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年革命
历史学家亨利·康马杰认为，在约翰·亚当斯执政的后期，如果法国人很爽快，哪怕只派一个班登上美国土地，或者有某个“煽动叛乱的外侨”在一场真正的阴谋事件中被捕获，那么，1800年总统选举的结果就可能大有不同。但是事实上，外部敌人并没有在美国本土上出现，而亚当斯政府却开征了新的直接税，美国民众先前那种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便骤然降温了。与此同时，美国的海上中立权利和中立贸易受到英国的打击，美英矛盾有再度激化乃至发生新的战争的可能。这种情况必然成为国内党派斗争的焦点，并进而影响18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1800年大选时的总统候选人，是由国会内的党团会议决定的。党团会议是两党在国会两院中分别召集全体党员议员举行的秘密会议，以推选两院党的领袖，讨论本党对重要议案的政策和策略，推选总统候选人。民主共和党这次一如1796年大选那样，继续支持杰斐逊和伯尔。杰斐逊对自己在联邦党人把持的政府中担任徒有虚名的副总统一直忿忿不平；现在，他决定要改变这种自己毫无实权的状况，要竭尽全力赢得大选的胜利。
早在1799年初，杰斐逊就写信告诉他的朋友麦迪逊说，即将来临的夏日是“有计划地大干一场和做出奉献的季节。发动机就是报纸。
人人都必须掏出腰包和拿起笔来做贡献。”在竞选过程中，杰斐逊四处游说，散发政治小册子，号召支持者给报纸写文章，阐述民主共和党的政策主张。杰斐逊的活动得到了绝大多数民主共和党人的支持。
相比之下，联邦党人就不够团结一致了。他们只是很勉强地提名约翰·亚当斯和曾经参加过“X、Y、Z事件”使节团的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为总统候选人。但是，对亚当斯外交政策深感不满的联邦党领袖汉密尔顿却存心要拆亚当斯的台。汉密尔顿表示：“我将永不再用我的直接支持来为他负责，哪怕其后果是杰斐逊当选也罢。如果我们非有一个敌人来居政府首脑之位不可，那就让他是一个我们能够反对，而且无须为他负责的人吧，这样一个人将不会把我们的党卷入他所采取蠢笨措施的那种耻辱之中去。”汉密尔顿倾向于平克尼，认为平克尼比亚当斯更有资格、更有能力担当起总统的重任。为了说服联邦党的其他成员转变立场，他给他们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把亚当斯的品行和他的对内对外的政策说得一无是处：“我可以毫不隐讳地告诉你们，他根本不具备管理政府的能力，他身上有许多难于克服的缺点，他完全不配当总统：他生性多疑，脾气暴躁，是一个卑鄙、傲慢、偏执的人。”
汉密尔顿本不打算将信件内容公布于众的。可是，令他难堪的是，此信的副本不知怎么搞的却落到了民主共和党人伯尔手中，伯尔很快将它交给报界发表。消息传开后，亚当斯的声誉受到严重损害，这反过来加重了民主共和党取胜的砝码。虽然联邦党的一些作家撰文替总统辩解，但已无济于事。因此之故，亚当斯怒不可遏地把汉密尔顿斥责为“阴谋家，世界上最大的阴谋家……一个丧尽天良的家伙……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
然而，联邦党内部并没有无休止争吵下去。不久他们即调整了策略，把攻击的矛头转向民主共和党人，特别是杰斐逊。他们向公众宣传说，民主共和党人都是些没有财产的人，假如这些人获胜上台，有产者就要遭殃；马萨诸塞州的费希文·艾姆斯呼吁联邦党要在报纸上“不断敲响提防杰斐逊的警钟”，认为杰斐逊是雅各宾派在美国的“同路人”。
一份联邦党的传单上这样写道：“一切有识之士是否认真想过，如果杰斐逊当上了总统，‘激进的雅各宾派’篡夺了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些保障我们的生命免遭杀害、保护我们的妻女免遭蹂躏、保卫我们的财产免遭掠夺、保佑我们的宗教免遭亵渎的道德观念是否会被践踏和抛弃？”
联邦党人还企图利用宗教问题来攻击杰斐逊，指责他“抵制基督教并公开宣称信奉自然神论”，不相信《圣经》。他们认为“全国要求一个自然神论者就任第一把手的呼声，必须被看作不啻是对上帝的背叛。”
纽约州有一位叫约翰·梅森的牧师也加入了诽谤杰斐逊的行列，在他起草的《告基督教徒书》一文中告诫国民说：“杰斐逊是一个十足的异教徒，他著文攻击圣经，公开宣布不信奉基督教教义；他不守安息日，不去教堂做礼拜；他对基督徒顶礼膜拜的东西嗤之以鼻。”
联邦党身为执政党，在竞选过程中自然占了许多便宜，他们不断地给自己脸上贴金，将合众国的繁荣景象都归于“流芳百世的华盛顿首创的政府及其德高望重的继任者坚定不移地奉行政府的各项贤明准则。”
对此，民主共和党人则毫不示弱，他们再三提醒选民，杰斐逊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称得上是美国的“民主之魂。”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共和党委员会在其向选民发表的正式演说词中说：“作为自由之友来看，我们认为杰斐逊是首屈一指的，而且在维护自由方面也只有他才能提供好的经验。”民主共和党试图使人们相信，联邦党人的目的是要使全国屈从于北部的豪门政治，并最后屈从于充当乔治三世附庸的某个小帝王。它的喉舌———费城的《曙光报》声称，由联邦党人当总统就会出现战争，而若由杰斐逊当选总统就意味着和平。因此，“和平之友将投杰斐逊的票，而战争之友则会投亚当斯或平克尼的票。”
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德裔移民中间，还曾盛传过一则流言蜚语，是关于约翰·亚当斯的个人道德问题的：亚当斯总统派他的心腹从英国弄回来两个情妇，一个是法国人，一个是德国人，后来却把那个德国女人打发走了。据说，这是造成后来亚当斯失去宾夕法尼亚州选票的一个重要原因。民主共和党人还别出心裁，首次为美国历史上的总统竞选发动作词谱曲，成立了“杰斐逊和自由”的活动团体，他们高唱着赞美杰斐逊的歌曲：“欢乐鼓舞吧，哥伦比亚的儿子们！欢乐鼓舞吧，永远不向暴君屈服和乞求！只有心脏、灵魂和声音溶合在一起，为了杰斐逊，为了自由！”
总起来看，这次总统竞选的气氛十分紧张，直到最后一州选定的总统选举人报上来，才能确定选举结果。从4月初至12月初，全国上下都在注视着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的选举结果揭晓。在此期间，杰斐逊的一言一行都格外谨慎，唯恐私下里写的信会被捅到报纸上，授人以柄，从而影响到自己的前程。
到11月底，仍有3个州的情况不甚明朗。在宾夕法尼亚，民主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同联邦党的参议院在用何种方法挑选总统投票人的问题上争执不休；在罗得艾兰，又过了几天，传来了联邦党获胜的消息。
这就意味着亚当斯得58票，杰斐逊得57票。如果宾夕法尼亚不投票，南卡罗来纳的8张选票将最终决定大选结果。而南卡罗来纳州由于查尔斯·平克尼的积极活动，是最有可能支持联邦党的。所以，许多联邦党人有理由对大选结果感到乐观。
12月2日，南卡罗来纳州议会选出了该州的总统选举人。而此时的宾夕法尼亚州议会两院也达成了妥协：州的选票分为两拨，8票投给杰斐逊，7票投给亚当斯。决定联邦党和民主共和党孰胜孰负的关键是南卡罗来纳州，其结果出人意料，该州8名总统选举人均投了共和党的杰斐逊和伯尔的票。从全国来看，共和党得到的选举人票占有多数。
然而，联邦党人还没有完全失去信心，各州的选举结果陆续公布，这仍给他们带来一线希望。由于没有一个人胆敢放弃他的第二人选票，致使民主共和党的杰斐逊和伯尔不分上下，各得73票而同居首位；联邦党的亚当斯和平克尼分别得65票和64票。1801年，以州为单位进行表决的众议院，得在杰斐逊和伯尔两人之间选择，因为总统候选人必须获得过半数州的票才算当选。
联邦党人看到了用支持伯尔的办法来挫败他们敌人的机会，便宁愿选一个柔顺无耻而腐败的政客，而不要一个“危险的激进主义者（指杰斐逊）。由于两党势均力敌，以致众议院在1801年2月17日前接连举行了35次无记名投票，但一直没有打破僵持局面。因为后来若干联邦党议员投了空白票，使伯尔一直保持的6州票减为4州，杰斐逊增加2州票，总票数过了半数，从而使他获得了大选的成功。这时离亚当斯任期届满的3月4日，只有两周的时间了。
1801年3月4日中午，当选总统杰斐逊在波托马克河畔的哥伦比亚特区举行了简朴而又庄重的就职典礼。新首都华盛顿市当时仅仅有6，000人口。
美国国会在1790年做出决定，把首都从费城迁到哥伦比亚特区。
当时由华盛顿总统选定的地址，就在波托马克河上游距离蒙特维尔庄园数英里的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这座以华盛顿的名字命名的新首都由一位法国工程师设计，国会大厦和白宫的位置是杰斐逊所建议的。
10年过去了，华盛顿仍显得十分空旷，只在荒野与河流之间稀疏地散布着几幢建筑物。所谓宾夕法尼亚大街只是一条宽阔的空地，满布着树桩和赤杨丛。由国会大厦通往西北，穿过一片泥淖，直达简朴而典雅的行政大厦———白宫。最初，白宫的数百间房舍，大都是木结构建筑。
在它周围地面上的红色粘土，天气干燥时变成微细的灰尘，雨天则成为泥浆。成群的蚊子在新来到的人们中间传播着疟疾。几丛优美的百合树，便是新首都仅有的美好自然景色了。1804年一位欧洲人在游历美国后，对华盛顿作了这样的描述：“虽然除了树木和杰斐逊他们别无所见，那地方必将街衢纵横、普降大贤。”后来，这个“远景宏伟的都市”（葡萄牙驻美公使语）终于按照它的规划成长起来了，但直到19世纪中后期，与巴尔的摩、查尔斯顿、波士顿等城市相比，它仍旧是不整洁的。
1801年3月4日，在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约翰·马歇尔的主持下，新总统杰斐逊顺利地举行了就职典礼。对此，一名观察者写道：“今天上午我亲眼看到一个自由的民族历来所能见到的最有趣的一个场面。执政当局的更迭在任何政府和任何时代，向来多半会成为混乱、逞凶和流血的时期，在我们这个幸福的国家里却进行得绝无任何骚动和紊乱。”
在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个当权的政党接受了选举上的失败，并把政府移交给了它的反对者。年轻的共和国经受住了一个新国家可能会遭到的一次最严重的考验。
杰斐逊是以理想主义著称的政治家，但是他的首次就任总统职位的演说却显得非常务实。他没有指责联邦党人是君主主义者，而是安抚他们，吁请他们回到真正的共和主义的庙堂里来；他尽力弥合党派斗争造成的裂痕，争取温和的联邦党人的支持。他真诚而又充满信心地讲道：“我们都是共和主义者，我们都是联邦党人。如果我们中间有任何人希望解散这个联邦，或者改变它的共和政体，那也不要去触动他们，从而显示他们也能安然无恙。有了这种安全，错误的意见也就能得到宽容，而任凭理性来自由地与之较量。”这个政府是“世界的最好希望”。决不能“由于在理论上和幻想中担心”它不够强有力而抛弃它。
“有时人们说，人在管理自己方面是不能信赖的。那么，还能信赖他去管理别人吗？”
“大自然和辽阔的海洋仁慈地把我们隔开，使我们没有牵累于地球上四分之一的地区所发生的那场毁灭性浩劫。……拥有一片得天独厚的国土，地域之广袤足以供千秋万代的子孙享用……同胞们，确定还需要一种东西，那就是一个明智而节俭的政府。这个政府可以阻止人们自相残杀，另一方面，则任凭他们自由地处理劳动谋生和改善处境的活动，而且也不会从劳动者手中夺走他们挣来的面包。这乃是良好政府的要旨所在，也是使我们的吉祥好运臻于完善所不可或缺的东西”。
托马斯·杰斐逊若干年后回想其毕业忙碌的往事，认为自己当选为总统，标志着一场真正的革命，正如同1776年时的美国革命一样。说自己把国家从君主制和军国主义中拯救出来，使它恢复了共和制的纯朴。历史学家虽然不尽同意杰斐逊的夫子自道，但又普遍承认他在1800年当选为总统“实在是预示了一个更广泛的民主时代的来临。”联邦党人艾姆斯曾预言，有了一个“雅各宾派”的总统，美国就会遭到一次真正的恐怖统治。可是，随后的4年却是民主共和党最平静的一届执政期。这次选举所带来的是人事变动多于政策变动，是联邦政府从哈得逊河移往波托马克河，而不是削弱中央政府以利于各州。其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一直总是由一位弗吉尼亚人在白宫实行统治，即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和詹姆斯·门罗。他们每人都任职两届，又都是由国务卿继任的。而且在1825年之前的5位总统中，除约翰·亚当斯外，其余4位均来自弗吉尼亚。这就是美国历史上的“弗吉尼亚王朝”。
在联邦党人统治时期，虽然选举权很普及，许多人却不愿行使它，各州政治大都为绅士阶层所把持。杰斐逊执政后，选民人数有了惊人的增加。他曾在他在世的最后一封信里写道：“所有的眼睛都已经或正在向着人权睁开。科学之光普遍照耀，已使人人得见这一明显的真理———人类并非广大群众生来背上带有鞍座，而少数人穿着带刺的长靴、独蒙上帝恩准可以合法地来乘骑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