胃脯（囗羊胃，以末椒姜拌之，晒干作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此皆诚壹之所致。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幅凑，不肖者瓦解。
这都是说工商致富都靠自己的能力智术，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不劳而得的。他引白圭的话道：
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故他赞白圭道：“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这都是承认营利致富是智能的报酬，不是傥来之物。这是很替资本制度辩护的理论，在中国史上最是不可多得的。
太史公不像董仲舒那样“下帷讲诵，三年不窥园”而偏爱高谈天下经济问题的人，他少年时便出门游历，足迹遍于四方，故能有这种特殊的平恕的见解。他看不起那些迂腐儒生，“无岩奇处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司马迁既认那农工虞商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是“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故他不主张干涉的政策，不主张重农抑商的政策，也不主张均贫富的社会主义。他说：
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之矣。虽户说以眇（妙）论，终不能化。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这种自然主义的放任政策是资本主义初发达时代的政治哲学。欧洲十八世纪的经济学者，大都倾向于这条路。
但资本主义的社会自然产生贫富大不均平的现象，董生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马（彘）之食”。
这种现象也自然要引起社会改革家的注意与抗议，故干涉的政策，均贫富的理想，均田限田的计划，都一一的起来。董生和太史公同时相熟，而两人的主张根本不同如此。
后来的儒家比较占势力，而后来的道家学者又很少像司马迁那样周知社会经济状况的，故均贫富、抑并兼的均产主义渐渐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师丹限田之制失败之后，王莽还要下决心实行均田之制。
王莽失败了，后世儒者尽管骂王莽，而对于社会经济，却大都是王莽的信徒。试看班固的《货殖传》，材料全抄《史记》，而论断完全不同了。我们试一比较这两种《货殖传》，可以看思想的变迁了。
六、儒生与汉家制度
董仲舒提出的问题，除了已见上文的之外，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的注意。一个是反对专用刑罚的问题，贾谊也曾提出这个问题，但董生加上宗教的色彩，使这个问题成为儒教的一部分。他说：
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长养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
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欤？（《对策》一）
同这问题相连的，是教化的问题：
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对策》一）
教化问题的一部分是太学问题：
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无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
同教育制度有关的，是选士任官的问题：
今之郡守县令……既无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
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赀，未必贤也（汉初选郎吏多出于“任子”及“算赀”二途。如袁盎因兄喻任为郎中，如霍去病任异母弟霍光为郎，这是任子。如张释之以赀为骑郎，如司马相如以赀为郎，这是算赀。
景帝后二年诏日：“今赀算十以上，乃得宦。廉士算不必众。有市籍不得宦，无赀又不得宦。朕甚愍之。赀算四得宦。”十算为十万，四算为四万。汉时每万钱算百二十七文，是为一算，故称赀算。赀算不是捐官，只是要一个身家殷实的资格，方许做官。
——其理由有二：应劭曰：“古者疾吏之贪，衣食足，知荣辱，限赀十算，乃得为吏。”一也。姚鼐曰：“汉初郎须有衣马之饰，乃得侍上，故以赀算。张释之云，久宦灭仲之产，卫青令舍人具鞍马绛衣玉具剑，是也。”二也。《张释之传》注引《汉仪注》说“赀五百万得为常侍郎”，“汉之郎吏最多，有时多至千人）。
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
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对策》二）
他还有一个提议，影响中国教育和学术思想最大的，就是定儒学为一尊的政策：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导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六艺即六经），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对策》三）
这个建议的文字和精神都同李斯的焚书议是很相像的。他们的主旨都是要“别黑白而定一尊”，都是要统一学术思想。
所不同的，只是李斯自信他的制度远胜古人，故禁止学者“以古非今”，故要用现时的新制来统一学术思想；而董仲舒却不满意于汉家制度，故他实行“以古非今”，而要尊崇儒家的学说来统一现时的学术思想。
董仲舒的许多主张，有一些后来竟成为汉朝的制度。他的限田法，哀帝时师丹、孔光等人当权，想要实行，因贵族外戚反对而止。他的选举任官计划，本和汉文帝以来的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及举“贤良文学”的制度无甚冲突，故更容易实行。
武帝元封五年（前106）诏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域者”，这更近于董仲舒的主张了。他的太学计划，也在武帝时实行。元朔四年（前121）诏曰：
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成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予是给与）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汉书》六）
那时的丞相是公孙弘，他和太常孔臧、博士平等议奏道：
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复是免徭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