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二月，我接连拜读《人民政协报.春秋周刊》刊发的三篇大作，即10月26日《毛泽东惟一的私章》、11月2日《傅抱石刻印不是毛泽东惟一的私章》及12月7日《毛泽东的私章不止两方》。思来想去，我仍要写篇短文来印证薛连清先生文中所言：“……有关篆刻大家为毛泽东主席治印的历史文献还会不断的发现。”的确，篆刻大家为毛泽东治印的还有，如我的恩师钱君匋先生就曾两次为毛泽东主席治印。
第一次是1949年11月3日，当时钱君匋先生44岁。他为毛泽东主席刻了两方印章：一方是“毛泽东印”白文印；一方是“润之”朱文印。印章是托时任文化部部长之职的同乡老朋友沈雁冰先生转交给毛泽东主席的。我后来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出版的《钱刻文艺家印谱》中见到此印拓，只可惜该书只收了“毛泽东印”一枚，印面为1.5厘米见方，印章石长6厘米。正书边款，文日：“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日赴京倚装作润之先生削正钱君匐记”。
第二次是1961年12月。钱君匋先生时已56岁，正完成一部由100方印章刻制出来的《长征印谱》，印谱内容是根据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一书完成的，他篆刻了红军长征所经过的城镇、关隘、名山、大川名称。大作完成后，叶恭绰先生、潘伯鹰先生分别为其作序，正当钱君匐先生创作兴趣浓厚之时，毛泽东主席的秘书田家英通过上海博物馆，请钱君匐先生为毛泽东主席刻“毛氏藏书”印一方。钱君匐先生不仅为毛泽东刻藏书印一枚，同时还为田家英同志刻了“田家英印”一枚，刻完后交上海博物馆带去北京的。时隔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致函钱君匀先生，对他为毛泽东主席刻的藏书印和为田家英刻印表示感谢。这方印文日：“毛氏藏书”朱文印，爨书边款：“辛丑（1961年）除夕君匋制）。印面为2.9厘米见方。从印拓看，边款似乎是在印顶部所刻，故无法得印的高度。为毛泽东主席刻的这三方印，我从未听恩师对我说过，因此无法知晓印章用料为何石质，待查考。
看钱君匋先生刻”毛泽东印“，确实给人一种庄严稳健，典雅秀丽之美感。钱老巧妙地运用了汉代私玺的风格，着笔方中见圆，刀势洒脱流畅，布局匀衡，构图适当。由于这方印风自汉印来，其风格极为浑朴厚重、苍劲古拙。此时的钱君匀先生心境特别舒畅。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守护刚解放的上海城市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严明纪律，使钱君匐深受感动。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百忙中又约见了他。7月，应邀赴京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9月间，上海出版界又组织他到东北考察参观，在老解放区看到和听到的一切，不仅开拓了他的思想和视野，更使他产生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朴素的感情，于是发挥自己拥有的技艺，为毛泽东主席篆刻两方印章以表情怀。“润之”之印未见印拓，想来也一定严谨端庄，明快秀雅。
看钱君匐先生刻“毛氏藏书”之印，可见先生篆刻水平已达炉火纯青的顶峰时期，其一“毛氏藏书”四个字笔画差异太大，“毛氏”两字仅8划，而“藏书”两字就有30划，如何使这四个字组合得好，就很伤脑筋。钱君匋先生即充分发挥他的艺术素养和技能，朱文刻制，镌刻时一丝不苟，用刀娴熟流畅，线条曲直匀称。“毛氏”两字稀疏，但松而不散，“藏书”两字则紧而不板，笔画之间虚实相当，整个印面气韵生动，耐人玩味。这枚印可谓钱君匋先生篆刻中佳作之一。
综上述，本文应定题为《钱君匀曾为毛泽东治印》，而命题《再谈毛泽东的私章》，其原因是本人从艺30余年，酷爱读书，故而发现毛泽东主席所拥有的印章还有几枚，不妨再谈谈，为对这方面有兴趣的朋友提供研究资料。1929年之前，毛泽东曾有过一枚“毛泽东印”的印章，此印曾分别在多处出现过，如1929年2月13日，毛泽东和朱德两人签署的一份红四军筹款公函上；1936年7月15日在派汪锋、周小舟到国统区抗日的介绍信上；1937年7月13日在给对日作战总方针的题词上等。还有，1945年10月份，毛泽东在重庆应柳亚子先生要求在他的册页上书写了《沁园春.雪》一词，词末并写道：“沁园春一首亚子先生教正毛泽东”，后来柳亚子先生即请人刻了两方毛泽东的名号印章，补钤在册页毛泽东词署名处后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曾写信致谢。其次，齐白石先生为表达对毛泽东主席崇敬之情，在1950年国庆节前，齐白石先生从家挑选一对雕有狮钮的对章料为毛泽东刻了两方印，白文为“毛泽东”，朱文为“润之”。再则，1963年，毛泽东嘱时任全国工商联的首席代表陈叔通先生，代求刻藏书印一枚，陈叔通先生即请上海篆刻名家吴朴堂先生为毛泽东刻了一方“毛氏藏书”的印章。另外，现陈列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内的一方印，印石为上等寿山冻，呈黄色透明状，印钮为镂雕双龙，文日“毛泽东”，这是著名书法篆刻家邓散木先生刻赠给毛泽东的，等等，等等。毛泽东主席健在时确实拥有诸多印章，只不过我等了解甚少，我想薛连清先生的话是对的“有关篆刻大家为毛泽东主席治印的历史文献还会不断的发现。”
（原载2002年1月11日《人民政协报》）