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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孔子的哲学智慧(1)

第一节 简识孔子

孔丘,字仲尼,鲁国人。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公元前五五一年),死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四七九年)。他一生的行事,大概中国人也都知道,就不必一一的叙述了。他曾见过老子。大概此事在孔子三十四岁之后(说详上章)。

孔子本是一个实行的政治家。他曾做过鲁国的司空,又做过司寇。鲁定公十年,孔子以司寇的资格,做定公的傧相,和齐侯会于夹谷,很替鲁国争得些面子。

后来因为他的政策不行,所以把官丢了。去周游列国。他在国外游了十三年,也不曾遇有行道的机会。到了六十八岁回到鲁国,专做著述的事业。把古代的官书,删成《尚书》;把古今的诗歌,删存三百多篇;还订定了礼书、乐书。孔子晚年最喜欢《周易》,那时的《周易》不过是六十四条卦辞和三百八十四条爻辞。孔子把他的心得,做成了六十四条卦象传,三百八十四条爻象传,六十四条彖辞。后人又把他的杂说篡辑成书,便是《系辞传》《文言》。这两种之中,已有许多话是后人胡乱加入的。如《文言》中论四德的一段。此外还有《杂卦》《序卦》《说卦》,更靠不住了。

除了删《诗》《书》,定《礼》《乐》之外,孔子还作了一部《春秋》。孔子自己说他是“述而不作”的。所以《诗》《书》《礼》《乐》都是他删定的,不是自己著作的。就是《易经》的诸传,也是根据原有的《周易》作的,就是《春秋》也是根据鲁国的史记作的。

此外还有许多书,名为是孔子作的,其实都是后人依托的,例如一部《孝经》,称孔子为“仲尼”,称曾参为“曾子”,又夹许多“诗云”、“子曰”,可见绝不是孔子做的。《孝经·钩命诀》说的“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的话,也是汉人假造的诳语,决绝不可信。

一部《论语》虽不是孔子做的,却极可靠,极有用。这书大概是孔门弟子的弟子们所记孔子及孔门诸子的谈话议论。研究孔子学说的人,须用这书和《易传》《春秋》两书参考互证,此外便不可全信了。

孔子本有志于政治改良,所以他说: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又说:

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后来他见时势不合,没有政治改良的机会。所以专心教育,要想从教育上入手。他深信教育功效最大,所以说“有教无类”,又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史记》说他的弟子有三千之多。这话虽不知真假,但是他教学几十年,周游几十国,他的弟子必定不少。

孔子的性情德行,是不用细述的了。我且引他自己说自己的话: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这话虽不像“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的人的口气,却可以想见孔子的为人。他又说他自己道:

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这是何等精神!《论语》说: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欤?”“知其不可而为之”七个字写出一个孳孳恳恳终身不倦的志士。

第二节 孔子的时代

孟子说孔子的时代,是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这个时代,既叫做邪说暴行的时代,且看是些什么样的邪说暴行。

第一,“暴行”就是孟子所说的“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了。《春秋》二百四十年中,共有弑君三十六次,其中有许多是子弑父的,如楚太子商臣之类。此外还有贵族世卿专权窃国,如齐之田氏,晋之六卿,鲁之三家。还有种种丑行,如鲁之文姜,陈之夏姬,卫之南子、弥子瑕,怪不得那时的隐君子要说: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与易之?

第二,“邪说”一层,孟子却不曾细述。我如今且把那时代的“邪说”略举几条。

(一)老子 老子的学说,在当时真可以算得“大逆不道”的“邪说”了。

你看他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又说“圣人不仁”,又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又说“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圣去知,民利百倍”。这都是最激烈的破坏派的理想(详见上篇)。

(二)少正卯 孔子作司寇,七日便杀了一个“乱政大夫少正卯”。有人问他为什么把少正卯杀了。孔子数了他的三大罪:

一、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

二、其谈话足以饰袤荧众。

三、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

这三件罪名,译成今文,便是“聚众结社,鼓吹邪说,淆乱是非”。

(三)邓析 孔子同时思想界的革命家,除了老子,便该算邓析。邓析是郑国人,和子产、孔子同时。《左传》鲁定公九年(公元前五零一),“郑驷颛杀邓析而用其竹刑”。那时子产已死了二十一年(子产死于昭公二十年,公元前五二二),《吕氏春秋》和《列子》都说邓析是子产杀的,这话恐怕不确切。第一因为子产是极不愿意压制言论自由的。《左传》说: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如何?”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可见子产决不是杀邓析的人。第二子产铸刑书,在公元前五三六年。驷颛用竹刑,在公元前五零一年。两件事相差三十余年。可见子产铸的是“金刑”,驷颛用的是“竹刑”,决不是一件事(金刑还是极笨的刑鼎,竹刑是可以传写流通的刑书)。

邓析的书都散失了。如今所传《邓析子》,乃是后人假造的。我看一部《邓析子》,只有开头几句或是邓析的话。那几句是:

天于人无厚也。君于民无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屏悖厉之气,全夭折之人,使为善之民必寿,此于民无厚也。凡民有穿窬为盗者,有诈伪相迷者,此皆生于不足,起于贫穷,而君必欲执法诛之,此于民无厚也。……

这话和老子“天地不仁”的话相同,也含有激烈的政治思想。

《列子》书说:“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

《吕氏春秋》说:

邓析……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

又说:

郑国多相县以书者(这就是出报纸的起点)。子产令无县书,邓析致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之(县书是把议论挂在一处叫人观看,致书是送上门去看,倚书是混在他物里夹带去看)。令无穷而邓析应之亦无穷矣。

又说:

洧有甚大,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请赎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邓析。邓析曰:“安之,人必莫之卖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邓析。邓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无所更买矣。”

这种人物简直同希腊古代的“哲人”(Sophists)一般。希腊的“哲人”所说的都像老子那样激烈,所行也往往有少正卯、邓析那种遭忌的行为。希腊的守旧派,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之流,对于那些“哲人”,非常痛恨。中国古代的守旧派,如孔子之流,对于这种“邪说”自然也非常痛恨。所以孔子做司寇便杀少正卯。孔子说:

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又说:

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他又说: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在懂得孔子的学说之前,必须先懂得孔子的时代,是一个“邪说横行,处士横议”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情形既是如此“无道”,自然总有许多“有心人”对于这种时势生出种种的反应。如今看来,那时代的反应大约有三种:

第一,极端的破坏派。老子的学说,便是这一派,邓析的反政府行为,也属于这一派。

第二,极端的厌世派。还有些人看见时势那样腐败,便灰心绝望,隐世埋名,宁愿过极下等的生活,也不肯干预世事。这一派人,在孔子的时代,也不在少数。所以孔子说:

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作者七人矣。

那《论语》上所记“晨门”“荷蒉”“丈人”“长沮桀溺”都是这一派。

接舆说: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桀溺对子路说: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

第三,积极的救世派。孔子对于以上两派,都不赞成。他对于那几个辟世的隐者,虽可以原谅他们的志趣,但终不赞成他们的行为。所以他批评伯夷、叔齐……柳下惠、少连等人的行为,道:

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又他听了长沮、桀溺的话,便觉得大失所望,因说道:

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正为“天下无道”,所以他才去栖栖皇皇的奔走,要想把无道变成有道。懂得这一层,方才可能懂得孔子的学说。

第三节 《易经》里的孔圣哲学

孔子生在这个“邪说暴行”的时代,要想变无道为有道,却从何处下手呢?他说: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

《易》曰:

“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易·文言》)。

社会国家的变化,都不是“一朝一夕之故”,都是渐渐发生的。如今要改良社会国家,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功夫所能办到的,必须从根本上下手。

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依我看来,都在一部《易经》之中。我且先讲《易经》的哲学。

《易经》这一部书,古今多少学者做了几屋子的书,也还讲不明白。我讲《易经》和前人不同。我以为从前一切河图、洛书、识纬术数、先天太极,……种种议论,都是谬论。如今若要懂得《易经》的真意,须先把这些谬论扫除干净。

我认为《易经》,只有三个基本观念:(一)易,(二)象,(三)辞。

第一,易 易便是变易的易。天地万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是时时刻刻在那里变化的。孔子有一天在一条小河上,看那滚滚不绝的河水,不觉叹了一口气说道: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逝者”便是“过去种种。”(程子说:“此道体也。天运而不已,日往则月来,寒往则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无穷,皆与道为体,运乎昼夜,未尝已也。”朱子说:“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此两说大体都不错。)天地万物,都像这滔滔河水,才到了现在,便早又成了过去,这便是“易”字的意义。

一部《易》讲“易”的状态,以为天地万物的变化,都起于一个动字。为什么会有“动”呢?这都因为天地之间,本有两种原力:一种是刚性的,叫做“阳”;一种是柔性的,叫做“阴”。这刚柔两种原力,互相冲突,互相推挤,于是生出种种运动,种种变化。所以说:“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又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孔子大概受了老子的影响,故他说万物变化完全是自然的唯物的,不是唯神的(孔子受老子的影响,最明显的证据,如《论语》极推崇“无为而治”又如“或曰,以德报怨”亦是老子的学说)。

在《易经》里,阳与阴两种原力,用“一”“——”两种符号代表。《易·系辞传》说: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这是代表万物由极简易的变为极繁杂的公式。此处所说“太极”并不是宋儒说的“太极图”。《说文》说:“极,栋也。”极便是屋顶上的横梁,在《易经》上便是一画的“—”,“仪,匹也。”两仪便是那一对“—”“——”。由八卦变为六十四卦,便可代表种种的“天下之至赜”和“天下之至动”,却又都从一条小小的横画上生出来。这便是“变化由简而繁”的明例了。

《易经》常把乾坤(“—”“——”)代表“易”“简”。有了极易极简的,才有极繁赜的。所以说:“乾坤其易之门耶。”又说:“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万物变化,既然都从极简易的原起渐渐变出来,若能知道那简易的远因,便可以推知后来那些复杂的后果,所以《易·系辞传》说:

德行恒易以知险,……德行恒简以知阻。

因为如此,所以能“彰往而察来”,所以能“温故而知新”。《论语》上子张问十世以后的事可能前知吗?孔子说,不但十世,百世亦可推知。这都因为孔子深信万物变化都是由简而繁,成一条前后不断的直线,所以能由前段推知后段,由前因推到后果。

这便是《易经》的第一个基本观念。

第二,象 《系辞传》说:“易也者象也。”这五个字是一部《易》的关键。

这是说一切变迁进化都只是一个“象”的作用。要知此话怎讲,须先问这象字做何解。《系辞传》说:“象也者,像也”(像字是后人所改。古无像字。孟京、虞董姚皆作象,可证)。《韩非子》说:“人希见生象也,而案其图以想其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解老篇》)我认为《韩非子》这种说法似乎太牵强了。象字古代大概用“相”字。《说文》:“相,省视也。从目从木。”目视物,得物的形象,故相训省视。从此引申,遂把所省视的“对象”也叫做“相”(如《诗或朴》“金玉其相”之相)。后来相人术的相字,还是此义。

相字既成专门名词,故普通的形相,遂借用同音的“象”字(如僖十五年《左传》:“物生而后有象”)。引申为象效之意。凡象效之事,与所仿效的原本,都叫做“象”。这一个弯可转得深了。本来是“物生而后有象”,象是仿本,物是原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