐事的一再赘述让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李鸿章的文件一定是要么被用作服务于八卦新闻的凄惨目的，要么被那些掌管文件的人用于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只有一个假定可以避免这个结论，即李鸿章故意编写了半政治性的日记。
这本书由这位美国外交官和政治家推荐给公众，此人由于在中国政府担任要职，所以该书引发了不小的关注；但是，该书的权威性从一开始就遭到了那些批评家的质疑。该书涉及了娱乐性的闲言碎语以及一些古怪的哲学反思，但事实上没有揭示这位伟大总督30年内扮演重要角色期间的任何重要国事。此外，正如在该书出版时不止一个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毋庸置疑的是，书中涉及了推断性的回忆和选择性的编辑，但十分诧异的是，它没有清楚地列出文献出处，所以该书在英国和美国第一次出版时人们对这本书出自李鸿章之手表上怀疑。
实际上，这个赝品在得到明确的检验之前就被人怀疑了；但持怀疑意见的人自然是无法确定最先在纽约《太阳报》和伦敦《观察家》报上出版这部回忆录的富有魄力的美国记者曼尼克思先生在写该书时，是否通知了总督大人的亲友，是否得到了他们的同意，赝品内部的证据是否充足？但另一方面，有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无论是中国政府（此书声称是中国政府批准出版的），还是李鸿章的亲人都未站出来否定此书。
现在，总督大人的一个家人已经正式宣布李鸿章从未写过日记，不管是他在环游世界还是在天津的时候都没写过。同时，一个事实被弄清了，即曼尼克思先生实际上于1900年去过中国北方，也去过北京，当时他是美国第9步兵团的一名列兵。所以，作为新闻记者出身的他，也许有可能接触过李鸿章的某个家人，或其他中国人，这些人愿意为他提供构成该“回忆录”的材料，以期达到政治目的。
该书（指《李鸿章回忆录》）包含了许多有关“中国改革派”思想方面的暗示性文字，它们如果不是要求人们与这位构思独创的作者进行实际的合作，便可算得上是一种启发。不用说，人们真诚地接受了这本书，欢迎它，还把它当做了解有关远东人和事的有价值的补充性材料。
暂且不追问聪明的中国改革派究竟是否参与了编辑这部自传的问题，可以公允地讲，无论如何此书在不止一处中展现了一个非常可信的演示，这种演示说明了李鸿章的著作继承人也许会认为这些文字适合做已故总督大人的盖棺定论；该书还有一个独特价值便是其中流露出的中国官僚们的种族思维，若没有有关地方知识的第一手资料和专家的帮助，作者是非常难以捕捉到这种思维的。比方说，回忆录以许多奇怪的方式反映了中国官僚对于大清帝国以外一切事物的轻蔑态度，以及其勇敢无比的无知状态。
在李鸿章去世后不久上海出版了他的一个公文集子，该集子由他最顺从谦卑的仆人、兼职官员盛宣怀编辑。这些文献与清朝的诏书和官史记载相比，在历史研究方面，并不具有更大的实际效用。整体而论，它们显著地展示了典型官员在遣词造句方面的造诣，以及作者在维护和挽回自身官员颜面上的显著才能，但没有顾忌到事情的精确性或者说事情的发展过程。
根据可信的中国近代史以及李鸿章从太平天国运动到义和团运动期间扮演的角色，李鸿章的这些公文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迹象，即中国官僚阶层生活、运行和存在于其中的无处不在的“虚伪”氛围；迹象还包括作者对其政治道德环境的本能性遵从。确实，可以公允地讲它们的主要价值在于潜意识中的证词，这些证词证明了作者和儒家学者一样平静超然于现实世界之外，也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态度主要归因于对中国治国观念中卓越智慧的极其真挚的信仰。
所以，我们现在研究李鸿章在世时的生活情形，必须更多地倚重于独立而能干的欧洲观察家们记载的观点，而不是以中国官方记载或李鸿章遗作中的证据。那些证据必定只用作辅助材料而非结论性材料。但无论哪种权威性材料引导我们，无论从中得出什么样的判断，在评价李鸿章及其作为19世纪缔造者之一的地位并作出最终定论时，为对他及其事业的公正起见，让我们记住他出生于其中的社会和政治状况。
当我们公正地权衡李鸿章的功绩与过失时，让我们不要忘掉他应去面对的困难是多么特殊，多么繁多，而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在内他是这个满清政权衰败的产儿，在外是欧洲的警报和远足的产儿，是大清帝国的“神圣遗产”。
2.早年生活和家庭圈子
在上一章里我们研究了李鸿章那个时代的社会状况所具有的一些特征，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产生这位东方超人的教育情况和国内环境，以及早年引导他思想和行为的事件与境遇。
首先，毫无疑问，李鸿章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母亲强壮的体魄、非凡的精力、温和的脾气还有宽容的处世态度，这些特点让他的私生活十分与众不同，因此而结交了许多朋友，其中一些朋友便是在外交和生意中认识的。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在总督生涯起步时和其以后对外政策的整个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外国人的卓越认识，是明显受到了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他与戈登将军亲密交往的影响。
有关李鸿章父亲的事宜鲜为人知，我们只知道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归属于“仕途不济”、满腹失意、沮丧的“候选”官员之列。李鸿章自己是一个坚定的儒学之士，总是宣扬道德之中孝顺第一，在私人谈话中很少说到自己的父亲。在他为了训练文采而撰写的赞美诗中也没有写下对父亲的怀念。
我们知道李鸿章的父亲属于文人学士阶层；也就是说，他曾成功地通过省里的乡试，但和努力奋斗的学者大军中的许多人一样，他既没有能力又没有手段来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他很早就成婚了，生了五个儿子（李鸿章排行老二），李鸿章的父亲能为他们提供一般正统教育的入门课程：在乡村博学者的指导下，几个孩子都获得了鹦鹉学舌般的背诵经典的本领，在中国，这些经典之作都被当作是对智力的启蒙而广为传授。
上一章说到的那本所谓的《回忆录》中，介绍了一些对于李鸿章在1846年与父亲的关系。其中一篇文章据说是由李鸿章于25岁那年写于老家合肥，父母当时都是42岁；这就说明李鸿章的父亲早在15岁的时候就已成婚。另一篇文章标的日期是1846年1月的某一天，记录了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学者不愿听从他“高贵而严厉的父母”要他成婚的想法。李鸿章的第一次婚姻应该发生在此时或不久之后，因为我们知道，在他1853年弃文从武之后不久，他年纪尚轻的妻子和孩子们都失踪了，毫无疑问，她们都死于太平军的袭击中。
根据记载，李鸿章通过伯父（伯父在当地厘金税征集处任职）的影响力，在衙门里寻得了一个职位，而此时当地的知县听闻了这个谨慎行事的年轻人文采不错，让他倒背了《春秋》，他做到了，这使李鸿章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有了很大的提升。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这几年里，通过勤奋的工作，他将精力放在通过修炼文学功底和写作技能来提升自己的文学声誉，这帮他铺下了官宦生涯的康庄大道。
1847年，在为考取进士而设立的殿试中，李鸿章以第三名的成绩在4000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进入了翰林院，即“文人雅士的栖息之地”。1851年，他成为翰林院编修时，已有了不小的名声；他那优美而儒雅的书法已经名扬于京城的文人雅士之中，甚至名声已传到了各个省市。但是，他到此为止除了展现了坚忍不拔的毅力以及对自身才能的敏锐认识外，还没有表现出区别于正统儒家学者的精神特质。吸引他的老套僵化的学习体系，其所有细节完全还是父辈的那套体系，它摧残了父辈也正破坏了他同时代人的精神活力和想象力。
无论倒背还是顺背，李鸿章都能背诵整本的经典之作，撰写出无数篇文、散文以及诗歌；同时，他的聪慧敏感让他知道，要想踏上雄心勃勃的成功之路，必须有充实的钱包，以及贵人的相助。但是，在他进入翰林院的那年，在中国南部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有利地丰富了他的经验，开阔了他的眼界。
李鸿章28岁那年住在安徽省合肥的老家，关于他在这个时期的职业，人们知道得很少。曼尼克思在为那本编造的《回忆录》里，描述了太平军在李鸿章从京城返回老家的时候取得了如何惊人的进展，他写道：“当他回到老家时，他看到太平军一路走过，正向京城胜利进军。当他看到那个给予他如此荣誉的朝廷和古老的政府身处危险之中时，爱国之情在心中澎湃不已。他立刻开始组织了一支去袭击和骚扰敌军后方的志愿军。”道格拉斯教授对于李鸿章军事生涯的发端也有大致一样的描述，但是他把时间定为1853年初。但是，我们知道李鸿章在金钱上极为吝啬，这让我们很难接受这个故事，更不用说即便是他愿意，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他也不可能组织一支军队。
有一个更为合理的证据解释了李鸿章为何放弃文人生涯而加入他所鄙视的军事之中，即因为在太平天国强盛之后，曾国藩（大清帝国军队的都统）要求京城方面配备一些秘书，而李鸿章得到了一个安徽籍翰林的推荐，获得了其中一个前途不错的职位。正如资料所说，他和父亲（1856年去世）在为军官征收地方税中立了功，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父子俩都是在曾国藩的领导下做事。
当代的证据已经部分地证实了这个观点，因为李鸿章曾在1855年出任合肥的藩库，顺带着赚了一些钱。他在这方面明智的作为吸引了知县的注意，知县便向上级报告，说李鸿章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官员。按照这一报道，李鸿章好像受到了曾国藩的几次接见，这位伟大的学者型军人极力赞扬了李鸿章的文风和书法，结果这位年轻的翰林弃笔从戎。不管他接受这份任命的理由是什么，都为他的事业打下了第一个坚实的基础。
英国的读者会发现，在中国，文官们除了拥有经典教育的授课能力外没有其他资格，即使如此他们却可以承担高级军事职位，并都以同样的无知无畏去负责对外条约的谈判，管理钱庄或治理大江大河。事实上，在一个无所不知的多才多艺的假设上，整个官僚阶层都在指导高技术层面的事务，而在英国政治家和公众舆论把所有高技术的事务授予内阁大臣。所以，李鸿章从军队文书迅速提升为江苏的总司令并不值得注意。有充分且可靠的证据表明，仅凭勤勉和才干，他就得到了曾国藩的称赞，而他的提拔就在于此。
在晋升为高级军事指挥官的时候，李鸿章的文职也受到了提拔，因为作为一个翰林，参与军事事务被看作是他事业的临时脱轨。1857年，他被任命为浙江代理按察使，1859年又被委任为福建道台（他从未赴任该职，原因不明）。最后在1862年他当上了江苏巡抚，在这一任期里，他第一次在外交艺术和技巧方面受教，并见识了外国政治的广阔视野。1860年，由于他跟美国冒险家、“常胜军”总指挥华尔将军的关系，他开始研究欧洲的战争方法。在这一时期，由于英法联军轻松突破了大清帝国所有的北方防御，包围了北京，让他洞悉了外国人的军事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