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君主又极力提倡道士派。燕昭王、齐威宣王使人入海求神仙，秦始皇功业更盛，长生不死的妄想也更利害。汉高祖本是一个没有学术的无赖，所以一面用太牢祭孔子，一面又立了许多淫祠（见《郊祀志》）。
文帝信公孙臣的土德说，新垣平的望气说，那时的儒生如贾谊之流，也倡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黄，数用五”种种道士的话。到了武帝，迷信鬼神、仙人、方士、封禅、祠灶、祠后土、祠太一，做种种极可笑的事。
方士中，如少翁封文成将军，栾太封五利将军，一月中，得四个将军印。封乐通侯“赐列侯甲第、童千人，又以卫长公主妻之，赍金十万斤。……天子亲如五利之第……”又刻玉印曰“天道将军”，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将军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大见数月，佩六印，贵震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搤掔（古腕字），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郊祀志》）
五利将军、乐通侯、天道将军、栾大的信士弟子刘彻，就是那个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兴太学，尊儒术的汉武帝。有了这样的皇帝来提倡儒术，儒术自然不能不穿上一件天道将军的“羽衣”，方才可以立得住脚。
所以武帝叫那班儒生博士议封禅的典礼，“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上于是乃令诸儒习射牛草封禅仪数年。”……“天子欲仿黄帝以接神人……而颇采儒术以文之。群儒既已不能辩明封禅事，又拘于诗书古文而不敢聘。上为封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于是上尽罢诸儒弗用。”可怜他们白白地费了“数年”工夫去学射牛，究竟还不配参预那“比德于九皇”的封禅大典！（以上所引书皆见《汉书·郊祀志》）
以上所说，乃是儒学渐渐同化于“道士派”的略史。以下再说“道士派的儒学”。
一、道士派的《春秋》学
《汉书·五行志》说：“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仲舒本传也说他“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
我们闭了眼睛还可想见那位“一代儒宗”叫人闭了南门，禁人举火，他自己站在北门城楼上指挥用水洒人的妙景（此用颜师古注语意）。上章已说过董仲舒论“天人相与之际”的学说了。
他论《春秋》灾异之变的根本学说是：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老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对策》一及三）
这种说话，依我看来，全不是《春秋》记灾异的本意。孔子若真是“不语怪力乱神”，又主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人，决不致有这种思想。况且孔子的天道观念多属于自然的。
《论语》里还偶然有主宰的天的观念（如“天生德于予”，“知我者其天乎”之类。）《易·系辞》的天便完全是自然的天。似乎不致有这种完全“谆谆然命之”的天。细看《春秋》所记灾异，都不过因为是“灾”、是“异”，故不能不记，并无他意。
例如，隐三年日有食之。《公羊传》曰，“何以书？记异也。”五年螟。《公羊传》曰，“何以书？记灾也。”又如桓三年一面记“日有食之既”，一面又记“有年”。可见记灾异与记“有年”同为史家本分的事，并无深意。
又如宣十五年书“初税亩”，又书“冬蝝生”（“蝝”是蝗虫子。）《公羊》、《穀梁》两传都以为是税亩的天灾（《穀梁》此条语意不大明白）。但次年即大书“冬大有年”。又可见书“蝝生”与书“大有年”同为史事，并无天人感应之理。《汉书》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一个“始”字明说他始创这种灾异感应之说，并非《春秋》的原意了。
我以为董仲舒所以造出这种学说的理由，只因为他有一个“屈君而伸天”的观念（说详上章），要想用灾异的话来做一种裁制君权的利器。那是有深意的主张。再不然，便是因为他本是有道士气的人，心中迷信天变阴阳之事，故附会《春秋》以成此说。这是无深意的主张。
无论怎样，董仲舒创出了这灾异派的《春秋》学。这一派的根本方法（逻辑）也要算他所说的为最明白。他说：
《春秋》之道，举往以明来。是故天下有物，视《春秋》所举与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伦类以贯其理，天地之变，国家之事，粲然皆见，亡所疑矣（“议高庙高园便殿灾”，见《五行志》）
这是一切灾异家的逻辑。其实只是一种极浮浅的“历史的援例法”。所重的只在“同比”“伦类”的现象。
例如《春秋》定二年，两观灾，天意要鲁侯去“僭礼之臣”，哀三年，桓宫、釐宮灾，“天意若曰，燔贵而去不义”；哀公不能懂得，故四年亳社又灾。凡此皆天意欲鲁国“去乱臣而用圣人”。这都是历史上的例。
今武帝时辽东高庙灾，后来高园便殿又灾，是与《春秋》所书为“同比”，由此类推，可见天意要武帝“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
……在外而不正者，虽贵如高庙犹灾燔之，况诸侯乎？在内不正者，虽贵如高园便殿犹燔灾之，况大臣乎？此天意也。”（《五行志》上）这种论理，全是援例类推之法，一切灾异家，无论《春秋》派、《洪范》派，所用的都是这种论理（参看《五行志》）。
附会《春秋》的灾异家，董仲舒之外，如他的弟子眭孟、吕步舒皆是；还有刘向治《榖梁春秋》，刘歆治《左氏传》，两人又皆傅会《洪范》，另见下节。
二、道士派的《洪范》学
《洪范》一篇，《左传》引三次，皆称《商书》《襄三》《文五》《成六》。《墨子·兼爱》下引作《周诗》，《吕氏春秋》引两次，称《鸿范》（《君守》《贵公》）；《荀子》引两次，称《书》（《修身》《天论》）。汉以前人所引《洪范》的话，不过这几处，却没有一处引到五行之说的；所引的大都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等格言。
又《孔丛子》论《书》说：“《洪范》可以观度。”又说：“吾于《洪范》见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恶而质人之美也。”若他所说是今本的《洪范》，这话便毫无意义。
因此，我疑心《洪范》原本不过是一些道德常识的格言，并无那些道士派的话头。更可疑的是《汉书·五行志》把《洪范》篇首自“惟十有三祀”起，至“彝伦攸叙”一段特别提出，以为是武王问《雒书》箕子对禹得《雒书》之意，又把“初一曰五行”至“次九曰响用五福，畏用六极”，六十五字特别提出，说是“《雒》书本文”。
《五行志》所引是刘歆的话，刘歆是古代第一个造假书的老手。我疑心《洪范》原文已被后来的阴阳家添入许多道士的话语，又被刘歆傅会作《雒书》说“八卦九章相为经纬”，从此《洪范》更成了道士的书了。
这是说《洪范》本文。汉代出了一部《洪范·五行传》为《洪范》逐章作传，每章说灾异的感应。例如：
《经》曰，火曰炎上。《传》曰，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则火不炎上。
《经》曰，貌曰恭。《传》曰，貌之不恭，是谓不肃。厥咎狂，厥罚恒雨，厥极恶。时则有妖服，有龟孽，有鸡祸，有下体生上之痾，有青眚青祥，唯全沴木。
《洪范·五行传》不知是谁做的，相传是伏生所作，似乎太早了一些。武帝时有夏侯始昌预算到柏梁台要有火灾，后来果然应了。夏侯始昌传他的族子胜，胜依据《洪范·五行传》预言霍光废立之谋，因此大见信用。
这一派遂渐渐传播，与《春秋》派并立。后来刘向眼见他刘家的权势要被王家夺去了，于是用他从前铸假黄金，（向信“神仙使鬼物为黄金之术”，为宣帝炼金不验下狱，系当死得免。）教人诈上变事（向后使其外亲上变事，事发下狱，坐免为庶人。）的作伪手段。
先傅会《穀梁春秋》，说灾异之故，后来又变计用《洪范》作根据，“集合上古以来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
《洪范》一派，由经到传，由传到传论，遂为灾异学的大成。后来谷永、孔光、刘歆诸人都属于这一派。
刘向虽曾经两次以作伪下狱，却居然在历史上博得一个正人忠臣之名。后来他儿子刘歆的作伪手段更高了，居然做了王莽的开国国师。这都是《洪范》派的大人物！（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虽然也有过当之处，但他的大意却不错，可供学者参看。）
三、道士派的《易》学
《汉书·儒林传》说：
自鲁商瞿子木受《易》于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史记》作“庄”）。及秦禁学，《易》为卜筮之书，独不禁，故传受者不绝也。
汉兴，田何……授东武王同子中（《史记》作“仲”）、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同授淄川扬何齐，即墨成，广川孟但鲁，周霸莒衡胡、临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
田何的弟子丁宽传田王孙，王孙授施雠、孟喜、梁丘贺。孟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腠，独传喜”。这可见田何一派的《易》学乃是《丁宽传》所说“言训故，举大谊”的《易》学。
到了孟喜（当昭帝、宣帝时），方才把“候阴阳灾变的易家并入田王孙一派。后来孟喜传焦延寿，延寿用易推算奸邪盗贼，著有《易林》六十四卦，各有六十四题，总四千零九十六题，每题有辞，如今世之签诗筊辞。
如《观》之《贲》云：
“东行无门，西出华山。道塞畏难，游子为患。”
又如《贲》之《明夷》云：
“作室山根，人以为安一夕巅颠，破我壶飱。”
延寿又有分卦直日之法，以一爻主一日，六十卦为三百六十日，余四卦震、离、兑、坎，为方伯监司之官。各卦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以其日占其善恶。
后来宋人邵雍的《先天卦气图》，即用此法，但去乾、坤、坎、离四卦与焦氏不同。延寿传京房，用此法更精明，推说灾异更为灵验，元帝大信用他。后因与石显、五鹿、充宗等有仇，竟死在他们手里。道士派的《易》学，到京房可算大成。
后来《易》家所谓“世应、飞伏、六位、十甲、五星、四气、六亲、九族、福德、形杀”，皆起于京房。现代的时宪书上所载种种禁忌，宜不宜，及天恩天德等名目，大都起于他。他又自称“道人”，可见“道士”一派的正式成立远在张道陵之前。
四、道士派的《诗》学
孔子是一个有文学眼光的人，故他选那部《诗经》替人类保存了三百篇极古的绝妙文学。这部书有无上的文学价值，没有一毫别的用意。不料后来的腐儒以为孔子所删存的诗一定是有腐儒酸气的。所以他们假造《诗序》，把那些绝妙的情诗艳歌都解作道学先生的寓言。
如《周南》各篇本多是痴男怨女、征夫思妇的情诗，那些腐儒却要说是后妃之德，文王之化。如《关睢》一篇，本写男女爱情，从极无可奈何的单相思到团圆。
所以孔子说他“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腐儒偏要说是“后妃悦乐君子之德，慎固幽深，若雎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王化成。”
所以《诗》学到了汉朝，可算得遭了一大劫。后来宋儒无论如何总跳不出这个“后妃之德，文王之化”的圈子。
但是这是文学史上的问题（耶教之《旧约》中多纯粹文学的篇章，也被后人解为宗教神话的寓言）。文学变成了道学，却还没变成“道士派”。不料后来有“齐诗”一派，居然把《诗经》也做成道士派的根据。
这一派《诗》学的道士可用翼奉做代表。翼奉治齐《诗》，与萧望之、匡衡同师（萧、匡也用《诗》论政治得失）。翼奉说“《易》有阴阳，《春秋》有灾异，《诗》有五际”。又说“臣窃学齐《诗》，闻五际之要。”我们究竟不知道他的“五际”是什么东西，大概就是他的“五性”。五性是肝性静、心性躁、脾性力、肺性坚、肾性智（晋约诰）。他说：
诗之为学，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兴废。观性以历，观情以律。明主所宜独用，难与二人共也。
他不但把诗和律历联合起来，还把律历学的诗当作一种政治的秘术。他说：
治道要务在知下之邪正。……知下之术，在于六情十二律而已。
他把六情十二律分表如下：
北方之情 好 好行贪狼，申子主之。
东方之情 怒 怒行阴贼，亥卯主之。
南方之情 恶 恶行廉贞，寅午主之。
西方之情 喜 喜行宽大，己酉主之。
上方之情 乐 乐行奸邪，辰未主之。
下方之情 哀 哀行公正，戌丑主之。
他用这法，看人来的时辰是什么，是邪还是正，便可定来人的邪正。如平昌侯去见他，三次都是“正辰加邪时”，便可断定他是一个“邪人”。
这种议论固是荒谬绝伦。但是这种荒谬绝伦的议论在当时居然受经学大师的推荐，得天子的敬礼。元帝还正正经经的同他讨论“善日邪时”，与“邪日善时”的区别，只此一端，便可见当时思想黑暗的程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