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胡适的北大哲学课(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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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佛教(1)

第一章 佛教的输入时期

佛教传入中国,大约在西汉时代,其正确年代已不可考了。我们所知道的有几点:

1.到东汉明帝永平八年(纪元65),楚王英已奉佛教,佛教的名词已有三个(浮屠、伊蒲塞,桑门)见于皇帝的诏书中了。

2.恰恰一百年后(165),桓帝在宫中祠浮屠、老子,佛教已进了皇宫了。

3.次年(166)即有襄楷上疏论宫中祠浮屠、老子之事。襄楷是个儒教方士而信奉琅邪人宫崇的太平道教的,他的疏中两次引用《四十二章经》,可见《四十二章经》在那时已流行了。

4.约当献帝初年(190),丹阳人笮融在广陵、彭城一带割据,大起浮屠寺,以铜为像,有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帝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这可证长江流域已有佛教。

5.同时交州有牟子博作《理惑论》,为佛教辩护,屡称引佛经,可证其时极南方与印度交通便利,佛教已大流行。

参看梁启超《佛教之初输入》(《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中卷),梁先生此文辩《四十二章经》及《牟子理惑论》为伪书,证据殊不足。看周叔迦《牟子丛残》。

看《后汉书》《楚王英传》;又《襄楷传》;又《陶谦传》。笮融的事,《三国志》(吴书四)《刘繇传》最详,梁先生未考。

一二世纪中,佛书译出的都是小品,文字也不高明(《四十二章经》是例外)。到三世纪时,吴有支谦等,晋有竺法护等,译经很多,文字也因中国助手的润色,大致都可读。

这时代正是中国士大夫爱谈《老子》《庄子》的时代,佛教的思想说空破有,以寂灭为归宿,正合当时士大夫的风尚。所以在三四两世纪之中,佛教思想渐渐成为上流社会最时髦的思想。

看梁启超《佛典之翻译》。

看《高僧传》卷一及卷四。

四五世纪之间,佛教出了三个很伟大的人物,遂在中国建立下了很深厚的基础。这三人是道安(死385年)、鸠摩罗什(死409年)、慧远(死416年)。道安有三大贡献:

第一,他注释旧译诸经,使文理会通,经义明显。第二,他撰佛经的目录,使后世可考据。第三,他制定僧尼轨范,垂为中国佛教的定则。他的高才博学,受当时的学者崇敬,也抬高了佛教的地位。

看僧祐《出三藏记》中所收道安的经序。

看《高僧传》(五)《道安传》。

鸠摩罗什是印度人,生于龟兹,少年博学,名满西域。吕光破龟兹(383年),同他到凉州,住了十八年,姚兴征服吕氏,请他到长安(401~402年)。他在中国先已住了近二十年,已通汉语,到长安后遂大兴译经事业,指挥门下名僧数百人,在八九年中(402~409)译出经论三百余卷。

他的最大贡献在于他的译笔明白晓畅,打破当时的骈俪文体,创出一种朴素流利的语体,不加藻饰,自有真美。

他译的《法华经》《维摩诘经》《思益所问经》《般若经》《金刚经》《遗教经》《禅法要解》《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至今一千五百多年,还是最可读的名著。他的弟子如僧睿、僧肇等,都成为大师。

看《高僧传》(二)《鸠摩罗什传》,又(六至七)道融、僧睿、僧肇等传。看胡适的《白话文学史》。

慧远本是儒生,通儒书及老庄,二十一岁才出家,师事道安。后来他南游,开辟庐山,成为南方佛教一大中心。他招致外国大师,翻译经论;又与居士多人创立莲社,崇事阿弥陀佛,遂开净土宗派。

当时桓玄当国,颇压迫佛教徒,要使沙门敬礼王者。慧远著《沙门不敬王者论》,极力主张沙门遁世变俗,应“高尚其迹”。他的人格与声望为佛教抬高不少的地位。

看《高僧传》(六)《慧远传》。

中国佛教到罗什、慧远的时代,根基已立,地位已高,人才已多,经典也已略完备,“输入时期”至此可算完成了。

第二章 佛教在中国的演变

道安、鸠摩罗什与慧远都注重禅法。道安序《道地经》,称为“应真之玄堂、升仙之奥室”。他序《安般经注》,称为“趣道之要经”;又说“安般(出息入息)寄息以成守,四禅寓骸以成定。寄息故有六阶之差,寓骸故有四级之别。阶差者,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级别者,忘之又忘之,以至于无欲也。……

修行经以斯二者而成寂。得斯寂者,举足而大千震,挥手而日月扪,疾吹而铁围飞,微嘘而须弥舞。”读这种说话,可知当时佛教徒中的知识分子所以热心提倡禅法,正是因为印度的瑜伽禅法从静坐调息以至于四禅定六神通,最合那个魏晋时代清谈虚无而梦想神仙的心理。

禅的理论最近于无为无欲,而禅的理想境界又最近于神仙。道安倡之,罗什、慧远继续提倡,五世纪初期以后,中国佛教发展的方向遂倾向于禅学的方面。

看胡适《禅学古史考》及《佛教的禅法》(《文存》三集页三九五~四八八)。又僧祐《出三藏记集》六至十诸卷中的道安、慧远、慧观诸人的经序。

戒,定,慧,为佛法三门。戒是守律,定是禅定,慧是智慧。倘使在那个旷达颓废的风气之中,忽然产出了严守戒律的佛教,岂不成了世间奇迹?如慧远岂不是守律最严的和尚?(看《高僧传》中慧远及僧彻传)但他议论佛法,终只是侧重禅(定)、智(慧)二途。

智慧即是六波罗密中的“般若波罗密”。那个时代(四世纪五世纪之间),印度佛教正盛行龙树一派的空宗,又称“中道”。他们说一切法都是空的,都是假名。这一派的思想含有绝大的破坏性,有解放的功能。

从二世纪之末以来,他们的经论(《般若》一系的经,《大智度论》《中论》《十二门论》等)陆续输入中国。这种极端的假名论(nominalism),和中国魏晋时代反对名教,崇尚虚无的风气也最相投。所以这一派的思想不久便风靡了全中国的思想界。当时所谓“禅智”,所谓“定慧双修”,其所谓“慧”与“智”,大致只是这一派的思想。

看《般若纲要》,及《中论》等。

五世纪前半,出了一个革命和尚,名叫道生(死于434年),是慧远的弟子,又曾从罗什受业。他是绝顶聪明的世家之弟,又肯作深刻的思想,所以能把当时输入的佛教思想综合起来,细细考校。

他说:“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这是很重要的宣言。这就是说:“时候到了,我们中国人可以跳过这些拘滞的文字,可以自己创造了。经论文字不过是一些达意的符号(象),意义已得着了,那些符号可以丢掉了。”

道生于是创造“顿悟成佛论”,说“善不受报”,说“佛无净土”,说“一阐提人(是不信佛法的人)皆得成佛”。这都是革命的教义。一切布施,修功德,念佛求生净土,坐禅入定求得六神通,都禁不起这“顿悟”两个字的大革命。

当时的旧学大攻击道生的邪说,把他赶出建业,他遂退居虎丘。后来大本《涅槃经》到南京,果然说一阐提人皆有佛性。于是生公的一个主张有了印证,他的“顿悟成佛”论也就有人信仰了。生公的顿悟论是中国思想对印度宗教的第一声抗议,后来遂开南方“顿宗”的革命宗派。

看《高僧传》(七)《道生传》《慧观传》,又(八)《昙斌传》《道猷传》、《法瑗传》。又胡适《神会和尚遗集》。

但这个时代究竟还是迷信印度的时代,道生的顿悟论的革命成功还得等候三百年。这三百年中,禅学渐渐发达。梁慧皎作《高僧传》,所收“习禅”者只有二十一人;唐道宣在贞观时作《续高僧传》,中间只隔一百多年,“习禅”一门已有一百三十三人。

但此中习禅的人仍是修习印度传来的渐修法门。这时代的大师如建立三论宗的吉藏(死于623年),如作《大乘义章》的慧远(死于592年),虽然能综括佛教新义,作成比较有系统的叙述,但都没有什么创见新人。

又如建立三阶教的信行(540~594年),指出人的根机不同,当对根设教,应病下药,其说在当时虽然哄动一时,三阶教流传二百多年,但细考近年出现的三阶教典籍,他们的教义仍只是印度佛教的皮毛,繁琐细碎,没有什么精采的见解。

看《续高僧传》习禅一门。

看吉藏的《三论玄义》;慧远的《大乘义章》。

三阶教久已无闻,近年敦煌出土的三阶典籍散在伦敦、巴黎,日本也发现唐写本多种。矢吹庆辉博士的《三阶教之研究》最详尽。

那名誉最大的天台宗,也只是当时许多习禅者的一派。天台宗称龙树为远祖,其实不过是当时中国人整理佛教材料的一种运动,开山祖师是智凯,又称智者(538~597)。

天台宗的教义有两大端,一是判教,一是止观。“判教”是把那许多佛经依佛的一生分作若干时代,初时说小乘经,中年说《方等》(即是“方广”,即是扩大了的大乘),晚年说《般若》。

还有那无处可归的《华严》,只好说是佛在母胎时上天去说的!这是因为中国人有历史的习惯,所以感觉那一大堆经典内容的矛盾,又不敢说是后人伪造的,只好说是佛在不同时代说的。

这是晋宋以下许多人的主张,不过天台宗说的更烦琐,遂成为一种烦琐神学。其次,“止,观”本是印度禅法的上阶段,天台宗用这两字来包括禅法的全部,“止”是禅定,“观”是理解;用理解来帮助禅定,用禅定来帮助理解,故名止观。天台宗解说“止观”二字便得用几十万字,这也成了中国的烦琐神学。

看智凯的《童蒙止观》(又名《小止观》),这是天台典籍中最可读的小册子。

当宋齐之际(约470年),有个印度和尚菩提达摩到广州,转到北方,在中国约有四五十年。他是南印度人,受空宗的影响最大,所以他在中国教人抛弃一切经典,只读一部南印度的《楞伽经》。

他的禅法最简单,说一切有情都有佛性,只为客尘所障,故须面壁坐禅,认得“凡圣第一”,便是得道。这条路名为“理入”。又有“行入”四事:一要忍苦,二要苦乐随缘,三要无所求,四要依本性净之理。

“行入”的四事都是苦修的“头陀”行。——因为菩提达摩在北方甚久,故传授弟子,成为一个宗派,名为楞伽宗,又名南天竺一乘宗。此宗初期多有刻苦独行的人,但末流也变为讲诵注疏之学,故道宣说他们“诵语难穷,厉精盖少”。

看胡适的《菩提达摩考》(《文存》三集),《楞伽宗考》(《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

看《续高僧传》《感通门》《法冲传》。

看《楞伽会译》。

第三章 印度佛教变为中国禅学

七世纪中,中国佛教中起了两个大运动,一个可说是古典主义的,一个可说是浪漫主义的。古典主义的代表是玄奘(死于664年)。他“既遍谒众师,备飧其说,详考其义,各擅宗途,验诸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

他的宗旨是回到印度去寻求最后的权威,来做中国佛教的标准,所以我们可以叫他做古典主义的代表。他冒了大险,出游十七年,中间在摩竭陀国斩的那烂陀寺留学五年。回国之后,在十九年中(645~663)译出经论凡一千三百三十卷。唐太宗高宗都为他作序。不幸那时代的印度佛教已堕落到末期的烦琐哲学与咒术宗教。玄奘带回来的印度最新思想,乃是唯识的心理学与因明的论理学。这种心理学把心的官能和心的对象等分析作六百六十法,可算是烦琐的极致了。

中国人的思想习惯吃不下这一帖药,中国的语言文字也不够表现这种牛毛尖上的分析。虽有玄奘一派的提倡,虽有帝王的庇护,这个古典运动终归失败了。在中国思想上,这运动可算是不曾发生什么重大影响。

看慧立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看《瑜伽师地论》、看《百法明门论》,看窥基的《因明大疏》。

印度的古代咒术宗教本来早已充分吸收到大乘佛教里面了。大乘佛教盛时,咒术只成为佛教的一小部分(看《法华经》的第二十六品)。大乘佛教的末路,秘密的咒术成为正宗,在中国叫做密宗,在日本叫做真言宗。真言即是咒语,即是陀罗尼。

他们相信文字声音都有不可思议的神力,一个字或一个字母各有宗教的意义。他们的宗教完全成了咒诵、祈祷、轨议的宗教。八世纪中,三个印度和尚——善无畏、金铡智、不空,——来中国提倡密宗,都得帝王的尊崇。但这个最低下的宗教,在当时虽然也曾盛行几十年,究竟不能得着中国思想界的看重。九世纪以后,密教遂衰歇了。

看蒋维乔译《中国佛教史》卷二。

这两个运动(唯识与密教)其实只是一个运动,密教即是唯识玄学的产儿,唯识只是密教的门面幌子。古典主义的运动要直接回到印度,而印度给了我们这两件最新又最低下的法宝。幸而这个中华民族血管里还有一点抵抗力,这两件法宝都没有发生多大效力。

这时候,中国已另起了一个浪漫的大运动,使中国佛教起一个内部大革命,这个革命可叫做禅宗运动。革命的首领是广东一个不识字的慧能和尚。

慧能(死于713年)的来历和师承世系,我们都不很明白。我们至多可说,当七八世纪之间,他在韶州、广州一带提倡一种很动人的新教义。他说:不用求净土,净土只在你心中。不用坐禅,见你本性即是禅。不用修功德,见性是功,平等是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